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犹如一枚炸弹，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引发强烈地震，导致了“波匈事件”的发生，同时也引起了老人家的注意，由此他将整风运动提前，而最终的整风运动出人意料。

时间轴：1957

1956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直接引发了波匈事件。

这一年我们刚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一五计划”也将进入尾声。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我们的“八大”在北京召开，召开的目的是需要确定下一个“五年计划”，以及今后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

在此之前，老人家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为“八大”的召开奠定了理论基础。

《论十大关系》是对老人家哲学著作《矛盾论》最好的注释，他讲了十大关系的主次关系，即处理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当时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资本家都变成劳动者中的一员了，因此阶级和阶级斗争不存在了，大家都属于人民的范畴，发生的矛盾自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为此，老人家在会上作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要求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中国而 奋 斗，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这三种不正之风。

老人家为什么要提反对这三大主义？

因为这三大主义开始出现了苗头，并且是老人家认为应该予以纠正的东西。

主观主义是抛弃调查研究的做法，单纯从自己的主观臆想出发，脱离实际的观念，此前以胡风作为主观主义的代表，而这种观念影响了一些领导干部。

宗派主义则是搞圈子社交，搞拉帮结伙，变成一个小集体，这样的做法不利于团结，而且一旦形成，可能今后会尾大不掉。

官僚主义则是权力机关容易形成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欺软怕硬、贪污腐败的领导作风，把为人民服务变成对人民的欺压。

老人家所提出的反对这三大主义，问题虽然提出来了，但在实际执行中遇到了阻力。

由于我们的干部队伍中大部分文化水平不高，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深刻，观念中还存有浓厚的封建主义思想。

因此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便想躺在功劳簿上吃喝享乐，这些人在获得权力之后，逐渐蜕变堕落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代理人。

另一方面，我们吸纳了原来民国政府遗留下来的人进入政府部门，原本是想让他们利用在之前民国政府部门的工作经验为人民服务。

但是，实际上这些人早已贪腐成性，因此他们成为后来很多事件从中使坏的幕后元凶，查看这些人的身份，大多数是地主、富农的背景。

今天的佞人对当年划分出身成分大肆嘲讽，认为出身不能代表一个人的好坏，但翻看历史就会发现，当年作恶之人，基本上就是地、富、反、右、坏这些黑五类。

虽然这种以出身成分论一个人的好坏有些片面，却是一种比较高效的方式，也适合当时人民群众文化水平不高难以鉴别的实际情况。

简单说来，地主和富农不会与贫下中农共同富裕，他们只会进行阶级压迫和剥削。

1956年之后，我们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从此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建设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老人家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阶级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反革命分子虽然有，但是不会很多，大多数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当时全国范围内的知识分子大概有500万人，相比当时6亿多人来说，知识分子不到1%，对于这样一个大国来说，知识分子的人数严重不足。

这其中具备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则更是少之又少。

更让人头疼的是，大部分知识分子集中在民主党派中，而民主党派在国家管理中，逐渐形成了“有职无权”的状态，与我们之间形成了一定的隔阂。

这些问题逐渐交织在一起，让老人家意识到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尤其是“波匈事件”的爆发，让老人家更加认为有必要整风。

“八大”召开之前，波兰事件已经发生，“八大”召开之后，波兰事件还没落下帷幕，匈牙利事件又爆发了。

“波匈事件”的发生，让老人家不得不思考，我们该如何避免发生类似“波匈事件”。

“波匈事件”最开始都是从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开始，原因在于苏共以老子党自居，对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缺乏平等和民主。

因此老人家认为，我们需要将民主扩大化，因为我们在调解波匈事件中的策略，就是让苏联给予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以充分的民主，而当时的情况又正好与“波匈事件”相似。

当时我们党的地位就像是苏联，而党内的三大主义不正之风的角色就像是波兰和匈牙利，而民主党派则像是我们在波匈事件中的调解角色。

因此，老人家认为有必要引入民主党派来解决当下的问题，从“波匈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避免走上跟苏联相似的路。

