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在长征之后,才成为传奇的。

而在长征时,上到中央的委员,下到基层的战士,感受到的情绪尽是痛苦,还有迷茫、绝望。

后来教科书提到这段历史时,满篇激昂,描述用词也是眉飞色舞,四渡赤水将敌人玩弄于股掌,兵临贵阳吓得老蒋出了一身冷汗调滇军,奇袭昆明诱走滇北部队。

随后巧妙一转,北渡金沙江,甩开敌人十万大军。紧着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陕北吴起会师,甘肃会宁会师,长征顺利结束。

可事实真是如此顺利吗?
写到四渡赤水这部分时,争议很大。

最大的争议是说我弱化了教员的预知能力,将教员对军事的预知性写平庸了。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教员的军事能力这么强,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出来的?”

真有天才吗?这个世界上真有生而知之的人吗?

有关这个问题,教员自己其实做过定论。建国后,有一段时间某人要搞“个人崇拜”,并提出了“天才论”,说教员是全世界几百年,中国上千年才能出一个天才。

但这个说法遭到了教员的批评。

教员说:“我不是天才,读6年孔夫子,读了7年洋学堂,到25岁那年正是1918年开始读马列主义”。“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在《实践论》中,教员也说:“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是一句空话。

四渡赤水也是如此,教员的作用毋庸置疑,但他绝不是凭空制定了行军计划,更不是超前预知了敌人的行动轨迹,一切的一切,都要建立在对敌人的了解,对自己的了解之上。

首先,教员对红军的整体实力有一个清晰却准确的判断,这个判断就是,红军绝不能和老蒋硬碰硬,红军能做的就是“走”,其次,毛对老蒋很了解,对国军很了解。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1933年下半年,当时从上海来的同志带来了国军的电报密码本,国军的很多行动,红军都知道。(知道归知道,不代表就能从情报中得出最优解,毛没恢复权力前,李德他们就经常打败仗。)

而四渡赤水时,战场局势瞬息万变,根本没有一个长远的规划,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出现新情报就要有新命令,朝令夕改是家常便饭。

而教员作为指挥者,在这种情形下,势必要做好各种准备,三渡赤水时,教员就想到了四渡赤水的可能性,但这绝不是教员的唯一选项。

没有万全之策,只有随机应变。

情报+知彼+知己+独特的军事思想=教员天才般的指挥。

四渡赤水的确很精彩,虚虚实实,左突右进,将老蒋绕的七荤八素,摸不清红军到底想干什么。

教员这套操作着实帅气,但这是有代价的。

人之所以是人,就在于人有感情会发牢骚,红军战士虽然是“特殊材料制作的人”,可材料再特殊,也有极限。

教员拿到军事指挥权后,红军的行动基本可以总结为“走”、“绕”、“跑”、“撤”,质言之,能行军就坚决不打仗,能打小仗,绝不打大仗。

教员的意思很明白,咱们现在打不过就不要打,除非必要,不然坚决不打。保持高机动性,红军才能掌握主动权,才能跳出老蒋进行布置的包围圈。

但这有一个问题,高机动性就意味高强度的行军,还是在恶劣的环境下行军。除了环境恶劣,红军还缺衣少食,忍饥挨饿是家常便饭。

由于打仗很少,补给也就很少,红军自己又没有生产力,所有的补给要么是通过打仗缴获的,要么是打土豪没收的,一路光行军不打仗,也没有时间停下来打土豪补充一下物资,可想而知红军的情况有多糟。

可了劲的打仗,会死很多人,不打仗又没有补给来源,精神会疲惫。

四渡赤水的时候是这样,渡过赤水往云南跑的时候,也是如此。

云贵是高原,到处都是山,在这样的情况下背着武器和辎重行军,别提有多辛苦了,可红军不急行军还不行。

因为当时老蒋判断,红军不可能去云南,迟早还会北上渡江,因为云南条件太恶劣,就凭红军现在的士气和补给,在云南根本活不下去。

所以老蒋就派出了三支部队,从三个方向追红军,左右负责夹击,而负责追击的部队就一直跟着,也不跟红军打,保持一定距离,如果红军掉头反打,就后撤一点,等待援军。

老蒋看准了红军的弱点,布置的战术十分有针对性,这手棋很厉害。

老蒋的判断基本没大毛病,按常理说,这样的布置,迟早能将红军拖死,当年石达开就差不多是这样被耗死的。

可红军是一支有信仰的队伍,不能以常理度之。

但老蒋这样一搞,红军就只能不停的行军,以免被敌军追上缠住。

红军没办法,只能每天以100里的速度行军,抢占敌军前头到达目的地。而且是在贵州的高海拔山地,后有追兵,前不知路。

身上背着辎重,脚上穿着草鞋,吃得是简食,穿得的单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以这样的条件,每天走几万米,究竟有多难,有多痛苦。

出乎老蒋预料,红军以其顽强的意志和严明的纪律冲出贵州神速进入云南。

可以负责任的说,在红军之前,还没有哪支队伍能做到如此地步,老蒋已经很厉害了,他的失败要怪只能怪他的对手太过厉害,厉害到不能以常理度之。

红军进入云南后,高强度行军的隐患逐渐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