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8月，中央警卫团指导员纪东被调到周总理身边做秘书工作。他是总理最后一任秘书，在总理身边工作八年，直到总理逝世。
纪东认为，周总理是“把伟大和平凡结合得非常完美的人”。人们为他的伟大而骄傲，也为他的平凡而感动。人们会记住他经天纬地的丰功伟绩，也会记住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点点滴滴。
总理行止有度，温文尔雅，虽然每天工作千头万绪，却很少发火，也从未骂过人。他批评人、责备人最重的话一般只有两句：“胡闹台！”“这是不允许的！”
纪东说，总理只有一次在极为愤怒的情况下，骂出了一句“国骂”，让他印象非常深刻。
“九一三”事件后，总理抓住时机，对极“左”思潮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尽可能纠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影响。
对于总理的做法，毛主席起初是支持的，但随着批“左”的不断深入，出现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势头，让毛主席心生警惕。
正是这个时候，1972年12月5日，《人民日报》理论组编辑王若水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赞同批判极“左”思潮的主张，并向主席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反对批“左”运动的情况。
可是主席认为王若水的信写得不对，主张对极“左”思潮还是要少批一些。
主席的态度让总理抵制、批判极“左”思潮和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努力遭受挫折和反弹。总理只好把调子压低，尽量在实际工作中减少极“左”思潮带来的不良影响。
尽管如此，总理的日子并不好过，特别是1973年7月到12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主席连续三次批评总理，这在客观上为“四人帮”向总理发难鼓了气、壮了胆。
江青等人本就极力反对批“左”，对总理早就怀恨在心，不断寻找机会向总理发难。
特别是1973年8月党的十大召开，王洪文当上党的副主席，张春桥当上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后，几人结成“四人帮”集团，更加肆无忌惮地迫害老一辈革命家。
1973年6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访美，与美国签订了《苏美防止核战争协定》等文件。
对此，我国外交部发了份简报，认为“这是美苏合作，欺骗世人，妄图主宰世界。”
总理同意这个观点，但主席却持否定意见。他找王洪文、张春桥等人谈话，指出：
“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了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
然后，主席让他们管管外交部的事，说：
“你们年纪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致上了他们的贼船。”
“要跟线不跟人。”
“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有讲。”
又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
这些话，主席没有直接和总理谈，总理是在会议上听其他人传达的。
纪东注意到，当时总理看了会议纪录，表情有些发懵。但总理并没有什么异常反应，继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把毛主席的批评在会上作了传达，主动承担责任，并作了检讨。
再说王若水的那封信。
当时总理看过信和其他材料后，指示让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传阅，之后信和材料又交到纪东手中。纪东就把他们和毛主席批示过的其他文件一起装在专门的文件夹里，放到总理办公室单人床头的一个茶几上。
此时的总理已经很少有时间休息，床上放满了文件。纪东把那个文件夹单放着，让它不易与其他文件混杂，容易找到。
过了大约有半年，一天，总理叫来纪东，向他要王若水的信和有关材料。
纪东发现，总理的声音和情绪明显有点不对劲。他迅速找到那个文件夹递到总理手中。
总理从第一页开始，一页页地翻看，看得很快。几份材料很快翻完后，总理猛地朝办公桌上一拍，劲很大，连桌子上的茶杯都跳了一下。接着把文件“啪”摔到地上，说了句：“妈的，怎么不是极‘左’，就是极‘左’嘛！”
声音不大，但每个字纪东都听得清清楚楚。
纪东看到，总理两眉紧蹙，双手扶住椅背，两眼怒视窗外。
纪东赶紧走过去，把文件从地上捡起来，整理好，放到总理办公室左边，然后悄悄退了出来。
纪东想，总理之所以让他把半年前的文件找出来，肯定是“四人帮”旧事重提，对总理批“左”怀恨在心，利用主席不同意外交部那份简报的观点，要求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对总理进行“批评帮助”的机会，伺机报复。
总理的那声“国骂”，是纪东在他身边工作八年间听到的唯一一次。可见总理当时内心的愤怒已经到了不可遏制的地步，才终于发泄出来。
但纪东感觉到，即便愤怒到极点，总理仍在极力控制情绪，不让自己有更多的情绪波动。总理是真不容易呀！
纪东知道，总理的“忍”，不是软弱，而是他具有极强的党性修养和大局意识。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不得不“忍”；是肩上的责任，使他在常人难以忍受的情况下，仍咬牙坚持着。没有这个“忍”字，那个“忍辱负重”的“重”，他又怎能担负得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