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前言】 二疏及二疏文化
二疏者，乃《汉书•疏广》（汉书卷七十一）所载疏广、疏受者也。疏广（公元前45年卒），字仲翁，东海兰陵（今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人，其曾祖迁于泰山郡钜平（即今宁阳县西部），少时好学，精于《论语》、《春秋》，宣帝征其为博士郎、太中大夫，地节三年（公元前66年）封疏广为太子太傅。疏受（公元前48年卒），字公子，乃疏广之兄长子，熏其父叔儒念，常效孔子演礼，至精至勤，为人恭谨。“宣帝幸太子宫，受迎谒应对，及置酒宴，奉觞上寿，辞礼闲雅，上甚欢说，顷之，拜受为少傅。
继“其年笃老”“功遂身退”，“既归乡里”“皆以寿终”，陶渊明盖以《归去来兮辞》定型“知止”，以“游目汉廷中，二疏复此举”为缀；李白以“达士遗天地，东门有二疏”为赞，贺知章以“筵开百壶饯，诏许二疏归”为辉，白居易以“贤哉汉二疏，彼独是何人”为叹。苏轼以“二疏墓”有属而沈括以《梦溪笔谈卷四辨证二》辩之。明弘治五年（1492年），赵鹤龄修“二疏祠”。嘉靖十年（1531年）兵备佥事李士允命峄县令李孔曦重修，并塑二疏像，作《二疏祠记》，勒刻碑石，广植林木，彰表先贤。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南巡，因久仰“二疏”之德，而墨赞曰“荒城名尚二疏存，置酒捐金广主恩。贤损志愚益其过，不惟高见实良言。”沂州知府李希贤旋令勒石建碑 。
前经考古（1991、1992年）发掘，于“散金台”获龙山文化及周代遗物500余，集为二疏城遗址考古概述。以证“散金台”前之“土台”更古，尤以所列“龙山文化”，覆“二疏”史之所载。文哲概记，以传文史。
汉书•疏广
太子外祖父特进平恩侯许伯以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将舜监护太子家。上以问广，广对曰：“太子国储副君，师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独亲外家许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属已备，今复使舜护太子家，视陋，非所以广太子德于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语丞相魏相，相免冠谢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广由是见器重，数受赏赐。太子每朝，因进见，太傅在前，少傅在后。父子并为师傅，朝廷以为荣。
在位五岁，皇太子年十二，通《论语》《孝经》。广谓受曰：“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岂如父子归老故乡，以寿命终，不亦善乎?”广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笃老即日，父子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许之，加赐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赠以五十斤。公卿故人设祖道供张东都门外，送者车数百两。道路观者皆曰："贤哉二大夫！"或叹息为之下泣。
广既归乡里，日令家共具设酒食，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数问其家金余尚有几所，趣买以共具。居岁余，广子孙窃谓其昆弟老人广所爱信者曰：“子孙几及君时颇立产业基址，今日饮食费且尽。宜从丈人所，劝说君买田宅。”老人即以闲暇时为广言此计，广曰：“吾岂老悖不念子孙哉?顾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与凡人齐。今复增益之以为赢余，但教子孙怠惰耳。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人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又此金者，圣主所以惠养老臣也，故乐与乡党宗族共飨其赐，以尽吾余日，不亦可乎！”于是族人说服。皆以寿终。
02.二疏生平及故里探
咏二疏
陶渊明
大象转四时，功成者自去。
借问衰周来，几人得其趣？
游目汉廷中，二疏复此举。
高啸返旧居，长揖储君傅。
饯送倾皇朝，华轩盈道路。
离别情所悲，余荣何足顾！
事胜感行人，贤哉岂常誉！
厌厌阎里欢，所营非近务。
促席延故老，挥觞道平素。
问金终寄心，清言晓未悟。
放意乐余年，遑恤身后虑！
谁云其人亡，久而道弥著。
《咏二疏》《咏三良》《咏荆柯》为陶渊明三首咏史诗，借以托古述怀，抒其爱憎。三诗中，二疏取其见机归隐，三良取其与君主同死，荆柯取其为主复仇之侠义。陶渊明之前，西晋诗人张协已先有一首咏二疏之《咏史》诗：“昔在西京时，朝野多欢娱。蔼蔼东门外，群公祖二疏。朱轩曜京城，供帐临长衢。达人知止足，遗荣忽如无。抽簪解朝衣，散发归海隅。行人为陨涕，贤哉此丈夫！挥金乐当年，岁暮不留储。顾谓四座宾，多财为累愚。清风激万代，名与天壤俱。咄此蝉冕客，君绅宜见书。”
两晋间，因《汉书》不易得，二疏其人，鲜为世人尽晓，故张协、陶潜咏二疏，欲详其生平。诚如是，《汉书·疏广传》述二疏生平及故里者着墨无多，止以“东海兰陵”“家居教授”“地节三年”“在位五岁”“归老故乡”“既归乡里”“请族人故旧宾客”“故乐与乡党宗族共飨其赐”等资以寻迹。且受史书遮蔽故，古人苏轼及今人亦有不同念者，宁不辨述以察之？
二疏生平及故里探之一
“二疏城”与二疏故里析
