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周总理唯一的“儿子”,却隐姓埋名50年,父子俩只见过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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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退休后,才曝光其真实身份。

唯一的“儿子”

“在任何场合、任何时候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也不要炫耀自己。”

这是周总理制定的家规,王戍始终将这句话铭记在心,一践行就是整整五十年。

任谁也不会想到,这位看似平凡普通的基层教师,竟是周总理唯一的“儿子”。

可要知道,周总理的妻子邓颖超,早年间因为革命操劳伤到身体,永远地丧失了生育能力,所以周总理夫妇一直到去世,都没能留下一儿半女。

这对于敬爱着周总理的人民来说,无疑也是一桩遗憾,想来如果周总理有后代的话,一定像他一样聪明能干、又英俊潇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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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没有亲生的孩子,但或许正是为了弥补这个遗憾,周总理和邓颖超,还是收养了许多孩子,他们都亲切地称呼周总理夫妇为“周爸爸”和“邓妈妈”。

其中得到周总理亲口承认的,共有三个义女和一个义子,这唯一一位“义子”,就是王戍。

王戍跟周总理其它出身烈士遗孤的养女们不同,是唯一一个跟周总理有着亲戚关系的孩子,王戍的祖母周桂珍,是周恩来的嫡堂姑母,所以王戍就相当于是周总理的表姑侄儿。

王戍和周总理的缘分,还得从1939年开始说起,当时周总理正好去浙江开展抗日活动,就顺带回浙江老家祭祖。

同为一个家族成员的王戍和周总理,便在此次祭祖大典上,有了初次相遇。

王戍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王子余,也是拥有一腔报国热血的有志青年,早年就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

在父亲的影响下,王戍也深受进步思想的熏陶,所以跟周总理也有着很多共同话题,聊的十分投机。

此前王戍只是在报纸上,和别人的嘴里听说过周总理的才华和事迹,对这位素未谋面的伯伯充满了好奇和向往。

但是在这次面对面交谈的过程中,年仅十七岁的王戍,才真正被周总理强大的人格魅力才华彻底折服,对周总理的钦佩之情愈发浓烈。

在他眼里,周总理就好比是无所不能的神,一路上遇到什么问题,王戍总是会主动向周总理请教,而周总理每一次都会耐心地为他讲解,丰富他的见识。

周总理对于这个勤学好问、思想进步的表姑侄儿,同样也是喜爱的,可没想到的是,当周总理忙完祭祖的事情,准备回到革命队伍里的时候,王戍竟然主动向他提出,想跟周总理一起参加革命,上前线打鬼子。

周总理看着王戍瘦弱的身板、稚气未脱的脸庞,不忍他去残酷的战场上受苦,时刻面临着生命的威胁,于是便对他说:

“为国家做贡献什么时候都是可以的,不急于现在,现在你最重要的事情是好好学习,用知识武装自己,才能够更好地报效祖国,等长大了再参加革命也不迟。”

懂事的王戍虽然理解周总理的用意,但他一想到多年来上前线参军报国的理想幻灭了,也难免露出失落沮丧的表情。

周总理见状,顿时于心不忍,话头一转,善解人意地提出了收王戍为义子,来安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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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认如此伟大的周总理当义父,王戍自然满心欢喜,顿时转忧为喜,脸上挂出了笑容。

站在一旁的王戍父亲也很开明,乐见其成地拉着王戍,对着周总理连鞠三个躬,并当众叫一声“干爹”。

礼成之后,周总理还很有兴致地写了一幅字:“埋头苦干,只要抗战胜利,定必苦尽甜来”,以此勉励王戍的父亲王子余继续爱国抗日。

自此,周总理便都在公开场合,称呼王戍为“义儿”了。

后来,周总理还主动给王戍寄去了自己年轻时候穿着军装的照片,照片后面还写着一行:““乘长风破万里浪,慕向表侄义儿存念--周恩来。”,除此之外,还有一封信件,激励着他要好好学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可谁料,当年绍兴初见,竟然成了二人唯一一次见面。绍兴一别,也成了二人的最后一别。周总理给他寄来的那封信件和照片,更是成了周总理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这位养子寄去的信件,这是为何?莫非周总理把自己这位“义子”,给搞忘记了吗?

