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是春秋战国的国君很蠢,是先秦时期几乎所有的人都“很蠢”。

《春秋》:晏子拿出2桃奖励3英雄,接着3人皆以为自己是最具资格的那位,结果2人自杀,最后1位也认为是被轻视,同样抹脖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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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是不是很蠢啊?无非就是个桃子,犯得着以命相拼吗?

《史记》:英布去投汉王,汉王碰巧在洗漱,衣冠不整地就出来了,英布看到同样认为这是奇耻大辱,要抹脖子,如果没发现刘邦的生活得很简朴。

你觉得是不是很蠢啊?人家瞧不起你走人就行了犯得着自寻短见吗?名副其实的“二愣子”。

《史记》:为完成任务:刺客A,一口服下火炭坏了自己的嗓门;刺客B,用漆抹在面部使化脓改变容貌。刺客C,不惜把全族送上断头台,还把尸体扔在大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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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你恐怕要觉得这些人是不是心理问题?

《左传》:晋楚决战,楚军被打得屁滚尿流,一伙晋军包围了楚王,不捉不杀,反而丢下武器就磕头,楚王给他们封赏,晋兵表示感谢,又变道去追其他楚军了。

今天的你是不是觉得这也配叫作战?

还有那位被嘲讽了几十个世纪的宋襄公,高举“仁义”,打死不弄渡河的楚军,偏要以堂堂之师迎战,末了反成别人的俘虏。

因此,作为现代人的我们,是否该好好想想:是春秋战国人智商低,还是今人的心眼多。

易言之,道德低真能代表你智商高?

21世纪,“结果”变成所有人的唯一目标,为了“胜”而无所不用其极。

传统儒学被嘲讽,仁义道德听不进去,各行各业各种攻略、秘籍、厚黑盛行。

几千年后,被推崇的是杀伐果断、狼性文化、三十六计,总而言之,一切以踩掉别人、实现自己为目的。

曹刿的“一鼓打三鼓”,事实上当时的惯例是:对方的阵势未列,本方不能冲杀。一定要2边都把队伍排整齐了,接着互发信号“你列完了吗?”“列完啦”“你们呢?”“列完啦。”“确定?”“确定……”接着才是相互冲杀。

况且还有很多附加条件:1、老人不可杀。2、伤病不能补刀。3、敌退要赶紧收……

还有秦国散布谣言让赵国换赵括等等,其实就是战败方守惯例,获胜者破坏惯例。获利者没有底线,失利者谨守底线而已。

跟智商高不高,人蠢不蠢没半毛钱关系。

声东击西、翻脸不认人、隐少实多,这些“花招”在今天看来司空见惯,普通人都觉得平平无奇。

但对那时的襄公、赵王而言,他们是根本不知道人还能如此卑劣,视规矩如草芥。

司马懿骗杀曹爽后,在天子眼里所有老臣都有异心;彭某结案,搀人也得赶紧把手机拿出来留痕;张某案后,公共场合看看手机也要谨小慎微,就算主流媒体怎么呼吁也没用。

把打破惯例当成有谋略,把不讲信誉当成真聪明。

惯例、信誉被违反,就再也回不去了。

后人当然可以认为先人蠢,而先人或许会叹息:后人的道德水准为何如此低。

春秋战国时期,实质是从先秦古朴时代转变到争世尔虞我诈时代的过程。这中间当然有经济水平的提升、生产工具的变革等等因素。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社会发展的外在特征一直是隐秘的。不能察觉这种发展的人,包括襄公、赵王或者彭某还有我们自己,都可能成为被后人嘲讽的那位。

3000多年来,道德水准的确是在突破一层层底线。

生产力有极大的提升,但个体的独立性也逐步凸显,从先秦时期的族人关系发展至今天的法律关系,每1个个体,能附着的集体在减少,可以信赖的道理在消逝,这应该是你感觉生活很累的重要因素。

至于楚怀王相信张仪承诺的例子:相当于灯塔国国务卿在全世界主流媒体上,召开发布会做出庄严承诺:只要中国答应和灯塔国共同收拾大毛,灯塔国就愿意用3000万刀把夏威夷卖给中国。

中国照此办后。

灯塔国国务卿:啥?夏威夷是灯塔国的,不是我私人的,要不我再打个报告让国会通过一下?我也就一届4年的公职人员。或者我名下有十几套核心区的房产,白送给你们行不?

别说春秋了,即使是到了今天,这也是让世人大跌眼镜的事情。

上个世纪40年代,张伯伦说他带回了一个国家的承诺,当时在伦敦为他欢呼的人群,会预料到之后的巨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