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秋，正在中南海批阅文件的毛主席，从秘书手中接过一封信，可一向虚怀若谷的毛主席看了信的内容后，脸色却变得非常难看，因为这封信的内容是：
“笙歌烈华灯，直上黄昏月，黄昏月，几人欢笑，几家呜咽，明眸皓齿肝肠铁，《冤裳》一曲何清越，何清越，江南春早，杜鹃啼血。”
饱读诗书的毛主席自然知道，这是以《忆秦娥》为词牌名填写的诗词，可诗词内容却没有任何溢美之词，反而饱含着讽刺意味。
毛主席指着写信人的名字“陈掖贤”问秘书：“他为什么会写这封信？”秘书看了信的内容后，同样非常疑惑，不过秘书紧接着就告诉毛主席，陈掖贤是赵一曼的儿子。
得知陈掖贤的真实身份后，毛主席一下子沉默下来，他思索了很久，最终叹了口气，只说了6个字。
那陈掖贤为什么要写这封讽刺信？他后来怎么样了？大家好，我是学史知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陈掖贤的故事——可怜的烈士后人：
要想说清楚陈掖贤的故事，必须要从他的母亲赵一曼说起，赵一曼是著名的抗日英雄，原名李坤泰，曾化名李一超，身边的同志都亲切称呼她为李姐，后来又化名为赵一曼。
1927年9月，22岁的赵一曼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在前往苏联的路上，赵一曼认识了同去学习的陈达邦（陈达邦有个妹妹叫陈琮英，陈琮英是任弼时的妻子）。
陈达邦为人成熟，非常体贴，一路把赵一曼照顾得非常好，两人的关系逐渐升温，再加上两人都热心于革命，志趣相投，很快就确定了伴侣关系，并于1928年4月正式结婚。
两人婚后不久，赵一曼就怀了孕，这原本是件大喜事，可赵一曼的身子本来就弱，再加上怀孕，她的身体状态变得非常不好。
尽管陈达邦一直在全力照顾赵一曼，可赵一曼的身体却不见好转，她非常自责，认为不该结婚这么早，更不该这么早要孩子。
1928年10月，挺着大肚子的赵一曼，得知国内急缺干部人才，就向组织申请回国工作，赵一曼的申请很快就获得了批准，也是直到此时，陈达邦才知道此事。
陈达邦放心不下赵一曼，要陪她一起回国，可赵一曼却劝说陈达邦留下学习，并说了自己回国的优势：一来可以替组织分忧，二来不影响陈达邦学习，三来国内的气候相对好一些。
1928年11月，赵一曼独自回到上海，并在组织的安排下，前往湖北宜昌建立秘密联络站，赵一曼紧锣密鼓地忙活了一段时间后，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问题。
1929年1月17日，房东老太太找到赵一曼，委婉提出让赵一曼搬出自己家，原因很简单，赵一曼即将临盆，迷信的房东老太太认为，外人在自己家生孩子会影响自己家的运势。
赵一曼听后非常难受，她不是不想搬离那里，可她刚刚在房东家建立起联络站，如果自己搬走了，组织可能找不到她，而且她即将临盆，又能到哪里找房子呢？
可房东老太太话已至此，她也不好强行在那里居住，只能挺着大肚子搬出了房东老太太家，为了防止组织找不到自己，她并没有远走，只是在附近的草堆上暂时休息。
一夜过后，房东老太太发现赵一曼已经晕倒在草堆上，连忙给赵一曼送了碗热粥，可等赵一曼清醒后，房东老太太依旧不同意赵一曼在自己家生孩子。
就在赵一曼即将陷入绝望时，房东老太太隔壁家的一个工人大哥看不下去了，他主动找到赵一曼，说自己家虽然非常穷，但愿意给她提供生孩子的地方，他的妻子也可以照顾她。
1929年1月21日，搬到工人大哥家3天后，赵一曼生下一个男婴，出于希望儿子一辈子安宁的考虑，再加上恰逢列宁逝世五周年，赵一曼特意给儿子取了个小名“宁儿”。
此后，赵一曼就独自带着儿子，完成了一项又一项任务，在这期间，她们母子二人受过很多苦，冬天睡过桥洞、夏天喝过雨水、捡过垃圾、吃过剩饭……
赵一曼自然毫无怨言，但为人母的她，却不忍心孩子跟她受苦，特别是她执行的任务还非常危险，她不怕死却怕牵连到儿子。
1930年4月，赵一曼决定把孩子交给丈夫陈达邦的哥哥陈岳云抚养，母子临别前，赵一曼专门带着儿子，到照相馆照了一张非常珍贵的合影。
母子分别后，赵一曼接到组织命令，前往东北工作，她先后在沈阳、哈尔滨等多地参加战斗，给日伪以沉重打击。
1935年11月，赵一曼因掩护战友，受伤后不幸被捕，尽管日军对她进行了长达半年多的审讯和残忍折磨，赵一曼始终没有屈服。
1936年6月28日，赵一曼被救出后，又于2天后再次被捕，随后赵一曼又经历了各种残忍的折磨，1936年8月2日，日军见始终问不出有价值线索，就将赵一曼残忍杀害了。
当时，已取名为陈掖贤的赵一曼儿子，根本不知道母亲的英勇事迹，甚至连母亲就是赵一曼都不知道，因为赵一曼这个名字是后改的，大家只知道母亲的本名叫李坤泰。
在陈掖贤的印象中，虽然大伯一家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但他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而且自小就缺乏母爱和父爱，还被小朋友们喊为“野孩子”。
