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岁将至，有些“书债”要还了。
疫情三年虽然恍如隔世，但余波不息，当时有几本书被反复提及，如《乌合之众》（点击蓝字可跳转）、《鼠疫》、《血疫》、《血殇》……
看完《血殇》，心有戚戚然，这本书会让你想起疫情期间的很多事情。
作者理查德•普雷斯顿擅长以非虚构手法处理科学题材。《血疫》讲述埃博拉病毒的缘起；《血殇》讲述埃博拉病毒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他在1994年出版《血疫》，长踞《纽约时报》非虚构类畅销书榜首61周，是埃博拉题材销量最高、最有影响力的书籍，还被改编成美剧。他因此获得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颁发的防疫斗士奖，这是有史以来唯一以非医师身份获奖的得主。
《血殇》是我1994年的著作《血疫》的续作。两者都是非虚构作品。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的，由本人尽可能详实地报道和讲述。书中内容来自数以百计的个人访谈和数年来对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档案及原材料的研究。所引用的原话来自我对谈话对象的访问或他们对逝者言论的回忆。
书中的角色鲜为人知。然而，至少对我而言，在这场世人生平仅见的最具毁灭性的迅猛瘟疫之中央，始终能窥见他们的行动和选择、生存和死亡，这场瘟疫甚至将触手伸进了达拉斯和纽约市，它或许就是未来之事的一个范例。尽管本书只集中描写了特定时间点上的少数几个人，但我希望读者能够以此为窗口，看清我们所有人的未来。
首次爆发
《血殇》先是回顾了1976年埃博拉病毒的首次爆发。
1976年9月9日，恩多贝来到刚果河以北的扬布库传教区医院分娩，比利时的比埃塔修女给她接生，取出来是死胎，恩多贝也死于大出血。
五天后，比埃塔修女感觉不舒服，很快变得极度虚弱，喷射状呕吐、排黑粪，脸变成一张茫然的面具。
比埃塔修女哭了起来，她眼中流出血泪，顺着面颊淌下去。她眼睛里流出的液体是眼泪和血液的混合物。血液来自眼睑黏膜出血。比埃塔修女的血液失去了凝结能力，它与眼泪混合在一起，就像染料在水里扩散，红色的液体顺着面颊淌下去。
1976年9月19日，比埃塔与世长辞。
比埃塔修女去世的数小时内，医院的刚果籍护士纷纷辞职；大病房里的患者像恶魔附体，接二连三死去；其他患者吓坏了，能走就自己走，不能就由家属接走。为比埃塔修女祈祷的神父也被感染了，十三天后死去。
1976年9月23日，病毒学家穆扬贝来到扬布库传教区调研。
很多病毒学家认为病毒并非真正的活物，但也明显不是死物。
想要理解病毒，不妨将它们想象成生物机器。病毒是一台生物质的纳米机器，一台微小、复杂、有点毛茸茸的机械，它有弹性、可弯折、能扭摆，动作往往不是那么精确：由黏糊糊的构件组成的紧凑型显微机械。病毒行动诡秘但有逻辑，狡猾奸诈，反应迅速，机会至上。病毒和所有类型的生命一样，也拥有自我繁衍的强烈驱动力，因此能够经历亿万年存活下来。
当病毒在宿主体内开始迅猛地自我复制，这个过程被称为病毒扩增。随着病毒在宿主体内一次次倍增，宿主这个活着的生物体有可能被摧毁。病毒是生物世界中的不死者，是来自远古的僵尸。病毒的起源不为人知，我们不知道它们如何开始存在，何时出现在地球生命史之中。
1976年9月25日，穆扬贝为一位年轻女性的感染者进行尸检，震惊得无以复加。他取了肝脏和血液样本，想尽快返回金沙萨的实验室分析（可惜样本在热带地区很快腐败了）。
当时，一位修女和一位神父也在发烧，穆扬贝劝他们一起回金莎萨。金莎萨的医疗设施较好，如果能分辨出这种疾病就可以提出治疗方案。于是，带有传染性的微生物也登上了飞机，随人类一起飞往拥有200万人口的城市。