二疏城，是一处历史古迹，位于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峨山镇境内。南接城前村（因处二疏城之前，故名。现分为4个行政村，以城前一村居北，与城相接），北距萝藤村约100米，西侧紧邻金泉河（又名萝藤河），为一台型高地，高出地表约3米。呈长方形，南北长约154米、东西宽150米。历来因人为取土、辟土造田及水土流失等种种原因，二疏城原面积损失过半。远眺西为莲花顶（山），北、东为低山丘陵。二疏城坐落于依山傍水河谷地带的小块平原上，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适合古代人类生息繁衍。《齐乘》载“二疏宅，峄州东四十里罗滕城，墓亦在焉。城周五六里，土人指以为宅。按二疏归乡里，顾有旧田庐，娱乐终身，不为子孙增益产业，宁有如是之宅乎？询之耆旧，谓乡人感其散金之惠，共筑此城。即城内古寺，其故宅基也。海州有景疏楼。”《读史方舆纪要》载“二疏城，《志》云‘在县东四十里，城方五六里，内有散金台，相传汉疏广疏受所居。’或谓之不其城。”《峄县志卷二十四古迹考》载“二疏城，县东四十里，地名罗滕，汉疏广、疏受归老于此。城周二三里，土人指以为宅，按《齐乘》。”“散金台，县东四十里，汉二疏散金乡人处。”
二疏生平及故里探之二
“二疏墓”“二疏城”地址考
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四辨证二》里记载“今承县东四十里自有疏广墓，其东又二里有疏受墓。”乐史在《太平寰宇记 二十二沂州承县》里也记载“汉疏广墓，在县东四十里。广，字仲翁，东海兰陵人。汉疏受墓，在县东四十二里。”李士允在《二疏祠记》也言“（二疏）墓在其南里许，累累七塚，莫辨某墓为二疏者。墓无祠，此其祠也。”“四十里”、“四十二里”此为一个约数，文字修辞之为，实为一地，更是指同一个祖茔。此里数亦即二疏城到峄县之距离。所以《峄县志 古迹考》曰“太傅少傅疏广疏受墓，县东四十里。”又据李士允所言，二疏祖茔在散金台南里许，不得辨。墓前并无祠堂，“散金台”上的那座旧祠堂就起祭祀作用。按“墓在其（‘散金台’，或言‘二疏城’）南里许”，“二疏墓”当应推之原在今台南“城前村”附近，或者村内。
《梦溪笔谈 卷四 辨证二》详载：海州东海县西北有二古墓，《图志》谓之“黄儿墓”。有一石碑，已漫灭不可读，莫知黄儿者何人。石延年通判海州，因行县见之，曰：“汉二疏，东海人，此必其墓也。”遂谓之“二疏墓”，刻碑于其傍；后人又收入《图经》。余按，疏广，东海兰陵人，兰陵今属沂州承县；今东海县乃汉之赣榆，自属琅琊郡，非古人之东海也。今承县东四十里自有疏广墓，其东又二里有疏受墓。延年不讲地志，但见今谓之东海县，遂以“二疏”名之，极为乖误。大凡地名如此者至多，无足纪者。
宋代海州通判石延年，不同历史地理之地志，宋代东海县（汉代赣榆）属琅琊郡，而当时“二疏”故乡东海郡兰陵萝藤，却是属宋代的沂州承县。且不明就里，任意附会，将海州东海县西北的“二古墓”认为就是“二疏”之墓。不但刻碑于其傍，且其错误还被后人又收入《图经》中。对此错误，沈括予以明确指证。《读史方舆纪要》所记载的“二疏城”“散金台”，谓之“不其城”，应是有误。《汉书·地理志》载：“不其县，秦建，属琅琊郡。”《太平寰宇记》载：“古城周长十余里。”《莱州府志》、《即墨县志》载“不其城，县西南二十七里，故址犹存。”
另，《山东省古地名辞典》所载“二疏城，又名散金台，汉代城邑，传为二疏（疏受、疏广）归老处。遗址在今苍山县驻地卞庄镇西，鲁城乡驻地鲁城村东三公里，老书房村附近。老书房传为二疏读书处。”《山东省枣庄市“二疏城”详考》一文对此指出：“《山东省古地名辞典》所载‘二疏城’，当误处。二疏城，即在原峄县萝藤乡，今峄城区东萝藤村与城前村之间的萝藤河东岸，城台明显高阜，遗存至今，自古相传为‘二疏’所居地。苍山县卞庄镇鲁城乡老书房村不知可否有古城遗迹，即使有也是另为其他汉代文化遗存，定不当是‘二疏城’。”
二疏生平及故里探之三
“宁邑二疏”说
偶寻百家号“我行故我知”及新浪网“澄静行”等在《山东宁阳东疏农村街道初春随拍》之文中，对“二疏”（文中为“两疏”）有所表述，并有“宁邑二疏”之说，现予摘录：东疏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为汉代两疏故里，“两疏”即为疏广、疏受。疏广，字仲翁，西汉东海兰陵人，少时随先辈迁居宁邑（今宁阳县）。疏受为疏广兄弟之子，即广之侄。宣帝时期（公元前73—公元前49）疏广、疏受叔侄二人博学多识，精于研究《诗经》《尚书》《论语》等儒家经典，分别被敕封为太子太傅和太子家令，史称“宁邑二疏”。元帝初年（公元前48年），疏广、疏受审时度势，决定激流勇退，以年老体弱为由辞官还乡，用所赐金银大办私学，为家乡培养了大批文人学士。有人劝其为子孙广置良田豪宅，疏广回答说：“（子孙）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二疏辞世后，宁侯为纪念两位宁邑先贤，将其故里分别命名为“东疏”和“西疏”。300年后，陶潜路过宁邑时，曾赋《咏二疏》：“大象转四时，功成者自去。借问衰周来，几人得其趣？游睚汉庭中，二疏复此举”。高度评价了二疏功成身退、不贪图名利的高尚情操。北宋苏轼、元朝刘因、清人黄恩彤等历代文人学士的诗作对二疏也多有赞誉之辞。
03.二疏“功遂身退”的背景及原因
史书背景
据《汉书·疏广》载：疏广认为“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否则“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盖其一。
《资治通鉴·卷二十五汉纪十七》载：（公元前67年）夏，四月，戊申，立子奭为皇太子，以丙吉为太傅，太中大夫疏广为少傅。封太子外祖父许广汉为平恩侯。又封霍光兄孙中郎将云为冠阳侯。霍显闻立太子，怒恚不食，欧血，曰：“此乃民间时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为王邪！”复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数召太子赐食，保、阿辄先尝之，后挟毒不得行。盖其二。
