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繁花》剧照
01
“当你感觉无力的时候，你就要到传统中去寻找力量。”
大家好。
我在写，或者说我在修改《繁花》的时候，有一天想到我在一九九零年看的台湾的《光华画报》。
一九九零年的时候，中国的这些旧建筑，门窗，旧家具，古代的篮子，都不是很值钱，这个时候两岸已经有了一些交易，所以《光华画报》记录了第一个大陆旧东西的集装箱到达台湾的一系列照片。
我为什么会觉得特别震撼呢？是因为打开这个集装箱的时候，台湾接这些货物的人，每个人都戴着白手套。而这些物件在大陆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是做货运的，他当时告诉我，海关会说，把这些东西拿出来检查。
里边都摆得很好，一检查要全部搬出来。等到再把它放进去，有的东西就多出来了，不专业嘛，有时候甚至于用脚踹，实际有很多东西已经损坏了。
为什么我看的时候会觉得感动呢？等于说是这些传统的元素，在某一个时代，我们大家都会忽略它，或者把它以很便宜的价格卖掉，但是过了很多年或者到现在，我们再来看待这些东西，就会看到它的价值。
那么这从文学上面来讲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在改《繁花》的时候，我觉得我要加强我们传统这一块的内容。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我们大量接受的就是现代白话和翻译文本的教育，这两种标准的国语，或者到后来的普通话写作、阅读和翻译文本的二手熏染，到最后，当你要面对一个作品，你要去修改它的时候，你就会感觉无力：我究竟怎么来做？
所以呢，西方也有一句话，意思是说当你感觉无力的时候，你就要到传统中去寻找力量。就像这些旧的家具，曾经把它蒙上灰尘、把它忘记的这些东西，在五四之后把它摈弃掉的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小说里边？
文学的，比如说鸳鸯蝴蝶派的一些词语，甚至繁体字。《繁花》里的人物只要提到一本旧书，在这个书里边就会出现繁体字，他如果念三十年代的一个作家的旧诗歌，诗句都是繁体字。
小说里有一个人叫小毛，他背诵一首宋词，他是拿了一本书，所以我接下来都是繁体字，什么原因呢？纪念繁体字。
▲「上海淮海路国营旧货商店，开门迎来千年难得寄售旺季，据说常有盗贼匿于柜橱，乘夜窃物，店方养一狼狗，务必每夜巡逻。」《繁花》插图 / 金宇澄 手绘
02
“就是讲一些平常的故事，像开一个超市一样。”
现在大家写作都用普通话，作家和作家之间，不在乎一点的话，差别不是很大。但是三十年代的时候还没有普通话，所以说很多人都会用自己的家乡母语，加上我们所谓的官话，用这种方式来写作。相对来说，每一个地方的人，他的措辞就会不一样。
所以在修改《繁花》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用我们中国的文化元素。
古代文人有一句话叫“爱以闲谈而消永昼”，就是说，我们讲故事是闲谈，是来消磨时光。国外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博尔赫斯，他也是这么说，他最喜欢的小说文本就是《一千零一夜》。他觉得文学的功能就是给人以消遣和感动，不是一种劝化的作用。
实际上我知道，文学也有一种劝化的类型，比如说像《伊索寓言》，它有很多哲理，但是我觉得比较符合我们中国传统的文本，就是讲一些平常的故事，一些笔记体的小说。它就没有那种特别宏大的目标，甚至于像开一个超市一样，可以让你自己进去选择。
03
“为什么我要做一个沪语思维的上海小说。”
另外呢，刚才片子里也讲这是一个用上海话书写的小说，其实这是一个用上海话思维或者说是改良上海话的小说，这是因为，上海话在目前这个形势下，和过去起了很大的变化。
上海在1843年开埠之后到1930年，人口大概只有三百多万。到了1990年，大概已经有两千多万人口，所以说，大量外地来的人进入上海。
那么1990年之后这个局面是什么样？是大量的富豪进入上海，大量的局一级的干部进入上海，还有大量的大学文化以上的优秀的人进入上海。他们都是受普通话的教育，在一个几代人都接受普通话教育的背景下，他如果听到说上海话，肯定会非常理直气壮：请你说普通话。
为什么我要做一个沪语思维的上海小说，就是要把里边外地朋友看不懂的上海字全部去掉。
所以《繁花》里边，大家注意了，没有侬这个字，侬在上海话里就是你；伊这个字也没有。那是为什么？如果我是上海人，我打开一本书，里边到处都是侬啊，伊啊，还有上海话叫伊拉，就是他们，这个书我相信上海人都不要看。而且上海话的味道也并不是一定你要逐字逐句地都依照它来做。
我在写的过程中，因为用上海话思维，就会发现上海人经常讲的一句话，叫“不响”。这是什么意思呢？上海人经常在转述一件事情的时候，会说到这两个字。譬如说我去找我领导，讲了半天，我领导没意见，没有表态，他会说，我领导不响。或者我为了什么事情我跟我妈妈说，说了半天，我妈妈不响。
04
“尤其是王导，他喜欢那种来无影去无踪的故事。”
“不响”这两个字，在《繁花》里面大概用了一千三百多个。
里边有一个最有趣的东西，也是我们王家卫导演特别喜欢的一个故事，是在《繁花》的后半部分。
小毛晚上打牌回家，半夜的时候，遇到一个和他差不多阶层的女人。他们俩大概都是四五十岁的样子，也打不起出租车。两个人在等通宵车的时候，小毛就去搭讪这个女的。这个女的拎着两包衣服，小毛再三地跟她说话，这个女的就是不响，低着头不响。最后说了一句话，说，我是去洗衣服。
小毛就跟她讲说，那你到我家去洗好了。因为他是单身汉。我家有洗衣机啊，我家什么都有啊。说了之后，这个女的还是不响。这一段里面，大量地用了这个女人的不说话。
