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高饶事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内高层首次出现的一场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高饶事件在当初被定性为反党联盟，如今有人想为高饶事件翻案，那么高饶事件是不是反党性质呢？两人为什么要反党呢？

时间轴：1953-1955

高饶事件发生于1953年，最终的结果是高岗自杀，饶漱石被捕，直接促成大区的彻底撤销。

对于高饶事件的始末，我们只做简单的梳理，主要侧重于从其发生的历史背景分析，以及对人性中关于权利追逐的欲望进行剖析。

对于此事件，有人将其归结于军人集团与文人集团之间斗争的论断，我们不敢苟同。

1953年，注意这个年份，这是一个作为结论判断的重要依据。

那么1953年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从1949年到1956年，我们称之为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而1953年之前，我们还处于新民主主义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我们当时制定的发展路线是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

因此，当时不存在两条路线之争，而是在一条路线之下对发展存在不同的看法，简单说来就是方向一致，方法不同。

比如，刘少奇和老人家在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工会工作以及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上，确实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并不能认为当时就存在两条路线，当时存在不同的看法属于正常，因为都属于新民主主义阶段。

两条路线是“四清运动”之后的事情，因此不能用历史倒推论来判定。

这就像不能因为我们现在是穿衣服的动物，就认定几万年前的人类也是有衣服穿的。

当时大背景是过渡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我们既在进行“抗美援朝”，又在进行土地改革，还在镇压反革命。

如此繁重的斗争任务，“一五计划”都还没开始，还没有形成巨大的利益，短短三年时间，文人集团能这么快形成吗？

一个集团的形成，至少要有一个达成思想共识的纲领，即使因为政治原因不能有成文的纲领，至少也要形成组织性，最少也要在关键位置形成一个联盟。

但是短短三年时间，真的形成了吗？

翻看当时的历史，请问哪些文献支持这样的说法呢？就这样定义为文人集团，恐怕有些不妥。

文人集团在当时没有形成，那么军人集团形成了吗？

军人集团在当时确实已经形成，只是看你如何定义军人集团，开国的元帅和将军们，都可以视为军人集团，没有这些军人集团，我们也不可能打胜仗。

但是，你要说高岗和饶漱石被定义为跟开国的将帅们是为一个层次的军人，并让他们代表军人集团，这样的定义恐怕也有些不妥。

我们来提几个问题供大家讨论。

高岗和饶漱石独立指挥过有像样的战役吗？亲自带兵打过仗吗？在革命根据地或抗日根据地独立坚持过斗争吗？

他们的身份主要还是政委，负责的也主要是后勤，他们如何就能代表军人集团呢？

因此，有人认为高岗事件是军人集团与文人集团之间的斗争，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不成立。

高岗和饶漱石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不能代表军人集团，这是根本的原则。

那么高岗和饶漱石为什么要反党呢？他们又是基于什么条件反党的呢？

以上这些问题，我们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说起。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

在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六位副主席中，高岗便是其中之一，另外五人分别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可见当时高岗的地位之高。

那么高岗这个地位从何而来呢？高岗的地位来自他在陕北和东北做出的贡献。

在陕北时期，高岗与刘志丹一起，开创了陕北根据地，让红军在长征胜利结束之后有了落脚之地，并且让这里成为后来领导抗日战争的圣地，从这一点上来看，高岗确实有功劳。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高岗奉命前往东北，在东北开展工作。

在东北时期，解放全中国的三大战役就是从东北开始，特别是东北解放后，当地的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大规模展开，因此当时的东北走在了全国的前面。

鉴于以上高岗做出的贡献，因此当选为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实际上，高岗在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之前，在东北已经是一个实权人物。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地方行政建制有五级或四级：

五级即大行政区、省、县、区、乡。

四级即大行政区、省、县、乡。

当时有六大区行政区建制，这六大行政区的分别是：东北人民政府、华北人民政府、华东军政委员会、中南军政委员会、西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政委员会。

其中前两个人民政府成立于1948年8月，比新中国成立的时间还早，后四个成立于1949年12月。

大区行政建制与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容易让大区领导人拥有极大的权利，形成“独立王国”。

高岗已在1949年8月召开的东北人民代表会议上，当选为东北人民政府主席。

在此之前，高岗已于1949年3月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东北局书记。

在此之后，高岗又于1949年11月被任命为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如此一来，高岗就集东北地区的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当时大行政区的存在是革命时期斗争的需要，如今进入建设时期，大行政区就有形成“国中之国”的可能，因此撤销大行政区变得很有必要。