此时，从1956年到1957年间，部分地区发生了农民闹退社的事件，即退出高级合作社，变成自己单干的形式，这显然与我们的发展方针相违背。

农民退社有富农的挑唆煽动，但当地的个别干部存在官僚主义作风，加上文化水平不高，没有及时完善地处理好闹退社事件，于是造成了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冲突。

鉴于这些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而“波匈事件”又是一个警钟，因此老人家原定于“一五计划”完成之后的在1958年开展的整风运动，提前一年开始进行。

解决当下矛盾的关键就在于民主党派，由他们来督促那些具有三大主义不正之风的干部进行改正。

让民主党派参与整风目的，就是给这些干部造成压力，敦促他们改正，如果不改正，就可以吸纳这些民主党派人士来取代他们。

谁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谁就可以处于管理岗位，没有党派的成见，充分解决民主问题，让民主党派不再出现“有职无权”的情况。

这就是老人家为什么要开展整风运动的初衷，既然党内有人不想改正不正之风，那么就让别人来帮你们改正，不要以为你们可以霸占着领导岗位，这个岗位可以换人，只要是人民服务，我们不论派别。

于是在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老人家明确指出，整顿三风要将整顿官僚主义作风放在首位，可见当时老人家已经意识到官僚主义危害的严重性，因为它可以孕育出一个官僚集团。

1957年5月1日，老人家的指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他希望“通过整风，达到这样的目标：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老人家认为，利用整风运动来调整我们与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帮助我们自我改造。

由于我们向党外人士开诚布公地整风，因此广大干部群众包括许多有影响的党外人士积极响应号召，开始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大量批评和建议。

在批判的意见中，多数比较中肯，富有建设性，是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出谋划策。

然而，老人家还是低估了人性中的恶。

如果说老人家晚年犯了什么错的话，低估人性中的恶便是他犯的错。

老人家领导的这支队伍来自底层的劳苦大众，这些人的身份在旧社会时处于贫贱卑微的地位，因此一些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打心眼里就看不起他们，因此也看不起老人家领导的这支队伍。

这种固有的成见一直持续到建国之后也是如此。

实际上，当时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直到现在依然还有人不理解，更何况当时的那帮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呢？

这些知识分子脱离群众，脱离实践，脱离现实，却自命清高，实际上这些人很多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跟今天一些人别无二致。

别说让他们具备马克思主义思想，就是让他们根除封建主义思想都很难，更别说让他们纠正资产阶级的观念，那更是要他们的命。

比如我们之前提到的俞平伯、胡风等人，他们跟我们就不是一条道路上的人，今天类似于俞平伯和胡风这类人难道少了吗？

因此，当老人家以开诚布公的方式邀请他们提出批评意见时，这些人认为机会来了，于是趁机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

这些人提出了“轮流坐庄”的要求，也就是这些人要求获得领导地位，并且表示老人家要整顿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这三种主义，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造成的。

这话就不是提意见和给建议了，而是要趁机颠覆我们的政权，并且是以和平演变的方式夺取，不费吹灰之力，妄图将我们的英雄和先烈们用生命换来的政权据为己有。

这是老人家所不能容忍的。

我们的政权是几千万英雄和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那些英雄先烈流血牺牲难道是为了这帮人吗？当然不是。

老人家曾经说过，“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正因为老人家从来不忘牺牲的那些英雄先烈，因此在涉及到政权问题上，老人家坚决不让步。

我们开诚布公向党外开门整风，原来只是我们一厢情愿而已。

老人家原本想让党外人士批评监督促进整风，结果变成了这些人想趁机篡权。

因此，当民主人士提出要轮流坐庄时，老人家认为这是反革命行为，这是反动势力的猖狂进攻，因此必须坚决反击，因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瓦解就是前车之鉴。

于是，整风运动变成反右派斗争。

1957年5月15日，老人家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要求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注意右派的进攻。

6月8日，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老人家指出，“这是一场大战，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

就在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公开批评整风鸣放以来的错误言论。

7月9日，老人家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中指出三个核心问题：

一、社会主义建设中成绩和错误到底哪个更多。

二、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

三、要资产阶级领导还是无产阶级领导。

老人家指出，阶级依然存在。

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右派斗争由此展开，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演变成为全国性的群众参与的政治运动。

