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朝鲜战争前线，我们的志愿军战士正在战场上与敌人殊死搏斗，他们为了保卫祖国牺牲在异国他乡。然而，后方的奸商们却利用朝鲜战争大发横财，他们为了赚钱，毫无廉耻可言，那么该不该发起惩治这些奸商的运动呢？

时间轴：1951-1952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

朝鲜战争爆发之前，金日成并未将作战计划透露给我们，等到战争爆发三天之后，才来告诉我们，此时战争已经开始了。

这场战争爆发时，我们一方面还在继续解放其他地方，一方面正准备建设新中国。

1950年2月14日，我们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借了3亿美元的贷款，计划三年还清，因此正忙着建设祖国，并且攒钱还债。

突然爆发的朝鲜战争，打乱了我们原来既定的发展计划。

1950年10月，美国纠集的“联合国军”已经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我们到了不得不参战的地步。

然而，面对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强国，我们手里的武器基本上是“万国牌”，而敌人除了有飞机、大炮、坦克、航母，还有原子弹，我们不会傻到用马刀砍坦克的地步，所以只能求助于苏联。

苏联当时的国力仅次于美国，虽然比不上美国先进，但是比我们来说，那不知道要先进多少倍。

这场朝鲜战争因为南朝鲜挑事儿在先，所以给了北朝鲜反击的理由，而金日成和斯大林事先就商议过，但是临到战争即将爆发前才告知我们，所以我们算是被迫参战。

现在我们决定抗美援朝的时候，苏联自然不能袖手旁观，也不应该袖手旁观。

当时的苏联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伤亡几千万，可谓是元气大伤。

在朝鲜战争爆发时，苏联的工农业生产勉强恢复到战前水平，经济也刚刚超过“二战”前一点儿，除了军事工业恢复较快外之外，整个国民经济并未完全恢复，因此苏联不敢贸然与美国交战。

毕竟美国在“二战”中没有什么损失，不仅没有受到战争创伤，而且还大发战争横财。

“二战”之后，美国又通过“马歇尔计划”，用“二战”的战争横财来装备欧洲，由此赢得了欧洲各国的跟从，并且率先建立了北约组织，由此开始了“冷战”。

苏联和美国争夺的焦点主要在欧洲，毕竟那里是资本主义的大本营，有着强大的工业基础，只要有资本投入，很快就能产出工业品，快速复苏。

当时欧洲的重要性，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谁丢掉了欧洲，谁就丢掉了整个世界。

因此苏联不可能两头兼顾，所以当我们出兵朝鲜时，对苏联来说是莫大的支持，所以他们有责任和义务向我们提供武器援助。

最开始入朝作战的志愿军共12个军36个师的兵力，但武器装备是我们自己之前缴获的“万国牌”，整体水平极为落后。

部队里的武器平均仅有6个步枪和机枪弹药基数，每个师只有3至4门大炮，炮本身就不多，还留下一部分在鸭绿江边做防备。

志愿军入朝第一个月，苏联向志愿军提供了包括14万支步枪、2.6万支自动枪、9000挺机枪，配套1.75亿发子弹。

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时，部队已经配备了苏式现代化步兵武器，之后入朝的志愿军部队也陆续开始配备苏式武器，苏联对我们抗美援朝的武器支援算得上是竭尽全力。

第三次战役发起时，志愿军已经有36个师更换了装备，这大大增强了志愿军的作战火力。

整个抗美援朝期间，苏联总共向我们提供了64个陆军师的武器装备，22个空军师的装备，其中有20个师的装备是无偿赠与，这还是斯大林亲自拍板做出的特别决定。

不过，事物总是一分为二，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

苏联用武器装备了我们的部队，在朝鲜战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是战争结束之后，又变成了不利的因素，这一点我们留到后面的章节来讲。

即便苏联无偿赠与了一部分装备，我们依然需要花钱购买其他武器装备，毕竟苏联也不是肉头地主，也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他们也需要恢复经济。

但是，我们当时的财政已经不足以购买更多的武器，因为没有这么多的军费开支，所以购买武器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在抗美援朝总会的积极努力之下，通过全民募捐达成的。

抗美援朝总会的全称是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前身是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成立于1950年7月10日。

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不到5个月，抗美援朝总会便于1951年2月组织筹备第一届赴朝慰问团。

