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文化的繁荣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国家分裂的特殊阶段，自非盛世可言。然而，正是统一王朝的瓦解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原有的文化枷锁，而动荡的政局和频繁的战乱，又促使人们更多的关注个体的存在与命运。
社会民众特别是知识阶层开始在逃避现实之中寻求自身的解脱，或在走向自然的过程中展示出更多的人本主义光芒。除此之外，魏晋南北朝作为中国历史发展中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过渡时期，它的经济发展特点也十分显著。
一、多元文化背景的形成
以经学为核心的儒学是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部分。两汉曾是经学的鼎盛时期，西汉以讲求章句、训诂和东汉热衷于迷信谶纬的经学，至魏晋时期已经呈现衰落局面，但时人对于儒家经典的研习却并未因此中断。东汉末年的郑玄少受家学，博学卓识，兼长今古文经学，曾遍注群经，被誉为汉儒中之集大成者。
魏晋之际另一大儒王肃，得到司马氏政权的支持，亦遍注群经以阐己说，与郑玄分庭抗礼。后世传习的《十三经注疏》中，《左传》杜预注、《穀梁传》范宁集解和《尔雅》郭璞注，皆出于晋人之手。永嘉之乱以降，南北方政权并立，学术亦呈现分野之态势。北方经学独尊郑玄，南方则流行王肃之说，南北方的学风不一，取向各异，各有所长。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出现的新特点，无疑当首推玄学的风行。两汉经学的僵化和集权政治的削弱，使得原有的经学模式然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从而为玄学的出现提供了条件。玄学由谈玄而来，所谓谈玄，就是探讨《周易》、《老子》和《庄子》三部典籍中的思想及其注疏中的相关义理主要是一些关于人性与自然规律性的抽象话题。
谈玄的形式称为“清谈”，一般由多位士子群聚一处，抛弃前儒的经典注解和师说，出于己意对义理进行发挥和争论。玄学拥有自身独特的内容和系统的理论，其人物何晏、王弼强调“贵无”，主张“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而向秀、郭象等则代表“崇有”之学，强调“生而可寻，所谓理也。理之所体，所谓有也。”
玄学与经学之间也存在着对立，主要的冲突就在于名教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谈玄者无论如何“越名教而任自然”，但其目的仍是为了建立一个更为有效的社会道德规范。作为对于正统经学反动的玄学，最终还是难以走向避免与经学合流的结局。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学灿烂的时期，其间涌现出一大批各具特色的文学家。文学的兴盛，一方面得益于思想的开放和活跃，特别是玄学的风行；另一方面，由于作者目睹政局的动荡和世间的苦难，追求人性、反归自然的情怀逐渐高涨。崇尚自然，便需追求超自然的美感，以徐陵、庾信为代表的唯美主义文风一度极为风行。
本时期的诗歌作品中，还有一种强调奔放爱情表达的特色，妇女的文学创作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要超过前代，乐府诗歌中就保留了相当部分的女性作品。值得一提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歌不仅在内容上有所创新，在体裁上也对后世影响深远，这里首推五言诗的发展与臻于成熟。
南齐永明年间出现了特色鲜明的“永明文学”，这些诗文借助音韵学的进步，将意境和韵律相结合，实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除此以外，文人集会活动也在这一时期产生，以文会友的风气日渐盛行，出现了所谓“二十四友”、“兰亭诗会”和“竟陵八友”等绝唱千古的佳话。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和地理学获得了大发展。由于相对宽松的思想环境，本时期史学的最大特色便是呈现百花齐放的面貌。首先，史学著作和良史大量涌现，如陈寿、沈约、裴松之等人，皆有名作传世。再者，史学著作体裁纷纭各异，官修和私家修史并行，私家史著的质量和数量均格外突出。
其次，众多国家、民族的兴衰为史家增添了丰富的史学素材，思想的活跃也使得修史的观点不拘一格，时代风貌鲜明。本时期的地理学著作不仅数量甚夥，而且在制图的方法论上也有极大发展，其中当首推西晋裴秀首倡的“制图六体”。
由于官方的推崇和时人对动乱现实的不满，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道家呈现勃兴之势态。本时期的教徒在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为实现“大化流播”的目的，遂将佛教和儒学结合起来，对佛教某些经典理论进行修改，以符合不同阶层的需要。
南朝梁武帝笃信佛教，大力扶植佛教的发展，所以佛学和佛寺在南方非常盛行。过于崇佛的结果，便是导致以范缜“神灭论”为代表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产生。北朝的佛教与南朝在教义和修行方法上均很不相同，也出现了正统与异端教徒的斗争。
