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9年9月21日，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团体齐聚北京，召开了新中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
此次会议选举产生新中国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高票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等人当选为副主席，另有56人通过选举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事后统计，集合全国各党派精英人士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共576名代表，选举新政府主席时，毛泽东以575票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可见，在这次不记名投票中，只有一票没有投予毛泽东。
然而，毛泽东成为中央主席是众望所归的事情，究竟是哪一位参会代表没有投票反而弃权？
此人名叫张东荪，他是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的有功之臣之一。那他为何没有投毛泽东一票？
坊间传言，张东荪甚至还卷入一场“叛国案”，这究竟是真是假呢？
一、从末代进士成为新中国的有功之臣
张东荪，1886年生于浙江钱塘，本名万田。1904年获得官派留学资格，前往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学习。留学日本期间，张东荪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对很多哲学问题进行思考。
彼时的张东荪愈发感觉中国民族危机问题日益严重，他对政局极为关注，详细阅读近代欧洲启蒙思想家的许多著作，接受梁启超先生为代表的“立宪派”改良主义思想。
从那之后，“民主宪政”思想成为他改造中国的政治思想基本内容。1906年，张东荪与两名同学在东京创办《教育》杂志。因杂志中提到的内容过于前卫，且不符合实际，仅创办两期就宣告结刊。
图｜60年代的张东荪
1911年，张东荪学成归国，按照清政府规定，一众留学生在北京太和殿面见皇帝溥仪进行殿试。殿试结束后，张东荪与其他留学生被清政府授予格致科进士。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寿终正寝。对于封建王朝的覆灭，张东荪持双手赞成，他积极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救国安民的文章。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立即来到南京参加孙中山创建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担任内务府秘书。三个月后，临时政府北迁，张东荪选择创办报纸杂志，发表大量政论文章、抨击时政，详细向民众介绍西方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
鉴于此，他成为从辛亥革命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极为活跃的政论家。然而，张东荪提出的许多政治主张虽然产生巨大影响，却没有对现实政治产生应有的效果。
加上他与梁启超在国会大选中惨败，以至于张东荪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立宪共和政体的希望彻底破灭。
万念俱灰的他从政论界转到思想界，致力于文化事业和文化运动。往后十余年，张东荪对西方现代哲学流派进行详细介绍，将大量西方哲学著作翻译成中文进行推广，
他本人的哲学思想正是在这一阶段综合西方各派哲学形成。用大白话来说，张东荪的哲学思想其基本架构是宇宙观，在宇宙观之上又引出“主张智、创造”的人生观。
这套基本框架对于任何事情都抱着非常开明的观点，甚至有些想当然。张东荪便是以这套哲学体系作为武器，对当时各种政治思想、社会思潮进行强烈批判。
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后，张东荪甚至连发数篇文章讥讽“国父”，以至于他的报馆差点被毁。由此不难发现，张东荪身上真有一股书生意气，往难听点来说就是不识大体。
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华夏大地上已经生根发芽。身为纯粹哲学的支持者，张东荪挺身而出，于1931年9月发表了《我谈谈辩证法的唯物论》，正式向马克思主义发起挑战，最终引发唯物辩证法论战。
这场著名的哲学论战从1931年一直持续到1936年，共分为两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派出的主将为邓云特、李达、艾思奇等人；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代表则是张东荪与叶青。
这场哲学论战居然使张东荪改变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从学理上正式接受部分唯物史观，导致张东荪后期思想明显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张东荪主张对日积极抗战，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发表后，张东荪率先发表《评共产党宣言评论全国大合作》，算是最早响应我党抗战的民主人士。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张东荪不顾危险留在北平，利用自己燕京大学教授的身份为中共地下党收集情报、运送药品，积极联系抗日学生到解放区。
最终，张东荪因“抗日罪”被日本宪兵逮捕，遭到刑讯折磨，他却坚贞不屈，四次自杀未遂。从这点来看，张东荪是一个值得钦佩的知识分子，他有着高尚的民族气节。
1944年9月，张东荪参加中国民主联盟，被选为中央常委。抗战胜利后，他以国家社会党领袖身份代表民盟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与张澜等人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希望在中国永久实现和平民主。
1946年5月，张东荪公开演讲《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将自己走“中间路线”的思想完完全全暴露出来。这一主张提出后，立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舆论界大肆鼓吹“中间路线”政治思潮。
图｜延安时期的毛泽东