1976年在扬布库，几个埃博拉病毒粒子从生活在非洲雨林里的某种动物体内悄悄溜进一个人的血液循环系统。研究者无法判断谁是扬布库的第一名埃博拉病毒感染者。这个人也许是扬布库传教区一名四十二岁的教师，名叫安托万・洛凯拉，1976年9月8日，他在传教区医院去世，身体所有孔穴严重出血。他将病毒传给了妻子索菲・利索凯，她病发后差点死去，但最后活了下来。索菲・利索凯是埃博拉的第一位已知幸存者。
病毒从第一名受害者体内开始向外扩散，这种古老的生物信奉机会主义，适应能力强大，从生物学意义上说异常狡诈。埃博拉唯一的使命就是不断复制，不断从一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人身上，从而在人类这个物种之内永远存在下去。
当时没有人知道，现在同样没有人知道，新发病毒能够传播到什么地方，它们中的一个能够酿成什么灾祸。人类宿主聚集形成庞大的超级城市，建造的巨型巢穴里塞着数以千万计的个体，他们挤进一个狭小的空间，吸入其他个体呼出的空气，触碰彼此的身体。超级城市持续不断地扩张。在全世界许多最大的超级城市，海量人口只拥有极少的医疗和救护资源，有时甚至完全没有。城市由航班线路连接在一起，人类宿主对任何新发病毒都没有免疫力。
远古法则
被穆扬贝带去金沙萨的修女去世了，穆扬贝不知道她的死因，似乎是某种病毒。扎伊尔医疗救助组织的领导者卢泊尔也在调查扬布库的怪病。
1976年10月5日，卢泊尔向众人推荐“远古法则”。
“这是一种可传染的严重疾病，”卢泊尔站在邦巴镇市场的一张台子上，用林加拉语继续道，“它是如何传播的呢？它通过接触汗液、唾液和其他体液传播。”他在医院病房里见过这些体液，它们从患者身体的所有孔穴里倾泻而出。“这种疾病非常难以消灭，”他又说，“你们要怎么做才能消灭它呢？首先，你们必须留意生病的人。”他列举症状，就是他不久前在病房里观察到的情况。“你们必须避免接触已经患病的人。”他说。
“然后，你们要做的第二件事，”他继续道，“就是留意死者。你们绝对不能用传统方式整理尸体准备下葬。你们可以对死者行注目礼，这个没问题，但绝对不能拥抱死者。除非戴上橡胶手套，否则绝对不能接触死者，另外，你们必须尽快埋葬死者。”
1976年10月13日，卢泊尔采集的血样送到CDC的特殊病原体部，这个机构专门处理生物安全四级的病毒。CDC团队确认这是新病毒，两周后该病毒命名为埃博拉。
埃博拉病毒首次出现在一个偏僻的天主教传教区，人类如何在被病毒杀死之前剿灭病毒呢？凭借“远古法则”。
当时，国际调查组分成几个流行病调查组，走访了扬布库周围的69个村庄，询问居民、观察病患、搜集信息。
村庄之间的道路非常泥泞，几乎没法通过。有些村庄似乎对这种疾病毫不在意，一点也不担心，而其他村庄则极为恐惧，切断了自身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村民砍断树木横在路上，阻止车辆靠近村庄。这是反向隔离，村庄切断它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以此保护自身不受正在扩散的疾病的侵害。医生们在至少两个村庄里发现房屋连同里面的尸体被烧成白地。人们在这些房屋里死于这种疾病，村民焚烧房屋，火化尸体。确实还有人在遵循严苛的远古法则。
到调查结束时，病毒已经几乎消失。国际调查组没有阻止病毒，证据表明这是邦巴区的居民自己阻止了病毒。卢泊尔等医生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们灌输了“远古法则”。