东晋葛洪对道教进行改革，援儒入道，将传统的五斗米教改革成为可以在士族阶层流传的宗教，从而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陆修静、陶弘景等人在道教文献的整理上则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背景下，诸如祆教、摩尼教等异域宗教也开始传入中国。
宗教在其传播过程中往往带有各种艺术形式，故而本时期宗教的盛行对于艺术的发展影响也极为深远。除诗文外，书法、绘画、雕塑、音乐等领域均体现出浓郁的宗教特别是佛教的色彩。
本时期书法的各种书体齐全，抄本佛经、石窟题记以及墓志都反映了书法发展的高峰。宗教对于绘画造型艺术的影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技术上都是空前的。这一时期的艺术宝库中，最值得一提的要数佛教造像，北方的大型石窟大多是在这一时期开凿的，佛教与佛寺的流行，又势必要推动建筑艺术的进步。
由于南北政权的相对隔绝和民族构成的区别，南北方民众在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北方政权上层多为少数民族出身，喜以游牧为业，加之战乱频多，所以北方一度呈现退耕还牧的情况，南方则因大量人口南迁开发而发展精作农业，地产丰盈，加之南渡上层多衣冠士族，追求浮华，故而南北方风俗有所异。
北方地区的饮食、服饰、艺术等多受少数民族影响而“胡化”，不唯如此，连荆州地区的民众也“俗兼夷夏”。同时，异族统治者也积极学习汉民族的先进文化，典型如北魏孝文帝推行的“汉化”改革，亦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民族大融合所带来的制度、思想、艺术、风俗与生活方式的交流，有力地推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
二、经济特点及其影响
魏晋南北朝的经济发展特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南方农业的快速发展和北方农业的相对发展，南北经济渐趋平衡。大体来讲，南方农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原因：北方战乱和动荡的社会环境迫使大量人口南迁，带去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并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
南方地区的气候、水资源、土壤等自然条件在先天上要优于北方，为农业的较快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基础；相对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政治统治者为富国强兵重视发展农业、劝课农桑等也对农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就北方经济而言，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只强调北方经济遭受破坏的一面，容易忽略其相对发展的一面。以《齐民要术》为例，《齐民要术》作为集农学之大成的农学著作，系统反映了六世纪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牧业发展状况及其技术细节，包括粮食、蔬果、畜类、鱼类的存储加工技术以及品种繁多的酒浆酿造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北方农业经济发展的缩影。
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传统北方农业区虽然在战争的冲击之下遭到了巨大的破坏，甚至一度停滞，但是总体来看仍有相对发展。而南方农业的快速发展则使得南北经济逐渐趋于平衡，改变了秦汉时期南北差异巨大的状况，从而为隋唐时期对南方的进一步开发及江南重要经济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其二，经济交流随着民族迁徙、政权交替而显著加强，民族交流和南北经济的交流促进了技术、物种的传播、革新和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内迁，虽然伴随着连绵不绝的战事，但是民族交流也得以空前加强。主要表现在少数民族受汉民族的影响逐渐接受农耕文化，以及汉民族对少数民族地区若干自然物种和文化传统的接纳。
其三，战乱和社会动荡造成农民土地流失严重、豪族寺院土地兼并和农民人身依附程度的加强。庄园经济和寺院经济发达，客观上为世家大族的形成、巩固和发展提供了基础。该时期，地主大土地所有制显著发展，世家大族的庄园之下依附大量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甚至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之一。
三、总结
由上可知，在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背景下，各族人民于文化领域中交流频繁、兼收并蓄，思想解放潮流风起云涌，人文精神的火花随之绽放，从而创造出多元而璀壞的时代文化。
除此之外，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给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但是总体来看经济水平仍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