来源：封面新闻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摄影 雷远东
1月29日，农历腊月十九，是苏轼987岁的“生日”。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东坡大家讲”系列在眉山三苏祠博物馆迎来了崭新一讲。文化学者刘墨以“苏东坡和他的朋友圈”为题，带领线上线下观众一起见识到大文豪苏轼庞大的朋友圈以及他所展现出来的为人处世原则和人格魅力。
关于苏东坡的传记作品众多。其中有两个现代人所写的东坡传记经常为人称道：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和李一冰的《苏东坡新传》。在刘墨看来，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不仅了展现苏东坡一生脉络故事，也是一个当代作家对古代作家所做的非常有效的心灵沟通和理解。《苏东坡新传》的作者李一冰则因为曾亲身感受过人生的至暗时刻，所以对苏东坡的乌台诗案，有特殊的感受。面对同一个写作对象，“如果说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是神采飞扬的，那么李一冰的笔调主体就是沉郁的。李一冰对苏东坡遭遇坎坷的经历似乎深有同感，写起来尤其沉痛。当我们读林语堂这本书的时候，会感觉到上升，读李一冰的时候，则会感觉到沉下去。”
但不管是林语堂还是李一冰，他们在叙述、呈现苏东坡一生时却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把苏东坡当成书中唯一的主角展开。苏东坡一生中遇到的那些对他命运影响巨大的人物，往往只是以片段或者瞬间出现，没有机会得到详细的阐述。我们从中看不到苏东坡那些朋友圈的具体变化。”
众所周知，了解一个人，除了定睛在其本人身上，从其来往的朋友圈也可以彰显出更多的面相。这也是刘墨本次演讲分析苏东坡重点论述的方向：花费很大精力去剖析苏东坡与王安石、司马光、张方平、黄庭坚等人之间的关系，试图从“他人的角度”更深了解苏东坡本人。“我发现，从不同的人那里，可以看到不同面向的苏东坡。苏东坡就像一颗钻石。只要动一个方向，就会看到不同的光彩折射而出。这种丰富性，是令人惊叹的。”
东坡人格光明：
不羡慕不嫉妒不巴结，同时也不动摇不改变
宋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较高。著名学者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当下一些学者也称宋代是“现代文明的拂晓时辰”。繁荣的宋代，也孕育了大量的卓越文人。中国古代散文界“唐宋八大家”中，宋人就有六位赫然在列。这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眉山苏东坡。
这跟苏东坡本人的影响力大密切相关，也跟宋代印刷术发达有关，在中国古代作家中，有关苏东坡的人生及文学世界的细节史料，保存得很完整很丰富，“远远超过李白、杜甫，更不用说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人。我们可以知道他非常具体的信息，有时候会具体到他在某年某月某日上午见了谁下午做了什么。”刘墨说。也正因此，我们得以在近千年之后，窥见苏轼当年拥有过怎样庞大的“朋友圈”。
900多年前，在通讯、交通条件都很有限的情况下，苏东坡交友之广泛是令人惊叹的。“我曾做过一个统计，苏东坡有名有姓的朋友数量大概有1300个以上。”苏东坡这些朋友五花八门：皇帝、太后、宰相、文士、诗人、官僚、厨师、画家、街头邻居……就像他自己说的：“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整个天下，到处都是他各式各样、各行各业的朋友——有的是正人君子，有的是邪曲小人；有的是生死之交，有的是匆匆一面；有始终不渝者，也有前善后恶者。
刘墨说，如果说交友广泛这一点容易学习的话，那么苏东坡有一点很难学的，那就是“看不到苏东坡的内心有阴暗面。这一点是生而为人很难做到的。他的为人风格非常光明：对他人不羡慕、不嫉妒、不巴结。但是对于自己坚守的做人原则，他也不动摇、不改变。这是他人格的稳固构成。这种做人风格，既讨人喜欢又不讨人喜欢。一方面他遭一些人不待见，但另外一方面，普天下喜爱他、爱慕他的人又特别多。丰富极了，有意思极了。”