这是极其难以完成的任务。远古法则相悖于普通人保护与照顾亲人的本能。病毒毫不留情，为了击败它，人类也必须变得毫不留情。他们必须约束自己，不去照护病人。他们必须切断与疑似患病者的一切联系。他们必须停止按照传统方式向逝去亲人表达哀悼之情。邦巴区的人们做到了这些。
他们驱逐患者全家，不照护他们。尽管很多人哀悼亲人的逝去，但似乎放弃了睡在死者身旁和拥抱死者的习俗。在几个案例中，他们烧掉整幢房屋。最重要的一点：他们对扬布库传教区医院敬而远之。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会注意到疾病以医院为中心扩散，因此假如你不想得病，就该尽量远离医院。
在埃博拉病毒的第一次爆发中，“远古法则”旗开得胜。
再次爆发
2014年，埃博拉在马科纳三角洲再次爆发，起因也许是一个吃了蝙蝠的小男孩。
这个男孩叫埃米尔，也许他被吸食蝙蝠血液为生的蝠蝇叮咬，有可能把少量蝙蝠血液注入他的身体。当然，这是事后推测。
埃米尔因腹泻而病倒，2013年12月28日死去。一周后，他四岁的姐姐死去；母亲发烧病倒，2014年1月11日死去。家人按习俗把这位母亲葬在住处旁，不久，埃米尔的外祖母也开始呕吐并死去。
村里开始恐慌，曾经负责照顾她们的助产士也开始发烧，送去医院不久死去；照顾助产士的医务人员也在医院死去。
孩子死于非命，同时开启了一条传染链，将疾病传给另外几个人。病毒在几内亚的两个地方开始自我扩增，然后跳跃到更多的地方，病毒之火很快就在马科纳三角洲悄悄燃烧起来。
接下来几个月，病毒持续扩散。
有个麦宁道（当地的传统医师，施行驱邪仪式、向病人提供自制药物）为很多患者提供治疗，但她的所有秘密武器都无一奏效。麦宁道不仅没治好病人，2014年4月8日她在家中去世。家人为她举行葬礼，至少有两百人参加。
麦宁道的葬礼上，人们表达哀痛，抚摸麦宁道，然后彼此接触，曾经依附在她裸露皮肤上的一些病毒粒子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最终整个人群都受到了埃博拉的污染。病毒粒子沾在人们的手指和手掌上、脸上、头发以及衣物和眼睛里。埃博拉病毒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靠的是最深沉最个人的情感联系，正是爱、关怀和责任将人们连接在一起，明确地定义了我们的人类身份。病毒利用人类天性中最美好的那些元素，作为人际传播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病毒是真正的恶魔。
流行病学家后来终于得知麦宁道的葬礼，追踪从葬礼而起的感染链，发现至少有365个埃博拉病例可追溯至那场葬礼。
2014年3月13日，无国界医生和几内亚政府组成联合小组，去马科纳三角洲调查。3月23日，联合国“世卫”组织宣布几内亚爆发埃博拉病毒。
多年来，无国界医生组织行之有效地打击了埃博拉病毒，越来越多的公共卫生专家倾向于认为埃博拉对全世界的人类群体来说并不构成什么问题，也永远不可能构成问题。然而，我们不得不说，为了证明绝大多数专家看走了眼，大自然往往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无国界医生组织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前往马科纳三角洲，建立埃博拉治疗中心，由一组白色塑料帐篷构成。埃博拉患者被收治到“红色区域”，与外界保持严格的生物隔离。
