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侵华细菌战是虚构的，是不存在的……”
2020年3月，上海交大特聘教授曹树基在接受《新京报》的采访时，称自己在研究日军侵华战争历史时认为1945年8月的“人为鼠疫事件”并非日本人所为，还表示“中国在‘碰瓷’日本。”
此言可谓是倒反天罡，被一众网友们议论纷纷。
很快，浙江衢州市关工委、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积极发声，强烈抗议曹树基的言行。
他为何要这样说呢？
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
“人体70%是水！”
对于这个常识，或许不少人都有过了解，但是，这个知识点竟然是日本731部队在侵华期间用中国活人做实验而得出的数据。
当时，日军将人关入密闭的实验室中，用高热风一直吹，直到活生生地将人烤死，得到了纯粹的干尸，然后计算出水分占据人体重量的数据。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确实有人曾根据“阿基米德定律”，将人放在一个特定的容器中，测量出人的体积，再用人的体积乘以水的密度得出质量，质量再减去费容量占水的质量后，除以人的体重，得出“人体70%是水”的数据。
当然，这种按照定律换算的方式，存在误差。但是，谁也没想到要用活人做“干燥实验”，毕竟太惨绝人寰。
可是，这偏偏是日本在侵华战争时期的所作所为，也就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
“明治维新”是日本崛起的开始，同时也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蔓延的开端，而在这个过程中，侵略扩张成了他们的目标。
那时，单纯的武力扩张，已经满足不了日军的邪恶念头，又将主意打在了“细菌战”的身上。
1916年，日本陆军军医学校纳入“细菌学”教学，1918年，日军陆军省医务局研究“细菌战”，还打出“要研究出一种或多种人力无法抗拒的秘密杀人武器”的口号。
这种完全“反人类”的暴行，无论是处于哪种目的，都必将被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当时，无论是各种研究，还是军事发展，对日本经济而言都是耗钱又耗力的，因此，他们瞄上了旧中国这块大肥肉。
其实，那时，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已经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泥沼中苦苦挣扎，哪里能抵抗得住来势汹汹的日军呢！
日军首先看中的，是工业发达的东北。当然，这之外也有对东北这个战略地位特殊的原因，是苏联的门户，又远在中原地区等一众抗日情绪激昂的是非地之外，而且温度适合保存菌种。
1933年8月16日，在“918”事变过去不到两年时间，日军又急促地“加码加注”，率先在哈尔滨宣化街和文庙街一带，秘密建立了“石井细菌研究所”，对外称“防疫部”。
1940年，加茂部队入驻，并在1941年5月改用秘密代号——“满洲731部队”。
随着大量部队人员以及专用线、飞机场等军用设施的逐步完善，这个专门从事细菌武器生产和细菌研究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秘密军事机构，终于落成。
直至1945年，苏联的先遣部队抵达中国，而日本731部队只能仓皇而逃。
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日军731部队残害了无数百姓，尤其是以“活人做实验”的过程中，残害中国人（包括蒙古人）、前苏联人士共计3000人，而在中国黑龙江、湖南、江西、浙江、云南等地区进行的细菌战，更是造成数十万的死伤。
比如，将活人放入零下196度的液氮中进行速冻实验，导致人体内部细胞全部死亡；将活人放入封闭的实验室中进行蒸烤，直至人体没有一丝水分。
甚至为了考验人性，将一对母女放在实验室里蒸烤，看谁会牺牲自己让对方踩在自己的身上。
种种恶行，令人不寒而栗。
而至于“人为鼠疫”事件是日本731部队所为，更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证据。
