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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JETRO、NBER、BROOKINGS
整理 | TOP创新区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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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随着中美贸易战的爆发，美国开始审视其对中国供应链的深度依赖，与此同时，美国相继出台了所谓“纠正”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贸易政策、限制向中国出口尖端产品和技术的措施、减少对中国依赖以及重建美国与盟友供应链的导引性政策，增强美国供应链韧性的政策，尤其是在关键领域如医疗、半导体等。
五年来，美国的供应链重置策略产生了什么影响？对中国的依赖究竟变化几何？这种供应链的重置是否可持续？
TOP研究院希望用三篇报告，与大家分享顶级智库的判断：
日本智库
贸易振兴机构JETRO
焦点：通信设备与锂电池
报告链接：https://www.jetro.go.jp/biz/areareports/special/2023/0904/299f5f4e8cb02b20.html
过去几年，美国自中国的进口额虽有下降，比如2019年中美贸易战初期，以及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等，但中国作为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的地位并未动摇，甚至2022年美国进口中国总额创历史新高。
然而，在2023年，这一形势开始发生变化：
2023年上半年（1月至6月），美国自中国进口额同比下降了25.2%。是，2023年上半年美国自多数国家的进口均出现了同比下降，但就整体而言，中国的降幅相对较大，超过20%。
JETRO着重提到了电子通信设备。
这也是美国从中国进口大幅下降的主要品类：
比如笔记本电脑（个人电脑），同比下降23.9%，同比下降58亿美元；智能手机同比下降23.5%、PC显示器同比下降49.6%，进口额下降21亿美元等等。
这些份额被谁取代了呢？
越南和印度。
越南和印度在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制造领域正快速崛起，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一环。
2023年上半年，越南对美国的笔记本电脑出口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是去年同期的2.9倍，增加了近18亿美元。这种增长背后的动力主要来自于PC制造商扩展到越南，尤其是苹果公司的部分供应链逐渐转移至东南亚及南亚。富士康、台湾广达电脑、台湾仁宝电子，也即将在越南等地大规模投资建工厂。
北江富士康工厂
鉴于投资规模扩大，预计未来美国从越南进口笔记本电脑将进一步增加。
智能手机市场的情况类似。
2023年上半年，印度对美国的智能手机出口额同比增长了6.2倍，达到20亿美元。主要得益于苹果公司在印度的扩张。
自2017年以来，苹果的主要代工厂商如纬创资通和富士康已经在印度生产iPhone。最近，塔塔集团的进入和苹果的扩张计划，包括富士康和和硕的新工厂建设，随着苹果计划到2025年将其25%的iPhone生产转移到印度，印度在智能手机制造领域的地位正在迅速增强。
最后我们来看看锂离子电池——
在全球电动汽车（EV）市场迅速扩张的背景下，即使美国政府希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但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锂离子电池量急剧增加。
根据日本对外贸易组织（JETRO）的数据，2023年上半年美国自中国的锂离子电池进口额为60亿美元，同比增长51.4%。这数字是惊人的。
中国的电池在美国市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无论是车用电池还是非车用电池。
这一趋势的主要驱动因素是电动汽车市场的扩张。2022年，美国的电动汽车销量达到了81万辆，相比2020年的26万辆增长了三倍多。电动汽车在新车销量中的比例从2020年的2.2%增加到2022年的6.7%，并在2023年第二季度进一步增至7.3%。
这种增长不仅体现在私人汽车领域，而且扩展到了商用车辆，比如限定区域运营的公交车。
然而，美国的商业环境以及政策环境对中国新能源产业非常不友好。
自一开始，美国就一直对中国进口的锂离子电池征收301关税，而且从未获得豁免。
之前出台的《通胀削减法案》（IRA）规定，只有在北美制造或组装的电池才能享受购买电动汽车的税收抵免政策。这意味着装配了中国产电池的电动汽车原则上不能享受最高达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而福特和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等大公司之间计划的合作伙伴关系一直受到批评和争论。
而美国政府刚刚在12月出台的政策进一步明确，非美国本土生产或使用中国原材料的电动汽车不能享受每辆车高达 7,500 美元的税收优惠。FEOC 规则对于成品电池将于 2024 年生效，对于用于生产电池的关键矿物则于 2025 年生效。
特斯拉公司的美国网站显示，其受欢迎的 Model 3 轿车的税收抵免将从目前的7,500美元减少到明年1月份的3,750美元。
7,500美元的补贴非常关键。也就是说，明年开始，电动汽车如果不是美国本土生产制造的，或者两年后，电动汽车电池里有中国企业提供的关键原材料的，将在美国没有任何市场。
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显示，中国占据了全球电池产量的三分之二，而美国仅占10%。