辛丑，丙吉为御史大夫，疏广为太子太傅，广兄子受为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许伯，以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将舜监护太子家。盖其三。
班固认为，（霍光）不学亡术，闇于大理；阴妻邪谋，立女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颠覆之祸，死财三年，宗族诛夷，哀哉！
司马光认为，孝宣十九即位，聪明刚毅，知民疾苦，而光久专大柄，不知避去，多置亲党，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愤于上，吏民积怨于下，切齿侧目，待时而发，其得免于身幸矣，况子孙以骄侈趣之哉！虽然，向使孝宣专以禄秩赏赐富其子孙，使之食大县，奉朝请，亦足以报盛德矣；乃复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丛衅积，更加裁夺，遂至怨惧以生邪谋，岂徒霍氏之自祸哉？亦孝宣酝酿以成之也。
无涉贪禄，自我检视，见机行事，并急流勇退者，堪称豪杰之士。以上引述，仅概要历史背景，即二疏有“知足”“知止”之认知与“惧有后悔”之远虑；霍光“久专大柄，不知避去，多置亲党，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愤于上，吏民积怨于下，切齿侧目，待时而发”；外戚、儒臣、宦官三势角逐。宣帝外家许氏欲争夺太子监护权，疏广婉谏，得宣帝支持。其时始，兼并之风笃，皇权势渐弱，儒臣影响微。后，汉元帝刘奭虽善史书，通音律，“柔仁好儒”，在位期间，宠信宦官，皇权势颓，朝政紊乱，西汉由此走向衰落。
宣帝之治
汉宣帝刘询（公元前91年—公元前48年1月10日），汉武帝刘彻曾孙，原名刘病已，字次卿，西汉第十位皇帝（公元前74年—公元前48年1月10日在位）。少时坎坷，游历三辅，知民疾苦，洞悉吏治。在位期间，政治上，隐忍蓄势、躬亲朝政，平乱定鼎、整饬吏治，为政宽简、惩治贪腐，认为治国之道应以“霸道”“王道”杂治，反对专任儒术，形成“麒麟阁十一功臣”。军事上，大破匈奴（本始二年即公元前72年联合乌孙国），囊括西域，平定西羌（神爵二年，即公元前60年），匈奴呼韩邪单于率众来朝称臣，设置金城安置降羌，设立西域都护府监护西域各国，正式将西域纳入大汉版图。经济上，调整经策、整顿工商，抑制兼并、轻徭薄赋，设常平仓、平抑物价。文化上，兴盛《谷梁》、颁行《史记》。
司马光评价曰，帝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霍光既薨，始亲政事，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敷奏其言，考试功能。侍中、尚书功劳当迁及有异善，厚加赏赐，至于子孙，终不改易。枢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为太守，吏民之本，数变易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以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为丞相，于定国为廷尉，而赵、盖、韩、杨之死皆不厌众心，其为善政之累大矣！
公元前48年1月10日，刘询因病崩于未央宫，葬于杜陵，庙号中宗。作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贤君，统治期间，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经济繁荣、四夷宾服，综合国力最为强盛，史称“孝宣之治” 或曰“孝宣中兴”。在以制定庙号和谥号严格而著称的西汉王朝，刘询与汉高帝、汉文帝、汉武帝并列为拥有庙号的四位皇帝。
《资治通鉴·卷二十七汉纪十九》载“皇太子（即宣帝子刘奭，公元前75年—公元前33年7月8日）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绳下，（《汉书·元帝纪》有‘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资治通鉴》这段记载，为了解汉代后期治国方针的演变提供了很好的材料。而“本以霸王道杂之”一语，道破机关，点明了汉朝的历史性格，霸道在前，王道在后，看重法制重于儒。此后历代亦以因之，直至清末。毛泽东同志评价认为，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汉元帝好儒学，掘斥名、法，抛弃了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但优柔寡断，是非不分。
身退分析
汪春泓从《汉书·疏广》所呈现的出仕、退隐及养老等特殊风采，对二疏“功遂身退”作出一定分析评价。认为在二疏担任太傅、少傅职位的大约五年时间内，朝廷局势颇不平静。《汉书·宣帝纪》说地节二年春三月庚午，大司马大将军光薨，此标志霍光时代结束，宣帝开始执政；至地节二年五月之后，“上始亲政事”，仅至地节四年秋七月，宣帝就治“大司马霍禹谋反”。霍禹是霍光之子，宣帝清除霍氏家族，其手段之残忍，亦史上罕见。由于《汉书·疏广》仅给出五、十二岁等比较模糊的数字，据此，大致可知，二疏辞职，当在元康三年或稍后，他们见证了霍氏的覆灭。二疏隐约感觉到危险，身为名儒，应念《老子》哲言，脱离是非之地，寻找退出之路，其办法就是借口年老多病，主动告退。而先例就是《资治通鉴·卷二十五汉纪十七》所记（公元前67年）“五月，甲申，丞相贤以老病乞骸骨；赐黄金百斤、安车、驷马，罢就第。丞相致仕自贤始。”然获宣帝恩准，且宣帝、皇太子赐赠黄金甚丰厚。王国维《汉魏博士考》指出：“《论语》《孝经》者，汉中学之科目；而六艺则大学之科目也。”作为太子师傅，二疏所教授皇太子通《论语》《孝经》，此仅为中学科目，教程尚在初级阶段，其师傅职责远未尽到，若本诸敬业精神，或者儒家忠君观念，倾囊相授，辅太子深造乎六艺，适配王者师，不负宣帝、太子知遇之恩。