1940年6月中旬，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西大街的居民陈万弟突得一种怪病，先是发高烧，后皮肤上竟然慢慢渗出血来，6月17日病亡，期间无一个医生能提出有效的治疗方法，甚至都不知道其得何病。
然而，更令人没有想到的是，短短一个月时间里，整个农安县城出现了与陈万弟一样的病例，以至于是家家戴孝、户户发丧。
当时，不少人猜测：“难道是黑死病？”即便不是，也是一种疫病，“从何而来”则让人把目光放在了驻扎当地的731部队上。
而事实上，这就是日本731部队为了验证所谓的研究，而在一个县城所进行的实验，而后派出的所谓“防疫队”，也不过是让人实地考察“实验结果”，以及收集“活鼠、跳蚤”之类的活物进行细菌培养，甚至还抓获了一种受感染的中国百姓。
这绝非空穴来风，而是在后面经过人证、物证的证实。
上世纪70年代，一名在731部队服役过的高桥正彦撰写了《高桥正彦鼠疫病菌论文集》，储存在日本庆应大学，由日本历史学者松村高夫重新清理得知。
上面记录了731部队进入农安县城后的一系列活动，称“沟鼠的病菌传染给人是最直接的传染途径”。
2011年7月，713部队中的重要成员金子顺一的《金子顺一论文集》在日本国会集书中被发现，其中《PX效果算法》中详细记录了日本731部队在农安县城的投毒事件，与第一个死亡的陈万弟的得病时间相对应。
2021年8月，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解密了一批二战时期的秘密文件，上面也详述记录了日军做活人实验的种种，其中包括人体感染鼠疫、炭疽病、霍乱、伤寒和气坏疽等致病细菌的实验。
并且，日本发动鼠疫战导致我国受伤的人大有人在，他们中有很多后人，存活于世讲述那段悲痛经历，以及进入这方面成了学者。
衢州的吴建平就是其中一个。
他称：“我的亲人就死在那场衢州鼠疫中，父亲还曾在2001年去日本参加那场官司……想要道歉赔偿以及让施暴者受到惩罚。”
可以说，那场“人为鼠疫”事件，与日本731部队脱不了干系，完全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可是，教授曹树基却不惜以一己之力对抗“公知”，其中又有哪些隐情呢？
误判还是别有所图？
曹树基的学识经历可谓渊博。
1956年4月，他在江西鄱阳，考入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后又进入复旦大学学习，得到博士学位，期间，还发表过多个历史研究的优秀文章，堪称我国历史研究领域的优秀专家。
2004年，曹树基担任上海交通大学的历史系首任系主任，还被聘为二级教授，享受国务院津贴。
这样一个社会地位极高的教授，一定是一言一行都经过深思熟虑，尤其是在公众面前。但他缘何会说出如此不切实际的话呢？
早在2004年，曹树基就曾发表过鼠疫方面的论文，而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又在接受新京报的采访中，讲述了自己近四年来对鼠疫的研究。
他说：“我认为，侵华日军的鼠疫战是建构的，不是历史的真实，如果疫期延长，我将会完成这部名为‘疫期写疫史’。”
曹树基解释了自己的研究发现，称公认的日军发动“鼠疫战”的方式为在选定区域内投放感染鼠疫杆菌的小动物等等，与日军派飞机在衢州洒下含有鼠疫杆菌的谷物方式，完全不同。
他认为：“日军不可能用两种方式投放病菌，而且也不符合流行病学，即有伤口才会接触到空气中的鼠疫杆菌等，即使可以，也不会传染性极强……”
曹树基的种种言论，未免过于站在个人角度上而出现偏颇。
要知道，鼠疫和肺炎是两种不同的致病菌，不可相提并论，且鼠疫是细菌，可以独立存活，既可以依赖活生物体，也可以在谷物中生存。
更重要的是，他低估了日军的残忍。
因此，曹树基此言一出，顿时激起网友们的大肆批判，也让吴建平这样深受日本731部队其害的受害者们，群起而攻之。
其实，像他这样总想着以“辩证”的角度看待过往历史，甚至一门心思地想要推翻已经存在的历史事实的人，大有人在。
而结果都无一例外地失败。
因为经过人证与物证的板上钉钉的事实不容置喙，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来力证那段痛苦历史。
哪怕日本人不承认，甚至整个731部队在当时美国的“保护伞”之下，鲜少受到应有的审判，以至于其中不少专家仍活跃在日本医坛上，我们作为同胞，决不能忘记。
“忘记历史，等于背叛。”
无论是谁，再怎样言辞凿凿地提出对历史的质疑，都改变不了事实，更不会动摇国人对那段历史的悔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