这场斗争由党外对我们的整风，变为我们对党外的整风。

对于老人家这一做法如何看待？佞人们自然是痛心疾首。

他们不好对反右派斗争的原因提出异议，便在运动的扩大化上大做文章，表示反右派斗争冤枉了很多人。

现在我们来推理佞人们的这番言论。

既然这场斗争都扩大化了，那么肯定抓了不少好人，而坏人肯定抓得更多，既然连好人都被抓了，那么如何解释在1959年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出现的一些腐朽变质的干部呢？

我们的反右派斗争不光是对党外，对党内也是如此，那么为什么后来还有这么多作恶的人存在呢？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显然事情并不是想的那么简单，而且这些佞人们从来不告诉大家，出现扩大化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

出现扩大化的原因来自三个方面，其中前两方面我们之前反复提到过。

一方面是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那些进入政府部门的人作恶。

一方面是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变质堕落的干部。

这两方面的人可谓作恶多端，这些人借着反右派的斗争，打击自己的私敌，将问题扩大化严重化，借此让民主人士增加对我们的敌意，进而将这种仇恨引到老人家身上。

过去我们让他们只抓反动派，他们就将反动派的家人一起抓。

今天我们要求他们反腐，他们就连人民群众应有的福利也扣下来，目的就是让人民群众仇恨我们，今天像这样的人并不少见。

你有政策，他有对策，暗地里使坏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这些人如何能将他们视为人民范畴呢？

这些人是典型的用你赋予的权利来破坏你的形象，而党外一些人则鼓动我们干部队伍中的一些人这么做，这些人你又如何能将他们视为人民范畴呢？

还有一方面是当时执行层面文化水平低的干部。

当时全国文盲率高达80%，很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更听不懂那些反动派的言论。

老人家曾经说过，你跟他们讲资产阶级右倾，他们听不懂，你跟他们讲投机倒把，欺压百姓，他们就明白了。

因此，这些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当被人挑拨离间时，就容易将问题扩大化。

最终被打成右派的人多达55万，这个问题的根源难道在老人家身上吗？

还有一些污蔑老人家的整风运动是“引蛇出洞”，目的就是为了“钓鱼”。

既然如此，那么在1959年9月16日发布的《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又该如何解释呢？

既然要钓这些鱼，那么何必给他们平反呢？何必摘掉他们头上的帽子呢？

这里还要强调一点，给他们摘掉帽子的时候，庐山会议刚结束不久，而我们当时还在庐山会议上反右，一个月之后就开始为整风运动中被扩大化的人摘帽子，请问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到1964年，我们先后给大约30多万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掉了帽子，既然要钓他们这些鱼，那么何必给他们摘帽子呢？

整风的初衷是为了让民主扩大化，解决党内三大主义的不正之风，当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突发状况时，当然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这些有什么可厚非的呢？

遗憾的是，这次整风运动没有达到老人家想要的目的，而那些潜藏在党内的作恶之人，在后来制造了更多的祸端，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一一介绍。

通过这次整风运动，老人家认为阶级依然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

最后我们特别提一下，为什么老人家要发动运动？原因在于有些问题法律层面难以解决。

举个例子，如果有人存在不劳而获剥削压迫别人的思想，法律该如何对他们定罪？

实际上，法律无法对其进行定罪，法律只对已经发生的危害性事实定罪，对未发生的有危害性思想无能为力，但这些危害性思想的破坏力不亚于已经发生的危害性事实。

因此，老人家当年发动的一些群众运动，可以视为对法律无法管辖的领域进行接管，而群众运动能够快速地解决这类问题。

当年有人提出要在政权问题上轮流坐庄，请问你该用哪部法律来制裁这种思想呢？如果没有哪部法律能制裁，请问这种思想就该放任自流吗？

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年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依然有必要，同时扫除文盲，培养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也势在必行。

1957年，“一五计划”提前超额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提上了议事日程，那么第二个“五年计划”该如何制定呢？

如果你想了解过去那个时代的真相，请关注下一章《南宁会议：反反冒进》。

参考文献：

1、事情正在起变化．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03-01

2、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03-01

3、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03-01

4、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整风运动——一论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孙其明．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03-01

5、整风与反右．国史网．2016-07-24

6、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