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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奕劻为首的皇族内阁
袁宫保归隐期间,清廷的日子却不好过。
从1905年到现在,立宪呼声越闹越大,士绅们请愿不断,清廷内部也让载沣颇为伤神,他们共同的诉求无非只有一个——宪政。所谓宪政,让政府的权力接受宪法制约,改人治为法治,宪法限制政府权力的同时,也保障了公民的权利。可正是关系到“权力”二字,王室对此才不甚满意,天下是我满人的,凭什么和你分享?
既然不分享,只有请愿,请不成再作计议。
请愿一事,可以追溯到立宪时期。1907年,清廷预备成立资政院,各地设谘议局,类似于今天的地方人大。消息出来,立宪派仍不满意,要求成立国会。迫于各界压力,1908年8月,清廷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宣布立宪预备期为九年,届时召开国会,公布宪法。
1909年10月,各省谘议局召开第一次会议,江苏咨议局新任议长张謇发表通电,建议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于次年1月进行第一次请愿。接下来的大半年里,各地立宪派又两次发动请愿活动。
1910年11月,载沣宣布将九年期缩短为五年,国会召开前,内阁可提前试行。清廷让步了,代表们还是不愿意,三年也等不了,随即发动第四次请愿。这次轮到清廷不愿意了,觉得请愿团有点得寸进尺,勒令他们就地解散,并严肃处理了直隶的请愿代表。
1911年5月,清廷裁撤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阁员名单为: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和徐世昌、外务大臣梁敦彦、民政大臣善耆、度支大臣载泽、学务大臣唐景崇、陆军大臣荫昌、海军大臣载洵、司法大臣绍昌、农工商大臣溥伦、邮传大臣盛宣怀、理藩大臣寿耆。
数学好的一看便知,内阁成员十三人,汉人四席,满人九席,仅皇室就有七人。
闹了半天,搞出来个“皇族内阁”,简直是欺骗感情。
其实清廷一直都很“单纯”,立宪就是为了“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还直言“预防革命,惟有立宪”。人家本身就这么打算的,还能期待什么样的结果?
立宪派对中央绝望了,你清廷这样瞎搞,我只有寄望共和,在那帮革命党身上下个赌注,别说我不帮你,是你自己不争气。如果你老老实实搞君宪,爱新觉罗家族还是皇室,我们所谓资产阶级上流人士的利益也毫发无损,这样你好我好大家好,不是挺好吗?再说了,相比革命党,我们算是保守的,你们要是落到那帮人手里,别说皇位,性命有没有都难说。
正因如此,张謇才着急进京,准备做最后一次努力。后来的结果表明,他那次北上没有达到政治目的,载沣表面敷衍,实际上根本没听进去。从北京回来后,以张謇等人为代表的士绅阶级开始与革命党谋求合作。
既然谈不拢,就等革命党来收拾残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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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早在预备立宪时,关于九年之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就颇有微词:“清朝伪立宪,许人民以预备九年,今吾党之方略,定以军政三年、训政六年,岂不与清朝九年相等耶?吾等望治甚急,故投身革命,若于革命成功以后,犹须九年始得宪政之治,未免太久也。”
于是,继立宪派第四次请愿之后,同盟会也开始了它的第十次起义。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领一支百余人的敢死队直冲广州的两广总督府,另一路从吴公馆出发,以阻止清军增援。黄兴等人赶到督署后,两广总督张鸣岐早已经逃到了水师提督李准的办公楼。擒贼先擒王没错,但是找不到王,谁也没辙。黄兴一气之下,火烧总督府,退出时与李准的卫队交火,并遭遇大量清军后援,敢死队员多数牺牲,黄兴也被清军炮火炸伤,断了两节手指。
这便是有名的广州起义。
举事失败后,七十二具革命党人的遗骸被葬于广州郊外的黄花岗,因此,这次起义也被称为黄花岗起义。林觉民的《与妻书》就写于这次起义的三天前。1921年12月,孙中山回忆说:“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
这一年注定是骚动不安的一年,清廷集团也注定要在不久之后宣告破产。
国会请愿团平静了,革命党起义失败,四川又发生保路运动。
1904年,川汉铁路总公司在四川成立,次年改为官商合办。1907年,川汉铁路总公司改制,成为彻底的私企,由民间集股,自行筹办川汉铁路。1909年,督办川汉、粤汉铁路的张之洞觉得集资缓慢,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同,遭到湖北民众反对,清廷同意再次改为商办。张之洞去世后,继任的盛宣怀一改之前政策,宣布铁路国有,由政府承包修建,并打算再向四国借款。至于原先发股筹来的资金,不退现钱,只给股票。
显然是拿群众当傻瓜了。
入股的商绅和老百姓们当然不同意,借款多少是你政府的事,破产也跟我们没多大关系,主要是你欠我们的钱,多了我们没意见,但要是少一分,我们跟你没完。讨债风波一日千里,一时间,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各地的反对浪潮铺天盖地,尤以四川为盛。
不可否认,闹事的商绅中不乏爱国者,有一定的政治站位,让老外插手中国铁路,他们觉得是丧权辱国。但大部分人关心的还是自己的血汗钱,暂时也就考虑不了那么多了。而很多时候,成事的恰恰是前者。6月17日,四川成立保路同志会,由川省谘议局领导蒲殿俊和罗纶任正副会长,在立宪派的支持下,讨债行动迅速演变成一场全民参与的保路爱国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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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殿俊(中)和罗纶(左一)
四川总督赵尔丰先是开导,开导失去耐心,干脆逮捕了领头的蒲殿俊等人,第二天又查封了同志会。游行群众到总督府门口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人员。作为一代学儒赵尔巽的弟弟,赵尔丰不但没有好言相劝、跟他们摆事实讲道理,还命人开枪扫射,当场打死请愿者三十多人,造成“成都血案”。
川民忍无可忍,发挥了义和团精神,拔电线杆,毁电线,切断了四川与外界的信息往来。潜伏已久的同盟会和四川地下组织哥老会趁机起事,联合川民队伍攻击省城,一场保路运动瞬间演变成起义性质的反清暴动。
事情闹大了。
本来也就是个讨债游行,被赵尔丰搞成了起义。很明显,老赵难辞其咎。
接着,赵尔丰被免职,端方署理四川总督,率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
端方南下时,路过洹上,袁世凯曾出谋划策说,“近闻湘人颇有风潮,大节似宜先驻汉阳,分段委员勘查,步步经营”,结果端方没有按照他的建议去做,一猛子扎到四川,落到了革命队伍手里,连同弟弟端锦一块儿被枭首示众。被杀前,端方说自己祖上本是汉人,想借此保命,谁知革命党根本没理会他那一套,端方最终未能逃脱被杀的命运。
郑孝胥曾言,“岑春煊不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张之洞有学无术,端方有学有术”,说明端方这人也极不简单。当初他顺访洹上,袁项城提出婚约,欲让五子克权娶其一女,端方满口应允,一桩婚事就算定了。有了密友和亲家的关系,端方死后,其家眷换上汉人衣着,逃至洹上,项城热情接待,并腾出房间留他们小住时日,风头过了方才准其离去。袁氏出山后,花重金派人找回端方的首级,让其长子端继先带回,安葬于北京。
武昌起义的集结号已然吹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