国民党违背政协决议非法召开国民大会时，张东荪拒绝参加会议。此后他一直为实现国内和平撰写进步文章，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人物。
由于国民党倒行逆施，解放战争还是无法避免的爆发。1947年10月，国民党下令解散中国民主同盟，张东荪只好重新调整政治思想。
1947年底，解放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张东荪受到东欧国家“新民主主义”的影响，在“中间路线”的基本立场上提出了“新型民主”的观点。
所谓的“新型民主”与我党坚持的“新民主主义”有着本质区别。张东荪提出的民主观点，还是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和平相处，在国际上不得罪美国。却要坚决抵制苏联。
1948年底，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即，驻守北平的国民党将领傅作义与解放军就北平和平解放问题进行谈判。由于傅作义开出的条件过于离谱，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中国共产党此时希望找到一位有影响力的民主人士参与谈判，发挥中间调停的作用。我党首先考虑的就是张东荪，他幸不辱命，于关键时刻打破双方和谈的僵局，取得实质性进展。
北平和平解放后，毛泽东曾当着许多人的面竖起大拇指说：“北平和平解放，这是张先生的功劳。”
张东荪后来同样认为：自己能在如此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让这座千年古都免遭战火，是一生中所做的最得意的一件事情。
二、陷入顽固立场，张东荪走到人民的对立面
1949年初，张东荪到河北西柏坡拜会毛泽东。会谈时，毛泽东对张东荪坚持的“中间路线”主张和反对外交“一边倒”的观点进行批评。
毛泽东当时就直指张东荪这种思想的错误之处。张东荪的论调是中国必须亲近美国，甚至要与美国产生一种上下级的关系，全力抵制苏联，这一观点受到很多知识分子的认同。
毛泽东却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不能过分亲近美国，更不能全力抵制苏联，还是要走一条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然而，毛泽东这番诚挚的劝告却让张东荪情绪消沉，并未使他放弃“中间路线”。正是张东荪坚持这一顽固立场，为后来发生的“叛国案”埋下伏笔。
1949年6月中旬，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成立，张东荪以民盟中央常委身份参加。9月21日，新政协第一届会议开幕，张东荪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共576名代表，在这天选举新政府主席时，毛泽东以575票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可见，这次不记名投票中，只有一人没有将票投给毛泽东。
结果公布后，大家以为是毛泽东谦虚，自己没有投给自己，其实毛泽东是投了自己赞成票。对此，他从容地说道：“缺一票就缺一票，不管什么人都有不选毛泽东的权利，要尊重事实。”
会议结束后，有关部门查出时任民盟秘书长张东荪没有将票投给毛泽东。毛泽东大人不记小人过，况且这根本就不是一件值得追究的事情。
1949年10月19日，张东荪被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
图｜北平解放
按说，此时的张东荪应该将全部时间与精力都投入到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上，不要再去想那些错误的思想观点。可是，张东荪最后却与美国特务王志奇混在一起！
自从与毛泽东因为“中间路线”问题争论，张东荪感觉说服中国共产党改变外交方针是不可能的，他企图借助个人声望，利用民间渠道向美国表示“中国从来没有与美国对抗的意图，希望美国不要把战火烧到中国”。
不久，一位名叫王志奇的美国特务来到天津，辗转联系上张东荪，明确告知他美国决心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张东荪认为世界局势按照他的预想发展，内心充满焦虑，于是他对王志奇说道：“打起仗来千万不要打到中国，留着中国，且看将来。”
与王志奇接触的过程中，张东荪还拿出一份政协名单，他把其中认为可与自己合作的人用红笔勾出来。由此可见，身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张东荪居然有如此迂腐的思想，甚至幻想依靠个人力量打通中美关系，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提供给美国特务的这些资料会被利用。
没多久，王志奇被公安机关逮捕，立即承认他是美国特务，供出张东荪向自己提供的国家机密。事情败露，张东荪拒不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更不承认是叛国和卖国分子，他只认为自己的主观动机为了避免国家受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1952年10月，民盟将张东荪开除，有人建议将其逮捕法办，毛主席亲自指示：“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养起来。”
就这样，张东荪辞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虽然名义上还是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实则已经牵扯上“叛国案”，根本不可能有机会上台讲课，从此只能赋闲在家。
这起“叛国案”距今已过去七十多年，关于张东荪究竟是不是真的卖国？至今众说纷纭。一个基本事实是肯定的，张东荪的确与美国政府建立直接联系，还将一份经他认定的政协民主人士名单交给美国特务。
换言之，特务的确从张东荪那里得到属于国家机密的文件。
这起“叛国案”结束后不久，燕京大学撤销文、理科，并入北京大学，张东荪从居住了十几年的燕东园34号小楼搬到朗润园178号。
图｜第一次政协会议现场
1960年，马寅初离开北京大学，张东荪被清除出北大，工资关系转入北京市文史馆。1965年，张东荪一家搬出朗润园178号，住进北大东门外大城坊37号一大杂院。
1973年，张东荪因病去世，享年88岁。
结语
纵观张东荪的一生，他是清政府的末代进士，提出许多不切实际的哲学思想，在北平和平解放关键之际，却能作为代表出城与我党谈判，并发挥重要作用。
只可惜，因为张东荪过于重视生产工具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抹杀作为劳动者在社会发展中的必要性，陷入思想怪圈，最终犯下弥天大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