但大行政区形成已久，撤销不宜太急，而且当时还处于解放其他省份时期，还要面临剿匪，因此，大行政区只能逐步撤销，先是将各大行政区的军事将领先调离。

东北：辽沈战役后，原东北军区司令员林彪率部入关，高岗接任司令员兼东北局书记。

华东：林彪一路南征，担任华中局（后改称中南局）书记兼司令员。1950年10月，林彪到苏联养病，将四野主力移交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中南局事务由第二书记邓子恢负责。

西北：同一时期，彭德怀远赴朝鲜战场，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成为实际负责人。

西南：1950年，西南局刘伯承主动提议到南京筹建解放军军事学院。

华东：华东司令员陈毅没有调离，因与华东一把手饶漱石不和，留在当地可以起到制衡作用。

华北：聂荣臻入驻中央，担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几乎不再过问华北军区事务。

1952年4月18日，中央批准了华北行政委员会和华北事务部撤销的决议，以此为标志，针对大行政区的一系列裁撤措施开始。

1952年7月，刘少奇批转《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拟于明年初将各中央局的书记抽调回来，以加强中央领导。”

由此，西南局书记邓小平（ 1952 年 8 月就职）、西北局书记习仲勋（ 1952 年 9 月就职）、东北局书记高岗（ 1952 年 11 月就职）、中南局书记邓子恢（ 1952 年 11 月就职）、华东局书记饶漱石（ 1953 年 4月就职），先后调入中央任职。

由于高岗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因此与刘少奇和周总理并驾齐驱，被称为“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那么为什么高岗给了他一个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呢？

因为东北解放较早，又紧邻苏联，战略位置格外重要。

东北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因此继承了日本占领时期留下的工业遗产，在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后，优先得到苏联贷款和技术支持，自然资源又得天独厚，因此高岗在东北主政期间处处先创佳绩。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高岗率先在东北开展“三反”运动，并做了相关报告，由此得到了老人家的肯定。

因此，在进京任职的时候，高岗的职位比其他四人要高。

不过，正因为高岗在东北期间大权在握，与苏联交往甚密，为其后来定性为反党埋下了伏笔。

然而，正是因为这个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职位，让高岗有了反党的资本。

新中国成立之初，《共同纲领》规定：“国家行政管理实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政务院两级制政府体制，即中央人民政府暂行国家最高权力，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政务院，作为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

而1952年11月15日新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则是独立于政务院之外的最高执行机关。

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职责是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编制国家长期和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研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

也就是说，国家计划委员会并不归政务院领导，实际上同政务院平起平坐。

这给高岗造成了因人设岗的错觉，以为国家计划委员会是专门为他而设的岗位，由此助长了他的野心。

特别是“新税制”风波后，政务院20个部中主管经济的8个部，划归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之后，国家计划委员会成了名副其实的“经济内阁”。

政务院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权力调整，更是促使了高岗野心的膨胀。

由于所处这个职位，加上高岗的性格，导致其走上了反党的道路。

那么，高岗是一个怎样性格的人呢？

1905年，高岗出生于陕西横山一个以烧卖木炭为业的农家，只上过初中。

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并未做过彻底的改造，始终存有封建主义思想的残余，在身居高位之后，又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实际上已经蜕变成为了特权阶层。

用老人家的话来说，高岗是一个“个人主义思想 （ 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 、 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的人。

据《叶子龙回忆录》记载，“三反”运动中各地打“老虎”，高岗竟然真的打死一只东北虎，然后装箱送到老人家那里。

老人家看了一眼这只东北虎，说了一句，“这个高麻子啊！”

高麻子就是高岗，因他的脸上有些麻子，故有此外号。

高岗此举是否有挑衅老人家打“老虎”的意思，不得而知。

但是将一只东北虎打死后装箱，再通过火车运到北京，再抬进老人家的住处，这一路上的开销和散发的恶臭，实在不应该是一个高层领导该干的事情。

打死一只东北虎，来彰显自己的魄力吗？有本事应该上朝鲜战场冲锋陷阵，那才叫魄力。

除此之外，高岗在生活上早已堕落腐化。

他喜欢办家庭舞会，但这舞会办得很不像样，类似于今天一些会所，可想而知高岗的为人。

除了生活腐化之外，高岗的飞扬跋扈也是远近闻名。

周总理曾告知高岗，国家计委作出的重大决策，要上的重大项目，须先报经中央认可后才能下达执行。

高岗听后反问两次 。

“哪个中央? 哪个中央?”