中国在电动汽车电池所需矿物的加工方面，如石墨和稀土，也处于领先地位。
美国在电动汽车转型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完成的，供应链需要重组、新技术需要采纳，以及对现有制造能力需要升级，美国(目前)需要中国。
其实，美中在锂离子电池贸易上的这一复杂关系，既是一个缩影，也是一个风向标。
NBER
焦点：中国如何
借壳越南与墨西哥
哈佛商学院经济学家劳拉·阿尔法罗（Laura Alfaro）和达特茅斯塔克商学院经济学家达文·乔尔（Davin Chor）的一份研究关注了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程度的变化。
报告链接：https://www.nber.org/system/files/working_papers/w31661/w31661.pdf
这份报告的份量非常重，不仅仅是因为两位作者的影响力，也是因为这份报告在美联储杰克逊霍尔银行年会上被讨论被研究，有强大的政策影响力。
报告的核心思想是：虽然全球贸易格局已经在重新洗牌，但美国供应链仍然非常依赖中国生产——只是不再那么直接。
中国在2017年占美国商品进口份额的高峰为2017 年的21.6%，此后一直在下降，在2022年下降至16.5%。受益最多的地点包括其他低工资制造国家，尤其是越南，其在美国进口份额中显著增加了两个百分点，以及像墨西哥这样的友邻国家。
当然，这种供应链转变在产品组合中也存在细微差异，越南等国家开始向美国供应更多服装和纺织品，而墨西哥等邻国则开始向美国出口更多汽车零部件、玻璃、钢铁。
从数据来看，美国通过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FDI）与中国的直接经济往来的确是降低了。
但这是否必然减少了美国对中国供应链联系的依赖？
两位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美国对中国的间接供应链联系仍然存在；在某些方面，通过中国与越南和墨西哥的经济联系，这些间接联系甚至加强了。
首先来看贸易情况：
2017-2022年，越南进口在美国的份额的确在增长，增加了2个点；但中国获得了更为实质性的增长，增加了近6个点：中国货物在1994年占越南总进口份额的9%，到2010年增长到26%，到2022年约为40%，出口到越南的货物包括集成电路、电话机和纺织品。
墨西哥的情况则更有趣：自1994年以来，中国对墨西哥的出口份额从1%增长到2022年的20%，而墨西哥从美国的进口份额则从1994年的69%下降到2022年的44%。
再来看看中国的FDI。
FDI是一个有趣的指标，在90年代后日本的FDI取代了贸易，成为进入美国市场的一种方式。
研究表明，中国在墨西哥和越南在FDI影响力增长与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时间相吻合。
原因不用猜，就是为了规避美国对中国直接出口的关税。
2017年至2022年间，中国对墨西哥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增长了近五倍，尤其集中在计算机和外围设备以及汽车零部件行业。
而中国在越南FDI的份额，从1999年几乎微不足道的0.004%增长至2021年的约8%。相比之下，美国跨国公司在越南的存在较小，在2021年所有新的FDI项目中占2%。
中国的这种增长意味着其企业在供应链上游阶段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无论是通过出口零部件以在其他国家组装成最终产品，还是直接出口成品。
大闸蟹过了一下阳澄湖的水，清清爽爽地去美国。
所以在文中，两位作者提出了两个警告：
首先，他们指出，美国为减少对中国供应链依赖而采取的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贸易格局，特别是从表象看起来，制造业的产出以及就业数量大体都有改善：
而且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份额的确在下降，但是，中国贸易在欧盟的份额显著增加。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越南和墨西哥的贸易及外国直接投资（FDI）也在稳步增长。
这表明，美国可能仍通过与这些第三方国家的贸易和全球价值链（GVC）联系间接与中国保持着紧密联系。
其次，供应链活动的这种全球重新分配伴随着显著的成本提升。实证研究表明，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几乎完全由美国买家承担，导致商品价格上涨。同时，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份额的下降与越南和墨西哥产品份额的上升存在相关性。
根据作者的计算，来自中国的进口份额下降 5 个百分点可能会导致越南进口价格上涨 9.8%，墨西哥进口价格上涨 3.2%。
过去，美国通胀如此之低的部分原因是通过全球化引入了低成本商品并提高了生产率；但现在仅仅为了从表象上将供应链迁移，是值得的吗？
布鲁金斯学会
焦点：中间品
这篇演讲是对第二篇论文的进一步阐述，其中提到了一个概念，中间品(intermediate manufactured goods)。
报告链接：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23/09/2_Baldwin-et-al_unembargoed.pdf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国际经济教授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与两位合作者近期发表一篇论文《隐藏的风险：测量美国供应链对外依赖度》，这个鲍德温很有影响力，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布什执政期间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高级经济学家。30年来他一直在研究全球化和贸易。