马科纳对岸的几内亚，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医疗人员和卫生工作者正在鉴别埃博拉患者，将病人安置在帐篷营地内的红色区域内，根据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守则护理病人。在红色区域内死去的人被埋在营地附近。随着病毒继续扩散，当地人越来越恐惧无国界医生的诊疗设施。营地和它们的白色帐篷看上去就很险恶，而且由白皮肤的外国人管理。外国人告诉人们，他们感染了一种病毒，必须到营地里去，然后那些人就在营地里消失了，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外国人身穿太空服，把装着尸体的白色口袋抬出营地，把尸体埋在营地附近。外国人不允许人们打开口袋看他们的亲人，说什么尸体很危险。
马科纳三角洲的居民从没听说过埃博拉。许多人根本不相信疾病会通过传染而来，看不见的微生物会导致人们患病。基西乡村地带有相当多的人拥有手机，他们通过社交媒体讨论局势。短信在马科纳三角洲飞来飞去，传播有关营地的谣言。谣言说，白皮肤的外国人在人身上注射氯水，用尸体做骇人听闻的实验。
在这里必须介绍一个重要人物：胡玛尔・汗医生，他被视为民族英雄。
胡玛尔・汗是病毒学家，管理塞拉利昂凯内马医院的拉沙热项目已有十年。拉沙热病毒是一种四级生物安全的高危病毒：具有高度传染性，几乎没有疫苗、对症药物和有效治疗方法。
胡玛尔•汗家境很好，家人都反对他研究病毒。塞拉利昂政府的薪水很少，胡玛尔•汗在凯内马开了一家私人诊所来帮补。
埃博拉爆发后，他在美国的哥哥叫他去美国当医生，不仅钱多，而且没有那么危险。他拒绝了，他说：“我是一名受过训练的病毒学家……我擅长我做的事情。”
2014年5月25日，胡玛尔•汗在实验室检验样本，有样本呈现埃博拉病毒阳性。
假如在塞拉利昂发现一名埃博拉患者，就意味着又一场爆发已经发生。埃博拉并非单打独斗，而是群体作战，病毒会在越来越多患者的身体里自我复制。
胡玛尔•汗所在的凯内马医院遇到麻烦了，收留患者的诊所也成为高危区域。
埃博拉病毒粒子有可能附着在建筑物的一切内表面上：墙壁、地板、病床、医疗用具、卫生间。建筑物里还肯定有家庭成员在照顾亲人，这在非洲的医疗机构是完全正常的。家庭成员会给予患者无微不至的关怀，因此任何一名家庭成员都有可能携带埃博拉病毒。
医疗小队去疫区搜索被埃博拉感染的病人，被村民伏击。当地人不相信埃博拉的存在，只要监控人员去搜寻，当地人就变得暴力。
他险些在一个村庄里死于非命，现在对局势有了清醒的认识：他的国家正在走向一场灾难。就他个人而言，他能做的仅仅是继续工作，尽量保证家人的安全。
2014年6月12日，胡玛尔•汗召集团队所有人开会，他说大家必须坚守阵地，房间里响起了哭泣声。
汗的声音压过哭声，“这是我们必须完成的工作，现在这场战斗就是我们的战斗，我们在为祖国而战。”
更多的人开始流泪。
汗提高嗓门，“假如连你们都撂挑子不干了，那谁来干呢？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哪怕为国牺牲。”
外号“姨妈”是个寡妇，负责管理病房，她尽职尽责、德高望重，大家都崇敬她。她后来被埃博拉感染了，生命垂危的消息迅速传遍凯内马市。越来越多人涌入医院，聚集在埃博拉病区门口，急切地等待“姨妈”病情的最新消息。
大约凌晨1点，小道消息在人群中流传，说“姨妈”并不是昏迷，而是许多个小时前就去世了。小道消息还说工作人员隐瞒真相，不敢宣布实情，是因为害怕暴民会袭击医院。
人群里有些性情鲁莽的年轻人。他们嚷嚷着要是“姨妈”死了，医护人员敢骗人，他们就要把医院烧成白地。那些男人高喊，是护士们把病毒带到了凯内马来。医院的工作人员要为凯内马的所有死亡负责。现在他们又害死了“姨妈”。在这些年轻人的鼓动下，人群开始暴怒，情绪逐渐蔓延，暴民越来越多。人群无论从数量还是从激情上说，都拥有摧毁凯内马政府医院的能力。
“姨妈”那晚去世了，护士们悲痛的叫声传出来，接连不断，像大雨似的冷却了人群，直到所有人都泪流满面，愤怒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在“姨妈”去世的第二天，胡玛尔•汗被检出感染埃博拉。