然汉初以来，儒者似并未泯灭一己主体意识，如《汉书·楚元王传》记载，文帝时，楚元王后继者为刘戊，儒者穆生仅以刘戊一次小小的失礼，“遂谢病去”；儒者于佐奉之主，既要保持客卿身份，且又不失尊严感。概之，自我意识强烈，客主关系遂紧，尤其因为汉宣帝骨子里并不好儒，所以儒者在朝，如二疏等本质上仅仅属于点缀耳。此辈有或无并无关大局，其与内朝或中朝之臣隔之甚远，对政治影响亦微，二疏之高明，且为后世迂儒所不及者，在于其早就参透此点，《汉书》赞曰：“疏广行止足之计，免辱殆之累。”一旦仕宦成为险途，前程隐含危机，那就毅然决然，从君臣罗网中挣脱出去，洞察先机，义不受辱，保全性命，维护尊严，避免沦为政治牺牲，此为考虑之首要。至于杀身成仁等，则决绝不在其选项之列。以此观之，二疏出处行藏，相与同僚皆仰，普遍认同共鸣，窃以二疏言其心声，故此，为二疏祖道，其势彰显，“供张东都门外，送者车数百辆”。魏晋以来 , 士人读《汉书》，于二疏之旷 , 似特具会心 , 掩卷之余 , 均情不自禁 、神往不已 , 且多由己而慨，遂付之咏叹。《 汉书 》以《疏广》于此人生大关节堪谓切中肯綮焉 , 文末“皆以寿终”，为二疏一生作结，其人生可谓不虚度矣！
04.二疏城乾隆御碑寻踪
清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乾隆皇帝）沿南北古驿道南巡。因久仰崇尚东海兰陵“二疏”散金之德，遂绕经沂州府（今临沂市），于驻跸处召沂州知府李希贤，予以褒奖。应知府李希贤奏请，为赞誉疏广、疏受而题写二疏城御碑诗。诗文如下：
荒城名尚二疏存，
置酒捐金广主恩。
贤损志愚益其过，
不惟高见实良言。
题二疏城
壬午仲春御笔
赐沂州府知府李希贤
二疏城 清·弘历
御制诗三集卷十九
李希贤旋命勒石建碑，置于临沂城南关阁子门外。碑高6尺，有碑亭。石碑和碑亭所在街道即以御碑为名，曰“御碑街”。
【注：清世宗雍正十二年（1734年）升沂州为府，辖区东滨黄海，西连兖州府（辖峄县等县），南邻江苏省徐州府，东北抵青州府，西北与泰安府接壤。】
李希贤，字季廉，四川长寿人，拔贡出身。清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春，由湖南桃源同知升任沂州知府。上任之初，“取州邑之志而观之，或繁而未提其要，或简而未悉其详”，遂于乾隆十九年秋主持纂修《沂州府志》。任职期间，功勋卓著。清乾隆二十八（公元1763年），升任云南迤西道道员。
《沂州府志》载有二疏城位置：兰山县西南百五十公里，汉二疏归老于此。城内有二疏祠。
二疏城乾隆御碑理应置于峄县“二疏城”处，盖因峄县时属兖州府，且沂州府为彰其绩，遂置于沂州府驻地（现御碑街居委附近）。后几经辗转，藏于孔庙后之明伦堂孔庙东墙。现该二疏城御碑存于临沂市博物馆对外展出，碑身已断裂，碑文尚好。原碑与否，仍待考证。
05.二疏精神对陶渊明“归去来”主题的影响
二疏对道家思想的领悟和不慕名利的操行，正是陶渊明所敬仰的。
“二疏散金”为李瀚《蒙求》所载成为经典，与陶渊明诗文在唐代文人中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不无关系。
陶渊明从出仕到归隐的人生走向，正是二疏影响的结果。
二疏“既归乡里”，对交往对象不计贵贱等级的宽阔心胸最为接近陶渊明的追求。
二疏之哲，承传无隙，汉晋唐宋，乃至后世。二疏之归隐，虽无外社会、历史之氛围，亦足显道家思想之影响与启迪。道家哲学思想，重要内涵即“重身轻物”“少私寡欲”。老子曰：“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四十四章》）其哲学思想之于后世影响弥笃。疏广之决意归隐，谓受曰：“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广既归乡里，日令家共具设酒食，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乃“重身轻财”“少私寡欲”之人生态度。汉之后，诸多诗文涉二疏者，可谓不胜枚举矣。西晋张协《咏史》开篇即言前汉时期，“朝野多欢娱”，以之为相对而论，前汉君臣相与，关系尚平缓，此情势下，二疏尤能“遗荣忽如无”，全身而退。所感人至深者，除“上疏乞骸骨”外，其“挥金”不吝，亦留给后世难以磨灭之印象。唐初王绩《赠梁公》曰：“疏广岂不怀，策杖还故乡。”盛唐诗人李杜均笔涉二疏，李白《拟古十二首》之五曰：“达士遗天地，东门有二疏。”杜甫《八哀诗·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曰：“敢忘二疏归，痛迫苏耽井。”
二疏，遂为汉唐士人立身之重要参照。
二疏对道家思想的领悟和不慕名利的操行，正是陶渊明所敬仰与追求的。陶渊明称赞二疏，赞其人格和性情，也是对自己归隐田园的肯定。陶渊明不仅关注自然，更倾心于历史，并深刻影响到他的诗文。在诸多历史人物中，二疏地位不可替代。陶渊明田园诗中描述饮酒的习惯用语及其蕴含的历史深意，是受到“二疏散金”一事所体现的“放意余年”与“有子不留金”精神的影响。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与表达回归主题的田园诗所开创与定型的“归去来”人生主题，也得益于他对二疏在辞官返乡中“知止”精神的提炼与升华。
陶渊明《咏二疏》曰：“大象转四时，功成者自去。借问衰周来，几人得其趣？游目汉廷中，二疏复此举。高啸还旧居，长揖储君傅；饯送倾皇朝，华轩盈道路。离别情所悲，馀荣何足顾；事胜感行人，贤哉岂常誉！厌厌闾里欢，所营非近务；促席延故老，挥觞道平素。问金终寄心，清言晓未悟；放意乐馀年，遑恤身后虑。谁云其人亡，久而道弥著。”