或许在高岗的心里，他认为自己摸准了老人家的心思，以为这是在权力制衡，因此借机在中央为所欲为。

那么，高岗和饶漱石最终是如何反党，又是如何覆灭的呢？

1952年7月，调入中央任职的《意见》下发之后，各大行政区的书记陆续来到中央，那就应该给他们相应的职位。

于是在1953 年 2 月底，老人家提出要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议一议调整中央书记处所属的办事机构的建议。

刘少奇便拿出了一个初步方案，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草拟了一个中共“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

最初提出的书记处名单是：彭真为政府党组书记，习仲勋管文委，邓子恢管农业，安子文管组织，刘澜涛管财经，饶漱石管工青。

实际上，新进中央的各大区书记，除了高岗，其他人都没有安排在核心岗位上。

安子文私自拟定政治局名单的事情暴露后，饶漱石由华东局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7月中旬，未经中央同意，饶漱石就在中央组织部内发动了对副部长安子文的斗争，指责起草的组织部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不真实。

1953 年 6 月至 8 月，全国财经会议召开，老人家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批判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提法，于是会议以检讨“新税制”为中心，开始了对管理财经部门的批评。

最终经过调整，中央实际形成了刘少奇管理党务，周总理管理内政外交，高岗管理经济计划的格局，高岗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增强。

之后，老人家提出了中央领导人分为一线和二线的设想，一线领导就是国家主席，主管国家政务。

老人家为什么要提出一线和二线的设想呢？

一方面，老人家认为自己的精力有限，一线领导需要经常面对外交事务，而他又不喜欢被外交礼仪束缚，比如外交场合要求穿黑色服装和黑色皮鞋，而他不喜欢黑色，他更喜欢跟穿着跟老百姓的衣服差不多颜色的灰色。

另一方面，老人家需要经常到人民群众中去做调研，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因此经常有不在北京的情况。

从1949年到1976年这27年里，老人家巡视各地58次，平均每年2次，离开北京2943天，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各地巡视、开会、调查研究。

这也是为什么老人家的时代，很多会议不在北京召开，而是在地方召开，原因就在于老人家在当地实际解决问题。

因此，当他离京的这段日子，需要有人在北京主政，这就是老人家当时提出一线和二线设想的由来。

再一方面，党和国家未来需要接班人，既然建立了这个政权，那就要对这个政权负责到底，所以老人家有意培养接班人，于是自然会选择退居二线。

然而，当老人家这个构想提出来之后，高岗认为自己的机会到了，他误以为这是老人家有意要让他成为一线领导，而剩下的事情就靠他自己来争取了，而他认为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便是刘少奇和周总理。

于是，高岗开始行动了。

高岗开始收集刘少奇的资料，并且找人写攻击他的文章，把他在建国前后谈论过的关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观点、关于农村互助合作问题的观点、关于富农党员如何处理问题的观点等等，统统列为所谓的“党内右倾思想”加以批判。

我们在之前说过，在1953年之前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在这个时期的观点存在争议都属于正常范围内的讨论，这是“方向一致，方法不同”问题上的讨论。

不仅如此，高岗还挑拨党内一些党员（比如彭德怀、林彪、陈云、邓小平等）与刘少奇的关系，企图孤立刘少奇，为自己成为一线领导做准备。

注意，这几个人中，除了陈云，其他三人都是原来大行政区的领导人，可以看出来，高岗找的人都是说话有分量的人。

这些把戏玩过之后，高岗做了一件极其过分的事情——打着老人家的旗号造谣。

高岗对别的同志说，老人家已经不重视刘少奇，打算安排他去搞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让周总理当部长会议主席， 由他高岗来搞政治局。

在高岗活动期间，饶漱石以为高岗接下来会成为一线领导，于是投靠了高岗，并成为高岗进行反党活动的工具和先锋。

饶漱石曾深夜打扰已经入睡的老人家，老人家以为饶漱石有重要事情要谈，于是起身接见，结果谈了三个小时，不知道饶漱石想谈什么事情，最后老人家才明白，原来他向老人家摸底来了。

实际上，饶漱石与高岗一样，都是属于政治投机，他们要的是权力，却忘了我们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

接下来，饶漱石便与高岗相互配合，暗地里结成联盟。

此时，老人家对高岗的所作所为已经有所察觉，他找了陈毅、谭震林等人了解情况。

1953年12月24日，老人家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揭露高岗的问题。

会上老人家说了这样一番话。

“北京城里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呢，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