1951年4月初，慰问团抵达朝鲜，给前线的志愿军带去了全国人民献赠的1093面锦旗、人民币420多亿元（约合新币420多万元）慰问金、2000多箱慰问品，以及1.5万多封慰问信。

这次慰问团的出访极大鼓舞了前线志愿军的士气，因为祖国和人民没有忘记他们，还专程组织慰问团到前线慰问演出，其中慰问团有4人遭到美军飞机轰炸，最后牺牲在了朝鲜。

慰问团回国之后，立刻向抗美援朝总会反映了志愿军战士武器装备落后的情况。

于是，抗美援朝总会发起了全国规模的捐款运动。

1951年6月1日，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了《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

7月4日，抗美援朝总会再次发出通知，号召全国人民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在增产捐献、优待军属、深入开展爱国公约的基础上，继续动员青年学生们参加军事干校，完成军事干部学校的招生计划，以便迅速加强祖国的国防建设；继续帮助赴朝慰问团和志愿军代表按照原定计划，完成在全国各地的宣传工作。

10月，抗美援朝总会又把开展增产节约和捐献武器作为抗美援朝工作的中心环节，于是抗美援朝捐献武器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

全国各机关团体、民主党派先后在系统内部发起捐款倡议，并捐献了以本团体特点命名的飞机，于是各种如“工人号”、“农民号”、“石油工人号”、“教工号”、“水利号”、“纺织工人号”、“工商号”、“民盟号”、“海关号”、“民航号”、“人民电影号”、“图书号”、“华侨号”、“伊斯兰号”等战斗机诞生了。

各省也纷纷认捐，于是直接以省份命名的空军师出现了，如“东北空军师”、“华北空军师”、“山东空军师”、“湖北空军师”、“江西空军师”、“苏南空军师”等。

各行各业涌现出捐款的优秀事迹，各地大部分工人每月捐出三分之一的工资或者捐出一半奖金，还积极参加义务劳动和加班生产作捐献，有的表示一直捐到抗美援朝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广大农民则通过省吃俭用和从事副业生产等办法进行踊跃捐献，四川省简阳县农民两个月内捐出了两架“棉农号”。

工商界捐出营业额的1％～5％。

学生们通过节约零用钱和勤工俭学的方式捐款，捐出了一架“儿童号”。

艺术家和作家主要是开展义演、义卖义展、捐献稿费活动，将这些活动所得全部捐献，捐出了“香玉剧社号”、“鲁迅号”等飞机。

到1952年5月31日为止，抗美援朝总会公布的捐款数总计55650.6亿元（旧币，约合新币55650.6万元），折合战斗机3710架。

截至1952年12月26日，抗美援朝总会结束武器捐献的前一天，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实收捐款已达47280多亿元（旧币，约合新币47280多万元），超过10月30日前全国认捐总数的19％。

与此同时，香港的爱国商人也在积极支援祖国的抗美援朝。

当时美国操纵联合国，对新中国实行禁运，但爱国港商冒着坐牢的风险，为前线运送了黑铁皮、橡胶、轮胎、五金、药品、医疗器械、棉花、纱布等战略物资，这位爱国商人的名字叫霍英东。

然而，当众人都在为抗美援朝出钱出力，积极奉献的时候，有人却在趁战争之际大发横财，那么这些资本家在干什么呢？

新中国成立之际，还处于新民主主义时期，走的是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道路，因此我们给予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很多优惠政策，积极扶持他们发展。

在抗美援朝期间，我们按照市场经济来采购战略物资，资本家生产什么，我们采购什么，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购买。

但是，没想不到，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在前线流血牺牲，黑心的资本家却在后方狼狈为奸。

我们来列举几个当时比较典型的奸商，看看这些黑心资本家都干了什么事儿。

王康年：上海大康药房经理。

他用贿赂的手段，从干部手中获取了志愿军采购医疗药品的订单。得到订金之后，却不发货，而是拖延时间，因为他要购买价格低廉的劣质医疗用品，以赚取中间的差价。

事情从1951年11月说起，志愿军某部后勤人员到上海采购急需药品。

大康药房明明无货，王康年却隐瞒不报，收进货款揽下生意，到12月中旬本该发货时，他用医疗器械和辅助药物进行搪塞。

店里员工提醒他，消治龙药粉、消发灭定药粉、氯儆素等消炎特效药店里无货，他却托言已联系进口，实际上他是要用志愿军的货款还之前欠的贷款。

据金城沪行报告：“查1951年12月15日广州行承做大康药房押汇之广州铁路局包裹票一纸（衡甲840号），计西林油十三公斤整，因大康过期未取，本行委托安余报关行代为提取，殊知已为大康径行提去，与本行约定殊有不合。”