这篇报告利用全球投入产出数据进行分析input-output analysis，测算了美国制造业供应链对于中国及其他国家的依赖程度。
投入产出分析input-output analysis的最大优势在于能够区分成品贸易和所有中间产品贸易。
例如，一部手机可能在中国组装，但其组件可能来自多个国家。投入产出分析能够揭示这些组件的原产地，从而提供对全球贸易网络更深入的理解。这种区分至关重要，因为它揭示了供应链的真实结构和经济活动的真实本质。
那论文的发现是什么？
论文发现，如果只看成品贸易Face Vlaue，而忽略了中间产品的测量。根据这种方法，2018年中国是美国供应链最大的供应国。
如果使用投入产出分析法Look through时，中国在美国供应链中的地位几乎是压倒性的。在2018年，中国已成为美国90%以上制造业最重要的外国供应商，特别是在服装、机动车和电气设备等领域。
论文特别指出，美国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属于“隐蔽依赖”hidden exposure，不容易被察觉，因为最终产品的品牌和装配可能是在美国或其他国家完成的。消费者可能意识不到这些产品的关键部分实际上来源于中国。
就是上篇报告说到的“过水阳澄湖大闸蟹”。
那为什么美国供应链对中国会有“隐蔽依赖”？
中国是世界最大制造国这一事实不容争辩，但另外一个事实却很隐蔽，那就是，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中间产品的生产商。
而且，与最终产品的生产相比，中国中间产品的生产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汽车制造业对中间产品的依赖尤为显著。以美国为例，早期的福特汽车公司几乎自给自足，拥有从原材料到成品的完整供应链。而现在中间产品投入约占美国汽车行业总产出的75%(见下图)。
许多制造业部门高度依赖外部的中间产品投入。在美国的17个主要制造业部门中，有12个部门，对中间产品支出(service + manufacturing)超过了总产出的50%。
于是，鲍德温将中国在中间产品生产领域的地位比喻为“工业投入的欧佩克”（OPEC）。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对全球石油供应和价格有巨大影响。类似地，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链之一。从原材料提炼、加工到高技术产品制造，中国能够提供广泛的中间产品，因此也在中间产品领域也扮演着主导地位，供应链基本上围绕着中间产品展开，而中国掌握着影响中间品价格的力量。
在1995年，超过70%的中间产品仍由发达国家制造，其中美国占了大约20%的份额。然而，到了2010年代，中国的中间品生产已经占据全球总产值的四分之一，几乎是美国的两倍。而到了2018年，中国的中间产品生产价值首次超过了所有发达国家的总和。
尽管增长速度已经减缓，但中国仍然占据着全球中间产品生产的42%份额。中国的中间产品制造已经远远超越其他竞争对手，而且似乎已经趋于稳定。
我们关心的一个话题是，生产中间品的门槛是否够高？
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在他的著作/TED演讲中里提出了“全球化三阶段”的说法：
简单说，全球化1.0始于19世纪初，运输技术革命开始使得货物运输成本显著下降，使得不同地区的商品能够跨越长距离进行交易。于是生产可以从消费地点分离出来，从而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全球市场的形成。
全球化2.0诞生于二战后，大约从1945年持续到1990年代初。这一时期，世界各国致力于降低贸易壁垒，促进货物贸易的自由化。这一阶段，生产过程开始被分解，在不同国家进行。
全球化3.0开始于1990年代，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革命使得思想/创意的传播成本大幅降低，促成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Arvind Subramanian称之为“超全球化”：强调全球化程度的加深，特别是在服务、资本和技术流动方面。Gary Gereffi叫它“全球价值链革命”，生产过程在全球分散以利用各地的成本优势。Alan Blinder叫他“离岸外包”：指的是将某些业务或生产环节转移到其他国家，以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
但这些概念都说明的是一件事情，就是发达国家在把整个生产过程都外包到相对低工资的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化3.0的生产环节，也有大量的专业知识与创新。
首先，设计与生产过程紧密相连。产品设计不仅仅是一个前期的、独立的步骤，而是一个需要在工厂内部不断摸索、实验和完善的过程。
更重要的是，将一个产品设计转化为可以大规模、高效率且自动化生产的过程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其中包含了许多创新。这些创新可能是对生产流程的改进，也可能是对生产技术的革新。这些创新往往需要深入了解生产现场的具体情况，很多时候只有亲身在现场才能发现并实现这些创新，甚至很多都是隐性知识，只可会意不可言传。
在全球化3.0过程中，欧美等发达国家将大量制造业转移到海外，比如芯片制造，他们主动放弃了生产环节的专业知识与创新。
这些知识复杂且有门槛，目前他们在东亚生根。
在当今中美竞争的大环境下，更多企业正在从优先考虑效率和降低成本的供应链，转向因顾虑地缘政治和其他可能的风险而主动转移或构建多元化的供应链。
但供应链转移并不容易，美国和中国制造业的全面脱钩可能既不便宜，也不快速，甚至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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