“双输”悲剧
胡玛尔•汗被送去塞拉利昂的无国界医生的埃博拉治疗中心：凯拉洪营地，实际上是一组帐篷，位于城郊的一片森林中。
也许你会问，埃博拉出现那么多年了，还没有医治良方和疫苗吗？当时有药物ZMapp用于动物实验。
用猴子测试ZMapp是成功的，能在九十分钟内逆转了埃博拉的症状，但治好猴子不等于可以治好人，没人知道 ZMapp进入人体会怎样。
2014年7月23日，世界各地的埃博拉专家参加国际电话会议，有人抛出一个重量消息，营地就有一个疗程的ZMapp，放在冰柜里储藏着。电话会议后，营地组织开会，有医生反对给胡玛尔•汗使用ZMapp。
无国界医生组织毫不动摇地坚持名为“分配正义”的伦理准则。这条准则认为所有人类都应该平等地得到有可能得到的最好的医疗服务。从分配正义的准则出发，每个人都有资格得到相同的服务，无论贫富，无论贵贱。
如果给胡玛尔•汗因用药，把一种实验性药物用在有特权的医生身上，他能得到极为罕有的治疗，生命有可能因此得救，那会破坏“分配正义”的伦理准则。
如果胡玛尔•汗因用药而死去，非洲人也许会认为是药物杀死了他，可能会袭击营地，这样会危及营地的所有人，破坏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整个使命。
营地讨论的结果不仅不给胡玛尔•汗用药，而且不告诉他冰柜里有这种药：因为营地里没人同意给胡玛尔•汗用ZMapp，那么这个治疗方案对他来说并不存在，在伦理上就没有责任要告诉他了。
世卫组织的医生强烈建议把营地有ZMapp的事情告诉胡玛尔•汗，给他一个为自己做出决定的机会。营地管理人员反对，毕竟他们有营地管理权。
讨论的结果是把胡玛尔•汗送到欧洲愿意接收他的地方，再给他用药。但要带胡玛尔•汗出境很难，那时任何国家都不允许载有确诊埃博拉患者的飞机降落。
2014年7月25日，国际SOS公司派出飞机来接胡玛尔•汗，飞机降落在弗里敦国际机场。此时胡玛尔•汗已经开始腹泻和呕吐。SOS公司讨论后决定：胡玛尔•汗的病情太重，无法允许他登机，也就意味着他无法被送往欧洲。
2014年7月29日，胡玛尔•汗死去。
胡玛尔・汗去世后两周， ZMapp挽救了肯特・布兰特利和南希•莱特博尔的事实已经无可辩驳，《纽约时报》刊发了一篇报道，讲述人们如何拒绝在汗身上使用 ZMapp：“来自无国界医生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医疗团队彻夜激辩，最终决定不使用这种药物。”报道还提到了汗没有得到机会选择是否使用这种药物。
报道出来后，营地的管理人员不愿公开讨论这件事，营地许多成员严重心理受创。
胡玛尔•汗的助手迈克尔接受作者采访时说，他认为营地管理人员过于狭隘，被呆板的教条和僵硬的流程捆住手脚，反而妨碍了拯救生命。
这是一个双输的悲剧。从程序上，这件事本身无国界医生并没有做错，但理性过头了。
2014年8-9月，埃博拉在城市内爆炸性传播的时候，马科纳三角洲的村庄开始施行反向隔离，切断它们与外界的联系，防止病毒进村庄。远古法则再次起效，到了十月末几乎没有新增病例。
埃博拉战争不是通过现代医药打赢的。这是一场残酷无情的中世纪战争，交战的一方是普通人，另一方是一种生命形式，它想将人类的身体用作求生工具，活过亿万年的时光。为了战胜这个非人类的敌手，人们必须去除自身的人性。他们必须克制最深沉的情绪和本能，撕开爱与情感的羁绊，隔离自身或隔离他们爱的亲人。为了拯救自我，人类必须变成怪物。
残酷的假设
如果说1976年埃博拉最初出现只是一次偶然，是病毒的跨物种跳跃（通常来说，病毒进入新一类宿主后会快速突变，确保它能一直繁衍下去）；那么，2014年非洲埃博拉卷土重来就像黑色寓言：面对病毒，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是否太轻敌了？