此后，金城沪行又报告，于此稍前：“大康在我粤行以西药等押汇计人民币103650万元（旧币），又向我行续做押汇人民币24390万元（旧币）。货物到沪，均未来取，经我行向承运货物的恒发、振记及振大三家运输行提取，竟称货物已全部由大康私自提去。此种行为，显属非法串通诈欺。”

金城沪行宣称：“已于本月（系1952年2月）四日除呈报我总处，还请求本市公安局将大康负责人王康年及三运输行负责人一并传讯设法追索。”

李寅廷：武汉市福华电机药棉厂经理。

1951年1月，中南军区人民为了支援志愿军，向汉口福华电机药棉厂定制了66亿元（旧币，约合新币66万元）的急救包和三角巾。

李寅廷却把领来的1万斤好棉花私吞了，换成了黑心棉。

这些黑心棉很多都是从废品站捡来，没有经过漂白脱脂，也没有经过消毒，直接就做成了包扎伤口的救急包，而这些急救包上带有化脓菌、破伤风菌、坏疽菌等多种病毒。

有些志愿军战士不是死在了战场上，而是死在了伤口感染上，而他们去世时才二十多岁，而活下来的人则因为伤口感染而被迫截肢。

张新根、徐苗新：上海大名路联合牛肉庄老板和陕西北路徐福记牛肉庄老板。

1951年2月，华东工业部下属的益民工业公司，接到了生产牛肉罐头的任务。

当时志愿军战士作战条件艰苦，后勤部门想方设法给他们改善伙食，于是下了牛肉罐头的订单。

牛肉的供应一向都比较紧俏，因为牛作为当时耕地的主要生产工具，所以市场上的牛肉数量稀少，谁能接下这笔订单，谁就能获利。

作为牛肉摊贩的张新根和徐苗新，知道这是一笔金额不小的生意，于是两人合谋，花钱买通了益民工业公司的采购员，独占了这笔生意。

既然拿到了这笔订单，那么行贿的钱自然要从订单里要回来。

于是，两人将牛肉的采购价从每斤三四千元（旧币，约合新币三四毛）飙升到了每斤六千多元（旧币，约合新币六毛多）。

由此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两人获利30亿元（旧币，约合新币30万元），这30万元在当时有多少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人的工资每月大概30元左右，相当于一个工人干833年的收入。

赚钱也就罢了，两个奸商还以次充好，每100斤黄牛肉中，加入了60多斤的水牛肉，当时每斤水牛肉的价格，比黄牛肉要低500多元（旧币，约合新币5分钱），利用这点价差，两人就获利2.6亿元（旧币，约合新币2.6万）。

除了利用价差之外，两人还用马肉冒充牛肉，而当时马肉的价格，只有牛肉的三分之一。

更卑劣的是，两人每天下午去菜市场收购卖剩下来的次肉和坏肉，连同他们收集的死牛肉，混进质量好的牛肉中，一起卖给益民工业公司。

为了让这些肉看起来新鲜，他们让人刮去外面一层发绿的肉，然后泡进硫酸水中，冷藏之后再卖出去。

益民工业公司验货的人发现明显变质的牛肉时，便将问题牛肉退回去。

两个奸商便将退回来的牛肉涂上牛血，再当成好肉又卖回去。

这些明显有质量问题不能食用的牛肉罐头，就这样被送到了朝鲜战场，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就是吃着这样的食物在前线浴血奋战，而他们拼死保护的人之中，就有这些奸商。

胡恒庆：上海四川北路标准军装店老板。

他承包了志愿军3.5万双军鞋，为了牟取暴利，这些军鞋在制作时故意偷工减料，表面上看起来没有问题，但穿不了多久就坏了。军鞋被送到前线，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就是穿着这样的军鞋，在冰天雪地里冲锋陷阵。

周泽信、刘文清：武汉奸商。

他们承包了志愿军使用的7万把铁锹，铁锹是用来在前线挖战壕的工具，对铁锹的强度和硬度要求很高，但是两人用汽油桶铁板等劣质材料来制作，其中有2.43万把铁锹偷工减料，一挖就弯，根本没法挖战壕。

朱立成、杨文运：南京全球汽车材料行老板和沈阳文运铁工厂老板。

朱立成接到订单时，不是想着如何提升货品质量，而是想着如何从旧货摊上收买二手次品，再稍加修饰后，冒充全新零件送往前线。

这样做的后果便是志愿军的卡车在朝鲜的冬天里无法启动，而朱立成对此的态度却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称，“反正不是此地用，管他的呢?”