汪春泓云，陶渊明此诗融合儒道，以更高远开阔的视野，来观照二疏生平。开头两句“大象转四时，功成者自去”，典出《论语·阳货》：“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老子》第二章：“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天地、四季及事物，皆自然运行，对此，人无丝毫的作用，若明乎此，人则会以谦卑的心态，来看待世事，人，若居功自傲，就极为可笑，于是，便逻辑地推导出《老子》第九章所谓：“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而二疏人生，正实践了“功成、名遂、身退”之轨迹，陶渊明尊之为春秋末期以来，远绍孔、 老之贤人！知易而行难，真能参透世事，踵武二疏者，孔、老以来，亦凤毛麟角耳。二疏“知止不殆”，“余荣何足顾”，此凝聚止足的智慧；此诗亦近乎张协《咏史》，对二疏一生，用五言诗做完整的复述，从诗歌写作手法而言，此诗几乎纯用赋体，比兴手法则少见，钟嵘《诗品序》谓：“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然而，陶氏此作却并无“芜漫之累”，何也？由于二疏故事已极富象征性意味，所以陶诗即使多用赋，其赋体亦极具比兴之义。实际上，在此诗中，赋即比，赋即兴也，在平实叙述中，一字一句，均兴味盎然，其得益于二疏之一枝一叶，均拨动士人之心弦，感发无穷者也。
《咏二疏》在陶诗中意义非凡，它为文学史提供了陶渊明何以出仕及归隐的思想依据。陶氏曾出仕，做过参军、县令等小吏，此莫非受二疏之影响？惜乎赋金未得，却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挂冠而去。观陶氏仕途，乃二疏之具体而微者乎？二疏之后，唯陶氏得老庄之真趣！陶氏复二疏之举也。老庄、二疏之道，并非人亡道灭，继之而起者，陶氏乃此道之中坚也。而陶氏与二疏之区别，二疏尚可优游“挥觞道平素”，有赐金可挥，而陶氏则需荷锄躬耕，以维持生计。由此启发，读陶氏《责子》诗，“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乃指己老体衰时；其所谓“虽有五男儿”，暗扣陆贾之“有五男”，亦关乎养老事。二疏和陆贾之事例，在古人眼里乃同功一体者也，其中饱有陶氏黑色幽默：陆贾流转于五男之家，五男既贤且孝，陆贾尽享天伦；而自家五男儿，无一成器。以此观之，养老无望矣。此情此境，陶氏亦能知命达观，且随遇而安吧！
尹玉珊乃有文曰，与“二疏散金”同样影响深远的还有二疏挂冠返乡一事。在治国上以“霸王道杂之”的汉宣帝时期，二疏在事业的巅峰期毅然离职的举动，在当时文人中产生了爆炸性的新闻效应，从《汉书》对于东都饯别场景的描述即可见一斑。二疏事迹如果不被载入史书，仅仅作为口谈佳话，在文人间的流传也不会久远。它能在新闻的热度完全冷却的两晋南北朝再度吸引了文人目光，一方面与文人读史有关，另一方面也因此时老庄思想盛行，二疏辞官返乡的举动与两晋南北朝文人知足、止足的追求相契合。关于这一点，井上一之、李寅生在《论陶渊明〈咏二疏〉诗的思想意义》一文中论述比较充分，文中所举西晋羊祜与华谭、东晋王彪之、萧梁沈约等人所追慕的都是二疏辞官。该文意识到了二疏事迹对陶渊明的影响，注意到《咏二疏》一诗所述二疏事迹的侧重以及此诗对咏史诗传统的创新，但仅仅局限于对《咏二疏》一诗进行阐发，意有不尽之处。
“二疏散金”为李瀚《蒙求》所载成为经典（文为“二疏散金，陆贾分橐”），与陶渊明诗文在唐代文人中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不无关系。评估二疏辞官一事给予陶渊明个人的深度影响方面尚可深挖，因为这不止影响到全面评价二疏在思想文化史上所做的贡献，也会影响对陶渊明的深刻了解。二疏事迹给予陶渊明人生出仕、归隐模式的规划与实践，及对其创作《归去来兮辞》都有深刻影响。从生活实践的角度来看，如果说二疏给予羊祜、华谭、王彪之与沈约的影响，仅在于为他们提供致仕的口实，那么陶渊明从出仕到归隐的人生走向，正是二疏影响的结果。
从《归去来兮辞》序言看陶渊明的辞官举动似属被动，但从“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的自述可见，他的出仕是有预谋的，不仅仅是为子女谋口食，也是在为自己后半生的归隐做经济上的准备。也就是说，陶渊明的出仕、归隐不是受外界所迫的一时冲动，而是受到二疏返乡启发之后的主动追求，出仕与归隐都在他的计划之中。虽然“三径”一典出自汉代隐士蒋诩，但陶渊明出仕捞金的自信无疑源于二疏。原因如下：
首先，在诸多深刻影响着陶渊明思想的历史人物中，二疏辞官的自觉和不计贫贱的人际交往，与陶渊明的理想最为接近，仅就《归去来兮辞》一篇所见，他所仰慕的历史人物大致有孔子、楚狂接舆、荷篠（同“筱”）丈人、陈仲子、疏广、蒋诩等。从他所用典故来看，他从孔子身上只吸收了“知退”的一面，儒家的人生理想永远不能占据他的思想和生活重心，它如同陶侃等先祖的功业一样，带给陶渊明的更多的是内心的波澜而非宁静。这些影响着陶渊明思想的人物中，先出仕再归隐的只有疏广与蒋诩，其他均为道家代表人物。蒋诩的归隐政治意味更浓，不似疏广表现为更自觉的人生追求，而且在返乡后，蒋氏只与高士求仲、羊仲往来，而疏广则是“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疏广返乡后，他们对交往对象不计贵贱等级的宽阔心胸最为接近陶渊明的追求。所以，仅就此文看，在诸多历史人物中，与陶渊明最为接近也是影响最大的当属二疏。陶诗中（赠答诗除外）出现频次最多的现实人物是农士：田父、邻曲，诗中所谓“素心人”并非鸿儒，可能更多的是务农的“白丁”。在农民中间，陶渊明绝无高贵与孤傲之感，这一点不仅与蒋诩不同，也与后世很多故作清高的文人大不相同。所以，赋中的“三径之资”之典，陶氏仅取其隐居之义，而无标榜自己清高之意。陶渊明其他诗文中叙写的历史人物较为丰富，除去那些未曾出仕过的隐士、农士与道家代表外，相比《归去来兮辞》还多出这样几位：三良、荆轲、陆贾和扬雄等。陶渊明所景仰的历史人物大约分两类：一类是作为精神上的审美追求，如三良、荆轲等人。这表明，陶渊明欣赏的人格风貌是丰富的，淡泊宁静与金刚怒目都能统纳到其精神世界内；一类是作为人生的榜样与模范，扬雄、二疏即属于这一类，但他所取法的轻重与多少则因人而异。扬雄虽然有归田的理想与憧憬，但不曾付诸实践。陆贾的归隐实属仕途不得意所致。因此，陶渊明的出仕与归隐的人生模式只能是源于二疏的启发，是他为自己在社会 与个体的矛盾洪流中，把历史与现实相融合而浇筑成一条最适合自己的生命之舟。