公共卫生专家普遍认为埃博拉在进入人类群体后会“自行燃烧殆尽”。这种病毒过于危险，过于致命，杀人速度太快，因而无法站稳脚跟，成为人类群体中的永久性疾病。总之这个看法广为流传。简而言之，埃博拉病毒没有被视为一个严重的威胁。
《血殇》更关注病毒的社会属性。作者提出一个残酷的假设：假如由某种新病毒引起全球爆发生物安全四级事件（生物安全四级是生物隔离的最高等级，要求穿戴生物防护密封防护服）：病毒能通过空气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没有疫苗，用现代医药无法医治，我们会怎样？
埃博拉是“湿”病毒，那“干”病毒呢？
据我们所知，埃博拉不会通过空气在人与人之传播。埃博拉是一种“湿”病毒，通过接触体液或能够在空气中飘至数英尺外的细微液滴传染。
下面是作者的假设，你是否觉得似曾相识？
假如四级病毒在世间爆发，超级城市纽约被迫施行远古法则，情况会怎么样？
纽约市费不了多大周折就会产生远古法则。
一种能够通过肺部感染人们的高致死率“干”病毒。这种病毒没有疫苗，无药可治。你搭地铁、乘电梯，就有可能被传染。
假如远古法则降临纽约市，我们能够想象病人趴在街头或中央公园里死去，人们躲得远远地围观。
病人乞求帮助，没人愿意伸出援手。
警察身穿全套个人防护装备。
病人需要救护车。没有救护车。
医院回到中世纪。医务人员有的逃班，有的奄奄一息，剩下的已被压垮。
所有医院的病床都满员了。人们在街上就被贝尔维尤医院拒之门外。
停尸房塞满尸体，高危得仿佛地狱。
远古法则施行期间，精神正常的人绝对不会走进纽约市的任何一家医院。
交通瘫痪。
食品供应短缺甚至断流。
学校关闭。
人们由于害怕感染而不去超市。
预言家预测未来，编造治疗手段。
人们带着病毒离开城市。
机场变成传染场所，航班纷纷取消。
父母在公寓和住宅内照护生病的孩子。假如一家人里有人生病，就必须指定一个人来照护病人，这个人需要牺牲自己的生命来照护挚爱的亲人。
富人为了保命，花钱如流水；穷人和弱势群体一如既往地付出最大的代价。
假如存在疫苗或能治病的药物，腐败就会随之而生。公司和个人会囤积疫苗，以天价出售给其他人。
“病毒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在病毒的世界里，人类才是闯入者。如果我们依然傲慢、贪婪、冷漠自私、自以为是，那么作为闯入者的我们会被病毒清除。
病毒感染者容易被污名化，病毒防治也容易政治化。在每次疫情中，人类可能都会犯下致命的错误，但也从错误中一次次吸取教训。
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假如一种四级新发病毒扩散到北美或任何一个大陆的百万级人群之中，医院是否有能力处理这么多的患者并照护他们？假如感染人数超过百万，流行病学家是否有能力追踪并打破传染链？
面对病毒这个强大的敌人和持久的战争，作者在结局还是抱着乐观态度：人类在这场战争还是占据一定的优势，“其中包括自我意识、团队作战的能力和愿意牺牲的精神”。
世卫组织认为，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显示，“对于应对严重的流感大流行和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世界并没有做好准备。”
但愿在下一次大流行来临前，我们已经做好准备。
既然病毒可以突变，那么我们也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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