等到他俩先后坐上同一个通宵车的时候，坐了几站路，当小毛要下来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女的就拎着两袋子衣服一直跟着他走。到了小毛家里之后，小毛一个人住，他把门打开以后，突然发现这个女的完全不像一个陌生人，像一个就是生活在这种石库门房子里的家庭主妇，给他拉出洗澡盆啊，烧水啊，洗澡啊，伺候小毛。因为小毛他老婆死了，他就会想起他过世的太太。
回到房间里面，这个女的就变成一个熟人了，但是也不说话。完了之后，两个人洗了澡，做了事情。之后小毛就睡着了，等他醒过来，他就听见，厨房里边，这个女人在洗衣服，而且她没有用洗衣机。
直到天蒙蒙亮的时候，她洗完衣服进来，跟小毛说，我洗好了，我走了。小毛就躺在床上听她拎着两袋子东西，门声一响就走掉了。
这个故事当时也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特别的地方在于，这个人物就是一声不响。
我当时我问我的朋友，你既然碰到这个事情，你为什么不问她，她是哪里来的到哪里去，一系列的东西。他说，我是从来不问的。
当然之后我也自己在分析，譬如说像工薪阶层，可能会非常警惕一个陌生的女的，即使他们做了这个事情，他如果心里不喜欢她，他也不想近距离跟她接触，因为他认识了自己的家，或者说，他自己的钱有限。
我朋友说，就是你们这种人会打听，我们是从来不打听的。
尤其是王导，他喜欢这种来无影去无踪的故事。
05
“包括‘不响’，这种上海人每天要说十几遍的词。”
我后来跟王导说，我另外有一个故事。
在“文化大革命”最最残酷的阶段，有大户人家，知道明天要来抄家了，把家里的金条都放在一个饼干桶里边，要转移财产，把这个饼干桶交给自己的女儿说，你赶紧把它藏到女同学家里去。
这个女孩子当天夜里抱着这个饼干桶，走了很多路，走过苏州河，到了一个棚户区里面交给她同班的一个女同学。女同学是工人阶级出身，没有问题。
十年之后她家里的人说，“文革”也结束了，你去问你的女同学把这个要回来吧。找到那户人家，问了她以后，她的同学说，我不记得有这件事，你一定是记错了，你可能是送给别人了吧。她说，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到我家来，我家就这么小一个房子，你可以到我家来找。
我说了这个故事以后，就发现电影导演和作者的想法不一样。王家卫导演说，后面部分没什么意思，最有意思的就是，那天晚上，这个小姑娘抱着饼干桶，那天晚上肯定下大雨，她摔了一跤，或者怎么样，这个就是他的画面感，非常好。
当然最后王导也提醒了我，他没说，是我自己想的。我觉得这户人家和其他倒霉的家庭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家的重要财产，在这个十年里已经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所以说他们即使吃再多苦，心里会很高兴，他就觉得我的财产已经转移了，我有活下去的信心。
《繁花》就是这样，包括像不响，这种上海人每天要说十几遍的词。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饭局。《繁花》里面有很多饭局，我们的当下，我们的家里的客厅里已经基本不接待客人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通过吃饭，我们吃过的饭里，实际你过了十几年，可能完全忘记了，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写成书，或者变成一个录像带告诉你说，十年前有一个饭局，你要不要看？你肯定非常喜欢。
06
“半斤馄饨就是十碗嘛，十碗端上来他就知道不对了”
所以我是觉得，把它做成一个没有上海字的文本的话，会使很多外地朋友对上海有一个了解。
包括春晚也好，我们其他的一些节目也好，把上海人做成一个非常小气，或者斤斤计较的人。但实际上，因为我在东北待了八年，我知道有很多是出于误解，误解在哪里，就是因为语言不通。
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改革开放之前那时候，北方是没有菜场的，到秋天的时候，大白菜买两吨，两吨煤，家里藏起来，因为外地头要结冰嘛。但是上海这个地方因为比较温暖，到处都是小菜场。
一个北方朋友到上海来玩，跑到人家家里一看，厨房里面有两根小葱，他想好久没吃葱了，就把两根小葱偷偷吃掉了。吃掉了他还说，上海人太小气了，我家买葱一买就是三百斤。
后来没想到，刚说完这个话，家里一个做饭的老太太急死了，因为这个葱她是做鱼用的，没有葱了，这个鱼怎么做呢。这个老太太急得团团转。这位朋友才刚刚发现，原来上海人是不吃葱的，就是要做鱼才去买两根。那这实际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
还有比如说，半两粮票。“文革”时代是全国都发行粮票，只有上海有半两。外地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经常提这个问题，哎呀，上海人真小气啊，全国只有上海是半两的粮票。但是他不知道，上海滩有很多东西是论个买的。
比如说我到哈尔滨，朋友带我吃早饭，说，来两斤油条；到馆子里边吃饺子也是论斤，论半斤或是怎么样。但是上海有几种食品，它是半两的，比如说油条，它一根是半两，有时候上海人吃泡饭要用油条蘸酱油，这是一种。
还有比如说小馄饨，当时也是半两。北方人不知道，跑到上海的馄饨店里说，来个半斤馄饨，半斤馄饨就是十碗嘛，十碗端上来，他知道不对了。
所以说《繁花》呢，我的目的是要消除这些语言上的障碍，使得外地的朋友能够了解上海的市民生活是什么样子。
现在时间到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