苏东坡与王安石、司马光
恩怨纠葛之外，彼此都惺惺相惜
苏东坡经历坎坷，一生在现实谷底和理想云端上下往复。谁在他处于人生低谷时给他以援手？谁是他内心深处真正的莫逆之交？在嘉祐二年（1057）的同榜进士中，有的与他共进退，施以援手，有的却坚决想置他于死地。在他的朋友圈中，有与他政见不同的士大夫，也有平平凡凡的普通人。
在苏东坡庞大的朋友圈中，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是非常重要的三位。刘墨详细讲述了这三位的政治观点、个性特色，以及他们分别与苏东坡的关系。对于苏东坡而言，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除了父母兄弟之外，大概就要属欧阳修了——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之所以能够成就如日中天的文名，无不得益于欧阳修这位伯乐。“王安石是变法的领袖，他比苏东坡大15岁，比苏东坡早中进士15年，也比苏东坡早去世15年。如果说王安石偏向于激进主义者，司马光就更偏向于保守主义者。这两个人的冲撞非常激烈，在当时北宋的政坛犹如一场地震。苏东坡与王安石、与司马光的观点都有区别，他的观点是牢牢放在百姓群众的切身感受和利益身上。”刘墨说。
在刘墨分析看来，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根本的冲突在于，作为经学家的王安石是理想主义者，从富国强兵的角度要救国家于贫弱，因而节省钱物无济于事，所以不妨大胆试验；而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则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认为，养民乃治国之本，夺民所有，官未必富而民乃先贫，远不如培养本源，徐徐取用。也有史学家认为，王安石的新政，代表南方知识分子开明进取的精神，司马光则代表北方人物稳健和保守的传统。而刘墨认为，追溯到二人的学术理念，则是经学与史学之异。如果说在变法运动中，王安石在左，司马光在右，苏轼则居中偏右——这三人同属神宗时期彪炳史册的人物，彼此都曾惺惺相惜。
在苏东坡的时代，有本事的人特别多。一些人物是因为苏东坡提到他，后世的读者才注意到这个人物。“由于人们太爱苏东坡，以至于那些在与苏东坡打交道过程中对苏东坡不好的，会容易粗暴地认为这个人就是坏人，就是我们的敌人。包括我自己都曾经这么认为。后来我修正了这种看法。其实对苏东坡不好的，未必一定就是坏人或者我们的敌人。 因为人是复杂的、多样的，多层面的。比如章惇这个人物，他是苏东坡的敌人，但是他在政治上的才能也是不容抹杀的。”刘墨说。
刘墨特别提到，与普通人物的来往，最能体现出苏东坡的个性。比如苏东坡在儋州与当地百姓的交往细节当中，可以看到他能做到“平等待人并且让普通人也能感受到他的温暖。这是难能可贵的”。
从光明的人物身上获得力量和启示
让自己也光明起来
日光之下，不存在完全没有缺点的人，苏东坡也不例外。刘墨提到，苏东坡爱给人起外号，有时候也会在给别人取外号的时候，无意中触碰到人家的痛处，把握不好刻薄与幽默之间的界限。
在众多关于苏东坡的阐释中，人们往往都会强调苏东坡豁达、超越、淡然、洒脱的一面，“但其实苏东坡也有焦虑的一面，他也会感到肉身的疼痛，感受到刻骨的孤独，也曾灰心到甚至想到自尽。我希望自己走近的是一个真实的、‘鲜活’的苏东坡。”
“他承认人生是有限的，人是有限的。在这种有限性的前提下，如何实现生命的超越，这是苏东坡给我们非常重要的启示。”刘墨说。
刘墨的专业是做历史研究。做历史研究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将对象客体化，但他希望自己在研究苏东坡的时候，“不只是把他当成一个历史人物的标本，去做冷冰冰的分析。而是将之当成鲜活的存在，跟自己的生命是相连的，悲喜是相通的。每当我夜深人静沉浸在与苏东坡有关的史料中时，我始终希望苏东坡其人其事——他的身影，他的生活，他的爱好，他的喜怒，他的内心情感，以及他的艺术世界——能够在我的阅读与写作中‘活’起来，成为我生命的养分。”
刘墨说，他对历史人物进行研究有一个明确的宗旨在于，从中汲取到一种力量、一种滋养、一种启示，就像让一缕阳光洒进幽暗的房间一样，“让自己被这种光所朗照，让自己也光明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