其次，陶诗中无论实写还是比喻，都充满对二疏返乡的反复吟唱与赞美。如：
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
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
（《杂诗》其七）
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
（《拟古》其三）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饮酒》其六）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归园田居》其一）
展鸟暮来还，悬车敛余晖。
（《于王抚军座送客》）
厉厉气遂严，纷纷飞鸟还。
（《岁暮和张常侍》）
畴昔家上京，六载去还归。
……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还旧居》）
诗中所言“好爵”，肯定不是陶渊明曾担任的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与彭泽县令等卑职，而可能是对二疏官职的描述，即使为假设之辞也含有二疏的为官作参照。“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既是自述，也正是二疏东门挂冠、荣归故里的写照。飞鸟所还的是“旧林”、“先巢”，池鱼所思的是“故渊”，就像二疏返“故乡”，自己还“旧宅”一样，他在诗中反复表达的返乡归隐后的自由与舒畅的心情，是其与二疏人生取向相同之处。与二疏不同之处在于，二疏的出仕一因“明《春秋》，家居教授，学者自远方至”，一因“宣帝幸太子宫，受迎谒应对，及置酒宴，奉觞上寿，辞礼闲雅，上甚欢说”；而自己的出仕是为“口腹自役”，无“生生所资”，依靠家叔而“见用为小吏”。二疏返乡是“功遂身退”，不仅携金而且有“公卿大夫故人邑子”东都送行，属于荣归故里；而自己借避督邮之责“自免去职”，形单影只，仓皇逃离。两相对照，即使“有酒盈尊”，他仍不免有“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的苦闷。他在《还旧居》中，先是实写自己归来，最后自然过渡到二疏，其中“去还归”不就是“归去来”的另一种表达吗？
最后，他在《归去来兮辞》中所言“悦亲戚之情话”正呼应了二疏“厌厌闾里欢”的温馨。《晋书·陶潜传》中说他“又不营生业，家务悉委之儿仆”，正是他对二疏“所营非近务”的直接效仿。汪春泓谈及陶渊明《咏二疏》诗时说：“此作在陶诗中意义非凡，它为文学史提供了陶渊明何以出仕及归隐的思想依据。陶渊明曾出仕，做过参军、县令等小官，此莫非受二疏之影响？惜乎赐金未曾到手，却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挂冠去了。观陶渊明仕途，乃二疏之具体而微者乎？”这段话揭示了二疏对于陶渊明出仕、辞官返乡的人生模式与二疏之间的必然联系。而最能代表陶渊明人生模式的宣言是《归去来兮辞》，它凝聚了陶渊明“归去来”人生模式的思想精华，也是陶渊明“归去来”人生实践的总结，使得“归去来”人生主题在文学中得以定型。
由此看来，正是二疏返乡之举给予陶渊明深刻的人生思考，决定了他的由出仕走向归隐的人生模式。也就是说，二疏返乡给陶渊明以启发，让原本在出仕与归隐之间徘徊的陶渊明终于找到了一条能够把自己妥帖安置的生活模式，最终唱出了“归去来” 这一响亮的人生宣言，并深刻影响了后世文人。“归去来”这一人生模式的定型，是陶渊明一生思考与实践的结晶。中间虽经几次反复，但彻悟后的他一直坚守，直到生命的终点。下面这首诗，几乎可以看作一篇诗体的《归去来兮辞》，展示了他在归隐前的曲折探索：
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冉冉星气 流，亭亭复一纪，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饮酒》其十九）
“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如同“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遂见用为小吏”；“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如同“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如同“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因为自己已经彻悟，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人生之路，所以不会再作杨朱之泣。而《归园田居》五首，是他以村居自由人的身份对乡村生活细腻详尽的描写，更是其人生“归去来”不悔选择的生动写照。
综上所述，陶渊明的“归去来”人生模式正是由于受到二疏行事的启发而逐渐变成他的自觉追求。对于二疏，陶渊明发掘了前人与同时代人所忽略的一点，即“先出仕，再归隐”，然后又加入了自己的人生体验，从而使得归隐的主题得以升华，不仅炼成了一个前无古人的“田园诗人”，而且打造出“归去来”这一融合儒道的自由生活模式，为后世文人拓宽了人生道路，开出了别具特色的一种生活。
