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彭德怀去大西南当第三副主任，三位上司里两位是自己部下

1965年11月底，年近七旬的彭德怀从北京出发，坐火车到成都，担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

1959年，彭德怀搬出中南海，住进了北京挂甲屯吴家花园。此后六年时间里，他闲居在吴家花园，种花种菜，居家养老。

1965年，彭德怀短暂复出，在中央的安排下前往西南搞三线建设。然而，他这个“第三副主任”从称呼上就说明他的他的尴尬身份——有三位直接上司。尴尬的还不止这些，这三位上司中，有两位是彭总曾经的部下，此时职务却在彭总之上。

那么，彭德怀的三位上司是谁？他们与彭总又有着怎样的交集呢？

1959年8月16日，在八届八中全会上，代表们通过了将彭德怀调离国防工作的决议。尽管彭德怀还兼着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但他的办公室已经没人上班，相当于一个虚职，只享受待遇，不具体领导工作。

彭德怀也自己的处境，主动搬出中南海，搬去了京郊挂甲屯的吴家花园。无官一身轻，那几年是彭德怀最安逸的时光，除了偶尔和朱老总下期聊天，他的大半时间用来开荒种地。邻居遇到困难，如下雨房屋漏水，彭德怀也会第一时间帮忙，冒雨修缮房屋。

彭德怀贫农出身，小时候吃尽了苦头，曾在大年初一带着弟弟出门讨饭。他真的很热爱农业，抗美援朝归来后，他首选的不是国防部长，而是到农业部当部长。架不住毛主席一再劝说，彭德怀才欣然领命。

1961年，经中央批准，彭德怀回了一趟湖南，进行了为期50多天的农村调查。回京之后，彭德怀写了一份八万字的《意见书》，向中央说明自己的见闻和想法。不过这份长信石沉大海，彭德怀的生活再次归于平淡。

1965年9月11日，彭德怀见到了彭真同志。彭真转达了毛主席和中央的意见，准备调彭德怀到西南三线，担任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

当时，由于苏联军队陈兵北境，中央处于安全考虑，准备将东部的一些国防工业和科研单位转移三线去，西南三线包括四川、贵州等地区。但由于资金单薄，西南交通又不发达，自然灾害频发，在那里搞工程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彭德怀一开始不愿意去，向彭真提出：“我缺乏这方面的工作经验，这个工作对我有困难，还是让我到农村去吧，去一个生产队也行。”另一方面，彭德怀也担心去了西南，自己说话没人听。

彭真却不放弃，劝说道：“三线有总指挥李井泉，有第一、第二副总指挥，还有中央的一些部长、副部长，你的意见正确，人家还是会听的。”

9月23日，毛主席又亲自致电彭德怀，爽朗地说：“老彭啊，你这个还是犟脾气，让你来你就来嘛！”

彭德怀听到熟悉的湘潭口音，心情很激动，匆匆赶往中南海丰泽园与毛主席见面。毛主席早已等候多时，一见面就紧紧握住彭德怀的手，简单分析了当前的国际形势，以及中央对西南三线建设的安排。毛主席说：“西南三线也搞军事，你去是比较合适的。”

经过一番长谈，彭德怀接受中央任命，向毛主席表态：“主席，我听你的。”

毛主席高兴地笑了，鼓励彭德怀：“你去了也许能搞出点名堂来！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由李井泉同志为正，程子华、你，和另外几名同志为副。”

此时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成立不过半年，从中央的任命来看，彭德怀这个第三副主任，上面有三个上司，即主任李井泉、第一副主任程子华、第二副主任阎秀峰。从职务上来看，这三位地方同志都是彭德怀的上级，前两位更是彭德怀曾经的部下，这次彭总去西南，却要在他们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李井泉，同时也是西南局书记，四川省的一把手。在彭德怀的三位上司中，他与彭总是接触最多的。

李井泉是江西人，参加过南昌起义，后留在广东从事游击斗争。1930年，李井泉进入在红一方面军工作，次年被任命为红35军政委。当时彭德怀是红三军团军团长，和李井泉属于不同部队，但经常合作作战。

李井泉还记得，第二次反“围剿”时，红35军准备和红三军团一起过峡江，到江西开辟根据地。可部队开拔前，红三军团许多干部不同意过江，说我们军团都是湖南人，为什么不留在湖南打仗？

这个时候，是彭德怀一锤定音，对大家说：“还是合作过江，只有部队不分裂，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

不久之后，李井泉加入红三军团，在部队当师长，成了彭总的部下。抗战全面打响后，李井泉任八路军120师358旅副旅长，彭德怀则是八路军副总指挥，两人仍属于上下级关系。

1949年，李井泉先一步抵达西南，转地方工作，建国后授上将。此后他长期在四川任职，历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西南局第一书记等重要职务。1965年3月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成立后，他又被委以重任，任主任一职。

对于李井泉的为人，彭德怀还是非常了解的，因此尽管他有些难为情，还是硬着头皮上任，于11月30日抵达成都。李井泉也了解老首长的处境，为了避免尴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他刻意减少了与彭总的见面次数。

彭德怀的第二个上司，是时任西南三年第一副主任的程子华，他和李井泉一样，也曾是彭总的部下。

程子华是山西运城人，1926年入党，是参加了广州起义的老革命。起义失败后，程子华潜伏在国军做兵运工作，带出了5个连的士兵，参加了彭德怀领导的红5军。

抗战时期，在彭德怀的安排下，程子华又进入阎锡山的部队当顾问，从事统战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奔赴东北作战，任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司令员，指挥了著名的塔山阻击战。

新中国成立后，程子华转到地方任职。他曾任山西省委书记、国家建委第一副主任，因为脱离部队，他没有参加大授衔，也是唯一一个没有军衔的兵团司令。

革命年代，程子华长期在彭德怀麾下效力，彭总也对他赞赏有加，说他是“一个会打仗的战将”。

当然上下级之间也有不对付的时候。1956年，彭德怀从东北视察回来，对人民遭受的一些困难深感不安，专门找来时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的程子华谈话。据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两人因此发生了一些争吵。

1964年，程子华调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并于次年兼任西南三线常务副主任。彭德怀被任命为第三副主任时，程子华正好在北京，立即前去吴家花园看望老首长。见面之后，程子华开门见山：“我这次来，是向您汇报三线建设的发展状况......”

由此可见，程子华对彭德怀还是十分尊敬的。

相比两位老部下，彭德怀与第二副主任阎秀峰几乎没有什么交集，也谈不上交情。

阎秀峰比彭德怀小16岁，早期从事教育工作，因为领导学生运动被捕入狱，1936年才被释放。此后他长期留在山西老家从事地方工作，1949年随军南下入川，曾任四川省委副书记、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1965年，阎秀峰兼任西南三线第二副主任，也成了彭德怀的上司。阎秀峰虽然与彭总不熟，但非常敬重彭总的人品，支持彭总开展工作，给予了许多方便。

不过，尽管三位上司都很关照彭德怀元帅，但在那个特殊背景下，他们也有共同的难处。开会讨论分工时，三人只能遵照指示，让彭总负责煤炭、天然气等能源方面的企业。彭总也清楚，那些核心军事工程是对他保密的，他也不为难三位上司，专心做好自己的事情，到贵州、云南等地进行调研。

1966年12月底，彭德怀被带回北京，算下来，他在西南三线也只工作了一年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