杨文运接到的订单是生产防滑链，朝鲜战场冰天雪地，志愿军的各种汽车长期行驶在雪地之里，必须配合防滑链才能保证正常行驶。

杨文运不仅恶意抬高加工费，还在生产过程中偷工减料，根本没有按照生产要求投入足够铁料，这样做出的防滑链根本不合格，送到前线后完全无法正常使用，70%多的防滑链都是废品。

石利如：北京广达兴记粮栈的经理。

石利如接到的订单是负责收购和组织制作支援前线志愿军的腌菜。在交付时，石利如在腌菜内掺进大量沙子，这样腌菜称重时的重量便增加了不少，沙子也当做腌菜的价格卖给志愿军，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在前线就是吃着这种掺了沙子的腌菜。

安景远、刘云生：济南盛昌蛋厂的厂长和经理。

济南盛昌蛋厂接到的订单是为志愿军制作日常食用的鸡蛋粉。然而，他们在制作蛋粉的过程中，将已经变质无法使用的臭鸡蛋，与优质鸡蛋掺合到一起进行生产，然后送到前线，导致鸡蛋粉恶臭难闻，而且容易变质。根据统计，济南盛昌蛋厂前后共计使用了7600多斤臭蛋来制作鸡蛋粉。

彭锡承：武汉大兴米厂的副经理。

武汉大兴米厂接到的订单是负责加工生产运往前线的大米。但在生产过程中，彭锡承暗中用厂里2000斤发霉大米替换了优质大米，发霉的大米被送到了前线，而替换下来的2000斤大米被变卖来牟取暴利。

唐梦伟、汪德孚：杭州奸商。

两人负责为前线志愿军制作饼干，他们不仅用劣质面粉替换了好面粉，还用低价的石碱代替苏打粉。这样的饼干吃在嘴里不仅口味发苦，喉咙也十分难受。

刘盛兴：苏州豆制品工厂负责人。

刘盛兴接到的订单是负责生产3万斤豆腐干送往前线。

为了谋取暴利，刘盛兴不仅在生产过程中偷工减料，每100斤里少放五斤盐和10斤酱油，不把豆腐干晒干就装箱，导致首批2500斤豆腐干还没运出江苏就已经发霉腐烂。

志愿军收到豆腐干之后退货，他非但没有销毁这批发霉的豆腐干，竟然又分批掺到之后的几批的豆腐干中运往前线。

以上这些奸商只是其中一部分，而我们的志愿军就是吃着这样的食品，用着这样的工具，在前线舍生忘死地战斗，我们的志愿军战士要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有多难，可想而知。

前线有强敌，后方有奸商。

志愿军在前线流血牺牲，他们拼死要保护的人中包含了这些奸商，而这些奸商却在后方想方设法坑害他们，他们有些人不曾死在敌人的手里，却死在了自己人手里。

这些奸商借着抗美援朝发战争财，收了钱却不干人事儿。

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能姑息这样的资本家吗？我们能纵容这些奸商吗？我们要不要改造这些他们？

当时我们为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已经给了他们很多优惠的政策，没想到他们却如此不顾志愿军战士的生命唯利是图。

既然资本家这么干，我们只能另想办法。

为了保障前线的后勤补给，我们不得不采取将生产任务指派给专门的生产单位，再由国家进行采购，然后供给前线。

这就是后来统购统销的雏形，也就是那些佞人们诋毁计划经济产生的原因。

统购就是“计划收购”，统销就是“计划供应”，范围从一开始的粮食扩大到了棉花、纱布、食油等。

今天佞人们诋毁的计划经济被说成是落后的经济模式，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计划经济模式才是真正强大的经济模式。

以国家资本为代表的战时计划经济国家，如苏联、美国、德国、日本，这些国家战斗到了最后。

而市场经济下的自由世界，如波兰、挪威、芬兰、丹麦、比利时、卢森堡、奥地利、法国等国，早已被打成了狗，英国如果不是因为隔着英吉利海峡，也早就被德国所灭。

看看当时国内黑心资本家干的事儿，我们能在抗美援朝时期实行市场经济吗？

我们能够应对战争的做法，只能是实行计划经济，这并不是谁头脑发热想出来的东西，而是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来的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但是，一个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又冒了出来。