经陶渊明改造后的“归去来”模式，给予后世文人无穷的慰藉，受到他们的极力推崇。那么，其中原因何在？就在于陶渊明的辞官归隐并非建立在功成名遂的基础上，这是他与二疏的最大不同。因此陶氏“归去来”的魅力在于，打破了二疏所创并为世俗所认同的“身退”必须建立在“功遂”这一条件之上的“知止”观。因为假如文人都追效二疏的功成身退，最终还是无法解开“不遇”这个命运死结，文人心灵依然无法从儒家的人生罗网中挣脱出来。比如，上述以二疏辞官为榜样的羊祜、华谭、王彪之与沈约等人，他们都是当时政治上卓有成就的重臣。他们的辞官要么因认同知止思想，要么为避祸，即所谓见机归隐，仅仅把归隐作为一种低俗的政治避难手腕，而非最高人生境界。陶渊明“归去来”的突破在于取消了那个“功名”的基础，而把归隐建立在心灵解放的宗旨上，这就打破了儒教的紧箍咒，把社会人变成自在人，不用拘泥于儒家的所谓大善、小善的界定，挣脱了达与穷的纠缠。
站在历史与现实之中的陶渊明，时刻不忘汲取历史的营养以培育现实的人生。他对于二疏精神的自觉承传与提炼、升华，既使得二疏事迹进一步推广传播以至成为世人皆知的经典。同时，二疏事迹以及前人对二疏的评价也成为其诗文创作的思想与史料来源。
06.《汉书·疏广》之与汉晋时期士人出处、养老抉择
惟天为健，而不干时。沈潜刚克，以燮和之。于赫汉高，以智力王。凛然君臣，师友道丧。孝宣中兴，以法驭人。杀盖、韩、杨，盖三良臣。先生怜之，振袂脱屣。使知区区，不足骄士。此意莫陈，千载于今。我观画图，涕下沾襟。
苏轼之景疏楼《二疏图赞》
注：1.《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载，石曼卿通判海州时，“以州东北二古墓为二疏墓，刻碑其旁，后遂收入图经，建有景疏楼”。其楼故址，在海州治所东北，即平山村南，万金坝头。飞檐斗拱，金碧辉煌。临海而建，颇为壮观。苏东坡曾登临畅饮，且有诗词道及。
2.沈括《梦溪笔谈卷四辨证二》载：海州东海县西北有二古墓，《图志》谓之“黄儿墓”。有一石碑，已漫灭不可读，莫知黄儿者何人。石延年通判海州，因行县见之，曰：“汉二疏，东海人，此必其墓也。”遂谓之“二疏墓”，刻碑于其傍；后人又收入《图经》。余按，疏广，东海兰陵人，兰陵今属沂州承县；今东海县乃汉之赣榆，自属琅琊郡，非古人之东海也。今承县东四十里自有疏广墓，其东又二里有疏受墓。延年不讲地志，但见今谓之东海县，遂以“二疏”名之，极为乖误。
3.《二疏生平及故里探》有记，不复述。
概略汪春泓文为记
战国时代，士人偶像，当首推鲁仲连。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然若无所事事，侈谈“独善其身”，则相去甚远。故鲁仲连功成身退，亦须凭借“功成”为其一生光辉之前提，否则亦属无谓之人矣。《史记·鲁仲连列传》记载其人：“而不肯仕宦任职，好持高节。”出于对先秦政治的深刻认识，鲁仲连挺身而出，帮助赵国，解秦军之围，并坚拒平原君封官、千金之酬谢，翩然而去，充分展现其人格狷介与高洁。
一旦天下一统，鲁仲连高则高矣，却高不可攀，此缘于现实环境发生变化，士人活动空间收窄。若仅坚守高节，如鲁仲连，此种人生道路，与之相类者，譬如《史记·伯夷列传》，其中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采薇首阳山，止剩饿死一途。于是，人在社会，君臣关系，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庶几符合实情，但无论如何，对于政治，士人总有出处两端之选择。
前汉之《汉书·疏广》提供了迥异于苏武等人的另一种人生模式，其传记载：“疏广字仲翁，东海兰陵人也。少好学，明《春秋》，家居教授。”《春秋》之公羊学在宣帝时恰为显学，故朝廷征之为博士、太中大夫。在宣帝地节三年，立皇太子，选疏广为少傅，数月，徙为太傅；身为疏广侄子，疏受亦以贤良举为太子家令，好礼恭谨，机敏有口才，宣帝幸太子宫，疏受应对得体，因此，承蒙宣帝赏识，拜为太子少傅。
宣帝外家许氏欲争夺太子监护权，疏广婉谏，得到宣帝支持。于是，在汉初以来，罕见地出现叔侄并为师傅的景象，朝廷以为荣。《汉书·疏广》载：在位五岁，皇太子年十二，通《论语》《孝经》。广谓受曰：“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岂如父子归老故乡，以寿命终，不亦善乎?”广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笃老，皆许之。
在一定意义上，士人投身仕途，目的是为了缓解陷于穷困之窘迫。士人精神之学统、道统，本应独立守清，何以与王权政统发生交集？毋庸讳言，士人利禄之亟需，乃沟通两边之津梁。《汉书·韦贤传》云：“故邹鲁谚曰：‘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通经，入仕，其与俸禄的等价关系，早就为世所皆知；如东方朔戒其子：“以仕易农。”此乃智者选择。《汉书·疏广》中，“加赐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赠以五十斤”，此叙述十分显眼，涉及二疏告别仕途后的生存状况，不容当事人及后世读者不格外重视，出仕遂成为职业及利禄行为。除此之外，其忠贞不二性则被弱化，换言之，二疏颠覆了《苏武传》等《汉书》所宣传的诸如苏武等节士。
二疏之立身大节，树立楷模，那就是出处裕如，卑亢有节，为解决古代士人人生之犹疑，具有极大的示范意义；而古人还须面对生老病死。对此，二疏启迪，同样贡献良多。儒家“不知生，焉知死”，关于生死，经常避而不谈，实际上，“死生亦大矣”，《汉书·疏广》记载：“广既归乡里，日令家共具设酒食，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数问其家金余尚有几所，趣买以共具。居岁余，广子孙窃谓其昆弟老人广所爱信者曰：‘孙几及君时颇立产业基址，今日饮食费且尽。宜从丈人所，劝说君买田宅。’老人即以闲暇时为广言此计，广曰：‘吾岂老悖不念子孙哉?顾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与凡人齐。今复增益之以为赢余，但教子孙怠惰耳。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人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又此金者，圣主所以惠养老臣也，故乐与乡党宗族共飨其赐，以尽吾余日，不亦可乎！’于是族人说服。皆以寿终。”生命逐渐靠近终点，如何处置金钱，或者身外之物，疏广显得旷达、睿智，他视赐金为“圣主所以惠养老臣也”，并不认同子孙用作本钱以求田问舍，乐以此作酒食之资，与族人故旧宾客尽欢共享。此关涉汉人养老大问题，对于了解汉代社会生活史，具有管中窥豹之助益。