这样的生活，导致陈掖贤非常自闭，不喜欢与人交流，每天都郁郁寡欢的，这种性格也对他的未来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0年，在姑姑陈琮英的帮助下，陈掖贤前往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外交学，可陈掖贤1954年毕业后，并没有成为外交官，倒不是他不优秀，而是他的性格和行为举止无法胜任外交官。
陈掖贤为人非常邋遢，衣服和发型始终乱糟糟的，而且他还不愿意跟人说话，几乎没有什么朋友。
不过，组织很照顾他，将他安排到北京工业大学担任政治教员，希望陈掖贤能在这个岗位上逐渐成长起来。
可陈掖贤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他依旧不修边幅，而且还控制不住自己的消费欲望，不太会算计着花钱，导致每个月工资一到手，很快就被他花干净了。
学校领导为了帮他成长，专门给他安排了一个室友，帮他一起搞卫生，还帮他管工资，他的生活才有了一定的改变，而他真正的转变，是从得知母亲真实身份开始的。
1956年，经过多方寻找确认，赵一曼就是他的亲生母亲，当得知母亲如此伟大时，陈掖贤痛哭流涕，一方面感叹母亲的伟大，一方面他也终于找到了母亲。
1957年，陈掖贤和父亲陈达邦一起前往东北烈士纪念馆，并在那里看到了母亲赵一曼临终前，给他留下的遗书：
“宁儿，母亲没有对你尽到教育责任，实在遗憾……母亲不能用千言万语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
看到这封信后，陈掖贤差点哭晕在纪念馆，他用颤抖的手，将这封信抄写一遍，并带回到家中，一遍又一遍的读，感受着母亲对自己的教诲……
为了铭记母亲，也为了让自己成为母亲那样的人，陈掖贤回到家中后，特意用钢针，在自己的左臂刻上了“赵一曼”三个大字。
自此，陈掖贤开始严格要求自己，但他的很多习惯依旧改不过来，工资依旧不太够花，可当相关工作人员给他送来烈士家属抚恤金时，陈掖贤却严词拒绝了：
“我怎么能要这笔钱呢？我的母亲赵一曼是为国捐躯的，岂能用金钱来衡量？”
因为陈掖贤不太会管账，总喜欢胡乱买东西，导致他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的，父亲和亲人只能经常接济他。
1960年秋天，父亲陈达邦得知陈掖贤又吃不上饭时非常心疼，就带陈掖贤到当时的政协礼堂餐厅吃饭。
陈达邦拿出一张7毛的餐票点了一盘红烧狮子头，陈掖贤吃得非常开心，但回到家后，陈掖贤却变得非常难受。
因为当时猪肉的价格是每斤8毛1分，按照当时的规定，父亲还需要拿出肉票，可父亲却只拿了餐票，陈掖贤认为这是搞“特权”。
其实，陈掖贤对当时的很多事情都看不惯，比如很多干部子女过于享受生活，在家中举办舞会，陈掖贤认为，老百姓那么苦，他们不应该搞这些事情。
再联想到母亲和很多普通群众，陈掖贤觉得非常内疚，他为此哭了很长时间，后来更是在这种心情的影响下，给毛主席写了那封讽刺信。
其实，陈掖贤只是想替普通群众说句话，反映一下当时的情况，但这种做法很不明智，不过毛主席得知他的真实身份，特别是得知他拒领抚恤金后，毛主席深受感动，只说了6个字：
“他是可怜孩子。”
随后，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可陈掖贤却很痛苦，他希望凭借自己的发声，改变一些东西，但似乎又没有改变什么。
此后的陈掖贤依旧非常敢说，比如当时很多人评价荆轲是小丑，可陈掖贤却表达了相反观点：
“欲怜荆轲狂，敢扶燕弱抑秦强，捐躯自道酬桑梓，差胜当年秦舞阳。”
毛主席得知陈掖贤的观点后，非常欣赏，他认为陈掖贤很特别，是个“不得了”的孩子，毛主席跟人说：
“此人若走正道不得了，走邪道也不得了。”
正所谓性格决定命运，虽然组织十分照顾陈掖贤，但陈掖贤却十分封闭内向，始终没有走出自己的思想禁锢，反而变得越来越极端。
当然了，陈掖贤的这些表现，除了少年时家庭情况的影响，长大后所经历的一切，也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影响。
他娶了妻子后，却因感情不和，很快又离了婚，可后来得知妻子精神出现问题后，他又与妻子复婚，但妻子的病情却非常不稳定，时好时坏，这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
后来他的父亲陈达邦去世了，又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再后来他所在的北京工业大学被解散，他被分配到新环境工作，也让他很不适应。
1982年8月15日，陈掖贤被发现在家中自缢身亡，时年54岁，可以说他的一生都是在各种苦楚中度过的，也应了毛主席的那句话：“他是可怜孩子。”
其实，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陈掖贤应该是患上了抑郁症，从小到大的各种经历，让他的抑郁情绪始终无法得到宣泄和排解，最终才选择了让人惋惜的方式结束生命。
英雄精神是崇高的，正是因为像赵一曼这样的一代又一代英雄接续奋斗，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在对他们表示崇高敬意的同时，更应该关心关爱他们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