政府采取统购统销的原则，那么生产任务该指派给谁呢？

显然，指派这个任务的部门手里就有了任务分配权，谁拿到了这个任务，谁就能从中获利。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工业基础，还没有大量的国营企业，能够生产的单位主要是资本家。

因此，资本家便对那些手里掌握了任务分配权的部门进行侵蚀，勾结机关工作人员，对他们行贿。

这些机关工作的人员之中，有一部分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政府人员。

老人家给了他们一碗饭吃，认为他们可以利用自己在政府部门的工作经验为人民服务，所以让他们留在政府部门工作。

可是，没想到这些国民党遗留来的官员中，有些人成了后来诸多问题产生的源头。

这些人在民国时期就贪腐成性，而有的人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代表。

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1951 年 11 月这两年中，在发现的贪污案件中，旧职员占贪污人数的99％。

那么还有1%又是谁呢？剩下1%则是被侵蚀脱落成资产阶级性质的干部。

前线志愿军战士流血牺牲，后方资本家勾结机关工作人员大搞贪污腐败。

这种现象我们能容忍这种腐败存在吗？我们要不要打击这些贪官污吏？我们要不要改造这些资本家？

志愿军战士在前线浴血奋战，投机资本家后方大行贪污腐败，我们要不要采取行动？

为了打击这种行贿受贿的无耻行径，我们开始了”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

“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在运动中抓了重大典型案件严肃处理。

先后任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在“三反”运动中被查处，刘青山贪污达1.84亿元（旧币，约合新币1.84万元），张子善贪污达1.94亿元（旧币，约合新币1.94万元），两只大老虎最终被判处死刑。

当时有人想为这两人求情，但老人家不许，并表示“正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不同错误的干部。”

勾结奸商坑害前线杀敌的志愿军战士，大发战争横财，如此罪大恶极，怎能不杀？

受贿的一方被打击之后，行贿一方也应该被打击，否则就会树欲静而风不止，于是五反运动开始。

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向违法的资本家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1952年3月5日，中共中央规定了对违法资本主义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

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

“三反五反”运动是对腐化堕落的干部进行清理，对丧尽天良的资本家进行打击。

志愿军战士在前线流血牺牲，这帮社会蛀虫却在后方大发战争横财，这些人该不该被惩处呢？该不该被改造呢？

佞人们诋毁那个时代极左，动不动就搞运动，为什么不把运动背后的原因都告知众人呢？

不惩处这些腐败分子，不改造这些无良资本家，今后再遇到类似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前车之鉴就在这里摆着，难道还不吸取教训吗？

“三反五反”运动是通过发动群众来进行的，所以涉及到的面更广泛更深入。

这其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将问题扩大化，毕竟有些人就喜欢浑水摸鱼，尽可能把事情搞大搞乱，让领导层感觉有强大的阻力和压力而无力继续下去，这样就能达到他们自保的目的。

但是他们小看了老人家，在“三反五反”运动及后来的运动中，凡是出现错误时，老人家都及时予以纠正。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老人家强调，“严禁逼供信。认真负责，实事求是。”

对待贪污腐败分子上，老人家采取抓大放小的策略，强调不能把生产生活停下来搞运动。

工人在参与运动的过程中，也改掉了在旧社会中沾染的恶习，旧社会把工厂里的东西带回家，如今保障了工人的权益，不再有人失业之后，便没有人再这么做了。

1952年10月，“三反五反”运动结束，这场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为后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70年过去了，2020年初席卷世界的新冠疫情，历史是否又重演了一遍呢？是什么再次激活了人性中的恶呢？

历史不会重复同样的故事，但是会重复同样的逻辑。

如果你想了解过去那个时代的真相，请关注下一章《一五计划：工业化奠基》。

参考资料：

1、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

2、苏联对中国抗美援朝的支援．陈立旭．党史博采（上）．2021-07-05

3、药商王康年盗骗志愿军货款真相．澎湃新闻．2018-09-28

4、共和国的足迹——1952年：“共和国反腐第一案”．中国政府网．2013-08-26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51年）．中国政府网．2013-08-26

6、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52年）．中国政府网．2013-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