汉代为何大力提倡孝道？在子孙一端，从根本而言，当物质匮乏，赡养老辈亲人必须被强化为子孙社会天则，否则，若食物不足，人类会如动物一般，遗弃丧失劳力者，而孝道舆论则堵塞了不孝子孙逃避责任的借口。而在父母，对子孙爱之不尽，关爱子孙，无所不用其极，两者都存在误区。然则，子孙尽孝，虽属天经地义，而作为渐渐老去的老者，幻想不成为子孙之累赘。换言之，人人都会有疾病衰老之日，人生结局，最终陷于苦痛，如何缓释此种人类悲哀？于是，拥有财富，扮演潇洒、富足的强者，不沦为被动地为子孙所赡养的老翁，始终主宰一己之生命，则是古代士人的普遍梦想。而手握多金，并且来自皇家恩赐，那是至为风光之事，几乎达成士人财富梦想之极致！而《汉书·疏广》描述，疏广既得金，却又疏于财，其财富观、子孙观均臻乎“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山木》）之境界，不以财富为意，实质上是要表达其自然而不扭曲的人生观。因为财富之过甚或不足，都会戕害人性，贻害子孙，二疏之为，恰到好处，对后世教益无穷。
由自古普遍人性观测，士人必然会打通儒、道两端。士人除了忧患他人、社稷、君王等之外，如何安顿自身、家庭及宗族，亦是终日萦绕脑际之大问题。中国史书往往忽略这种人性真情，而《汉书·疏广》文末“皆以寿终”，为二疏一生作结。南齐谢朓《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 曰：“旅思倦摇摇，孤游昔已屡。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最贴切地揭示了人在仕途的内心世界，谓之总结二疏点睛之笔，并不为过。
《汉书·疏广》所叙家居，固有所本。此印证在前汉，养老乃社会焦点问题，众人感同身受。《史记·陆贾列传》有所述。读《史记·陆贾列传》，其所营造者，亦为养老之“乌托邦”，当年陆贾奉高祖命，出使南越，南越王尉佗赠以珠宝之类，价值千金，陆贾以此养老，“乃病免家居”，大概已到其人生之暮年。陆贾和二疏相类，人生至此，则以优游度日为上，恬退闲适，家务琐事不复扰动其心矣。陆、疏二氏同样将自己一生宦游所得钱财，交予子辈，陆贾家有五子，分财于五子，五子轮流，招待酒食，十天一更换，直至老父死于某子家中为止。这种养老模式之树立，有三个原因，首先，老者盛年时期才学卓异；其次，家有孝子贤孙；再之，老者本身富有钱财。否则，亦无奈。陆贾大智，故《汉书》赞曰：“身名俱荣，其最优乎！”窃以陆贾珠玉在前，为避免重复，故而，二疏的事迹略有不同。
《汉书·疏广》既述疏广之家人，然未及有子几人，且数子聚居，不曾析家，故尽孝亦非数子轮值。既述《汉书·疏广》袭之以《陆贾列传》，其痕迹显而易见。唐白居易诗曰：“陆贾功业少，二疏官秩卑。”盖已暗示二疏与陆贾之间存在关联。遑论财富、子孙，《汉书·疏广》益凸显疏广思考之深远、语言之隽永，更富有哲理。因此，《汉书·疏广》在某种意义上，其影响力后来居上，遮掩了《陆贾列传》之辉光。
前汉，以至整个古代时期，二疏充分演绎了作为士人的完整人生，堪称士人宿命，具符号性特征。设若其不曾出仕，生命之于社会及他者，即使如花之盛，亦犹“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陆游《卜算子·咏梅》）, 故此，曾经跻身太子师傅之显位，令生命之社会性有所附丽，得以实践其人生价值，并且名垂青史；而当断则断，急流勇退，捍卫其所归属的道统、学统之尊严、纯洁，不曲学阿世，不至于令高洁之梅花“污淖陷渠沟”，亦保全自己人格之无瑕；而金钱取之有道，则又使自己活得富足、自在，怡然安享晚年，以至终老。故，二疏去乃有节，如四时之行焉，起承转合，无不自然而妥帖，一生无憾！人生之度若何？二疏当举世典范！
07.二疏城遗址之遗
【注】以《汉书▪疏广》始记之，旁征且引，文哲以为，二疏城（“散金台”）原有土台。因二疏事，乡里覆筑，曰“散金台”。前之土台，年不可考。现以《枣庄市二疏城遗址发掘简报》概之。
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枣庄市博物馆《枣庄市二疏城遗址发掘简报》评价指出，该遗址发现于1974年。其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及省市文物部门对遗址进行过多次调查，初步认为该遗址所反映的文化内涵对研究鲁 南地区史前晚期及周文化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获得龙山文化、周代遗物500余件。其中，龙山文化遗址主要是遗迹（房址、灰坑、水井、墓葬等。其中灰坑数量最多，其他遗迹较少）、遗物（龙山文化遗物较丰富，有陶器、石器、骨角蚌器等），周代文化遗存涵盖遗迹和墓葬、遗物（陶器、青铜器、玉器）。
其一，有龙山文化层堆积。龙山文化层堆积有3个文化层，此外还有大量灰坑以及房址、水井、墓葬等遗迹单位，其间相互叠压或打破关系明确，文化内涵特征多与山东诸龙山文化遗存相类，同时又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
其二，二疏城遗址周代遗存延续时间较长，遗迹、遗物相对较多。
其三，二疏城遗址的发掘为枣庄地区新石器时代和周代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实物资料。
凡此前二疏及二疏文化承传所述，系陋者以斧斤考击，知无不言，自以为得其实。是以记之，且盼东珠，以矫偏倚。萝藤城前村人孟凡雨者，楮尽墨枯，专此奉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