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公开处决，却满脸笑容。叛党入中统，残害我党人士，变节投靠日本……因为“演技”太好，没人相信他是地下党，急得中共两次为他正名。
这个人名叫朱大同，1907年出生于安徽萧县，1928年21岁的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在自己的家乡担任县委书记。
1934年，面对国民党反对派的极限施压，我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处于异常被动的状态，地方党组织也受到很大程度的冲击。
在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朱大同不慎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高官厚禄的许诺，朱大同随即叛变，随后被安排在军统工作。
作为投名状，朱大同带领国民党抓捕了隐藏在枣庄市同香堂中药铺的中共苏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这让国民党当局对于朱大同非常信任，都认为他是彻底的投降。
朱大同的职位因此而芝麻开花节节高，过了没有多久就升为了徐州特务室主任兼行动队长。
对朱大同的叛变，昔日战友的看法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起初他们以为朱大同是被逼无奈，或者有什么其他隐情，可是随着朱大同带领敌人抓捕了郭子化，战友们相信他彻底沦为了可耻的叛徒。
朱大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在他担任国民党萧县党部代理时，利用一切机会污蔑诋毁我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朱大同的名声越来越臭，在日本铁蹄踏入中国，在国土上烧杀淫掠的时候，国共两党尚且能够兄弟阋于墙而共御外侮，他自己却与轰轰烈烈的抗日形势唱反调，这下就不仅仅是党的罪人，还是民族的罪人，国家的罪人。
特别是在朱大同的故乡安徽萧县，他未叛变之前是我党在当地的县委书记，叛变之后又做了国民党在当地的党部代理书记长。起初家乡人民都以他为荣，后来个个以他为耻。
1942年，朱大同被日本鬼子俘虏。与1934年如出一辙的是，面对敌人的残酷刑罚和糖衣炮弹，朱大同再次选择了叛变投降。只是这次，他竟然认贼作父，委身于异国侵略者。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对他嗤之以鼻，口诛笔伐。
只是朱大同在日本人的队伍里并没有待多久，1943年他利用外出办事的机会趁机逃跑，再次到达国民党的阵营里。为了重新赢得国民党的信任，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参与逮捕了许多地下党员、进步青年和民主党派人士。
也许国民党内部的党派林立尔虞我诈使朱大同备受排挤，也许是他这次根本无法赢得国民党的重新信任，总之朱大同在1944年离开了国民党队伍，在国立第二十一中学出任了代理校长。
日本鬼子战败投降之后，朱大同不再为国民党做事，他加入了反蒋的“孙文主义革命同盟” ，从此远离了战场。
解放军赢得了三大战役的胜利，百万雄师陈兵长江以北，随时准备渡江。朱大同暗地里联合国民党地方武装，做好起义迎接解放军的准备工作。
但朱大同的计划不慎泄露，国民党立即以通敌叛国的名义逮捕了他，并在1949年5月11日将其押到了上海的闸北刑场。
在去刑场的路上，沿途的百姓向囚车内的朱大同扔烂菜、凑鸡蛋等表达他们心中的愤怒。朱大同却满不在乎，始终一副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样子。
在网上流传至今的这张朱大同临刑前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他笑得非常坦然，这又与一般的汉奸与叛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随着一声枪响，朱大同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2岁。
1950年，新成立不久的上海人民政府发布通告，明确朱大同的党员身份，并追认他为革命烈士，但并没给出具体原因。人们很不能理解，许多人在心里依然将朱大同视作反面人物。
1981年，中央下达文件，再次认定朱大同的党员及革命烈士身份，并解密了部分历史真相。
原来，朱大同在1934年是通过投降获取敌人的信任。至于他一生最大的污点，带国民党反动派逮捕郭子化，则是为了在国民党内部立稳脚跟的无奈之举，当时组织也掌握这个情况，且朱大同后来通过暗地里配合，使得我党同志成功营救了国民党监狱中的郭子化。
朱大同被日本鬼子逮捕之后，遭受了严刑拷打，完全坚贞不屈。民间之所以传出他投降日本鬼子的说法，是因为狡猾的敌人模仿他的笔迹写下了假的投降书，并公布于众。
朱大同回归国民党后参与逮捕了许多进步人士，始作俑者并不是他，而且他之后积极营救了其中的好大一部分。
朱大同多年潜入国民党内部，趁机获取了不少机密绝密情报，并想方设法传递给我党我军。在解放军渡江前夕，朱大同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已经说服了某地方武装起义，可惜事情败露，朱大同被抓后惨遭杀害。
朱大同牺牲在了新中国成立前夕，但他看到了国民党必将全面败退的结局，也许这是他用纯粹的笑容迎接死亡的主要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