这话说的是谁呢？显然说的是高岗，而不是有些人认为的刘少奇。

自从高岗调入北京之后，一直都在拱火，一直都在暗地里活动，这些事情已经引起了老人家的警觉。

最终会议同意老人家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决定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注意，老人家为什么要提出增强党的团结呢？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其实就标明老人家没有站在高岗的一边。

因为一直都是高岗在发起攻势，他的行为是在破坏团结制造分裂，所以老人家做了这个建议，实际上是在警告高岗。

会议决定，由于老人家请假休息一个时期，在休息期内，由刘少奇代理老人家主持中央工作。

当晚，老人家南下去杭州休息，并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实际上，老人家已经用行动告诉了高岗，他支持刘少奇的工作，将原大行政区的领导人调到中央来，是为了加强领导，而不是来搞分裂。

1954 年2月6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明确点出了高岗问题的性质是分裂党。

2月15 日至25日，高岗问题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会议由周总理主持，陈云发言证明，高岗向他活动要当党中央副主席一事，高岗立刻感到自己陷入了绝境。

最后，周总理做结论说道。

“高岗的罪恶已经勾销了他对革命斗争所曾作过的局部的贡献，证明他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动机是不纯的。在他身上，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完全压倒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为人民服务的始终不渝的耿耿忠心。”

这次会议结束之后不到半年，高岗自杀。

1954年8 月 17 日，高岗吞服大量安眠药，最终身亡。

饶漱石由于在高岗反党期间配合其活动，因此在1955年4 月 1 日被捕入狱。

从高岗调京任职之后的飞扬跋扈，到被定性为分裂活动之后的绝望自杀，可以看出高岗的个人思想和性格存在极大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缺乏党性的人。

为什么将“高饶事件”定性为反党分裂，不仅是在高岗调京任职之后的表现，更有在东北时的自作主张。

高岗处处强调东北地位“特殊”，在政策执行上也强调“情况特殊”而自作主张，甚至与中央政策不一致。

另一方面，高岗极力讨好苏联，与苏联走得很近，妄图“挟洋自重”。

苏联当时大国沙文主义盛行，高岗却公然对苏方说，“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边界。”

高岗还造谣我们党内有“亲美派”，造谣我们的政府组成中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大，成了各党派的联合会。

更有甚者，高岗还将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构成等机密情报提供给苏联。

这一点正是老人家最忌讳之处。

“抗美援朝”期间，苏联向我们提供了武器装备，但是因为这些武器装备需要教学才能使用，有些武器之间要相互配合才能发挥最大优势，因此我们的部队由苏联教官进行教学。

由此造成了我们的部队逐渐被苏化，这种苏化便是不再像过去那样官兵一致，而是形成了官兵不一致。

当官的可以命令士兵给自己打水洗脚，可以命令士兵给自己擦靴子，将我们过去军队中的优良作风彻底抹去。

我们的部队苏化之后，将不再是那支“爬雪山过草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部队，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也是老人家极为担心的事情，他担心党指挥不动枪。

高岗不但将我们部队的机密情报提供给苏联，还鼓吹党是军队创造的“军党论”，这无疑是在歪曲党的历史，混淆视听，制造分裂。

高饶事件的性质是反党分裂，这是不可更改的历史结论。

高岗和饶漱石的发展轨迹，最终只能是蜕变成为特权阶层，堕落成苏联修正主义者。

今天有人妄图给这两人翻案，认为老人家是阶级斗争过头了，听不进不同意见。

持这种说法的人，真应该把他们送上战场，让他们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去明白一点基本的道理。

对于高岗和饶漱石这两人，我们不妨来给他们做个人群画像，他们两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是生活腐化的人，权力熏心的人，政治投机的人，造谣生事的人，这样的人，注定不可能是什么好人。

为这样的人翻案，是对人性的践踏，也是对党性的玷污。

如果你想了解过去那个时代的真相，请关注下一章《批武训传：文化阵地之争》。

参考文献：

1、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03-01

2、回忆高饶事件．杨尚昆．党的文献．2001-01-15

3、对"高饶事件"中几个问题的考察．聂家华、刘兴豪、杨树标．中共党史研究．2004-03-25

4、关于"高饶事件"几个问题的再探讨．戴茂林、赵晓光．中共党史研究．2004-11-25

5、毛泽东离京巡视纪实1949-1976．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3-12-30

6、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