只见过一面的父子俩

视周总理为偶像和榜样的王戍,始终没有忘记周总理的教诲,学习十分刻苦。

但是因抗日形势危急,跟周总理分别后没过两年,日军就打到浙江绍兴了。

王戍一家为了躲避战乱,便搬去福建生活,为求谋生,家人便给他安排了一份银行职员的工作。

但即便工作,王戍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学业,而是始终谨遵周总理的教诲,半工半读一刻不停地学习着,最终在1945年,顺利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那就是1946年的时候,王戍的父亲王子余,被国民党政府聘请担任绍兴越王镇的镇长,王子余却因不满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和贪污腐败,当即选择辞职,并在1949年的解放前夕,与当地县商会的各界代表,组织绍兴临时救济委员会,迎接解放。

而王戍也在1949年大学毕业后,和他父亲一同投入革命事业,参加解放军的南下服务团,把自己奉献给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当中。

他起初是在福建的政府机关工作,后来又被调到福建的高级工业学校担任教师,此后他在这教育行业中一待,就是整整几十年。

其实自打成为周总理的义子过后,王戍就经常给周总理写信,但奇怪的是,竟然一封回信都没有收到过。

起初王戍以为,可能是因为革命紧张,信件都被扣押了,周总理才没有收到他的来信,可是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还依旧如此,王戍就不得不开始产生怀疑,心想着难道周总理真的忘记自己这个义子了?当年收自己为义子,不过只是为了安慰自己,并没有真的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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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即便心中扎下了怀疑的根,王戍还是选择了相信周总理的为人,他觉得周总理才不会是那样薄情寡义的人,一定有什么情非得已。

直到一次父亲带来的消息,才让他彻底解开了心中的疑惑,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除了王戍一直给周总理寄信,周总理一位叫做陈秀云的表妹,也一直在寄信给周总理,只不过这陈秀云寄信的目的可不像王戍那样,单纯为了慰问一下周总理,或者向周总理请教学问。

陈秀云三番五次寄信,就只是为了凭借根周总理的这层亲戚关系,捞点好处,让周总理为自己开后门,给自己安排一个好的工作。

周总理一向秉公无私,从来不喜欢搞特殊待遇,所以便回信婉拒了此事。

可谁料,这陈秀云还是拿着周总理的回信,作为自己是周总理表妹的证据,硬是找政府部门强行要求一份工作,为此甚至不惜在政府大楼里撒泼打滚、大闹了一场,打着周总理的名号要挟政府工作人员。

政府工作人员没有办法,只好给她安排了工作,可等到事情传到周总理耳朵里时,周总理自然是大发雷霆,当即要求当地政府部门开除陈秀云,并公开跟陈秀云断绝了亲戚关系。

陈秀云的例子,也警醒了周总理,为了避免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周总理也公开立下了一条家规,就是:

“无论周家什么样的亲戚朋友,都必须自力更生,因为共产党人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绝对不是为自己的亲戚朋友谋私的,所以希望周家亲戚朋友,在任何场合、任何时候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

所以,对于义子王戍的来信,周总理虽然欣慰,但也不敢轻易回信,生怕这封回信会让陈秀云的例子重演。

除此之外,周总理也是出于保护义子王戍的考量,他生怕跟王戍的这层父子关系,会成为敌人手中的把柄,把王戍的性命,拿来作为要挟周总理的条件。

因此,周总理既要考虑王戍的安危,又要避免王戍因为自己的义子身份谋求特殊待遇不思进取,所以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主动将王戍的义子身份给隐藏起来,让王戍安安心心地做普通人,平淡顺利地过完这一生。

当然,为了让王戍知道自己的良苦用心,周总理还特地托王戍的父亲,将自己的想法转述给他,王戍得知周总理的意图后,先前因为周总理没有回信的郁闷一扫而空,并且更加钦佩周总理的刚正不阿的品质和为人,越来越为有这么一位品德高尚的义父感到自豪。

隐姓埋名五十年

从那以后,他也始终谨遵周总理《告亲戚朋友》中的十条家规,无论什么场合都从来不讲出于周恩来的关系,也从来没有炫耀过自己,更没有打着周总理义子的名号,为自己谋什么私利,而是兢兢业业地在自己的教育岗位上做奉献,为祖国培育出无数的人才。

在日常生活中,王戍也贯彻着周总理所提倡的“艰苦朴素”,一切从简、低调度日,从不铺张浪费,所以更加不会有人想到,这样一位普通平凡的基层教师,竟是周总理的义子。

当然,周总理也不是非要为了名誉故意疏远自己亲朋好友的人,这么地“不近人情”。对于不抱有任何功利心态来看望自己的亲戚,周总理还是很欢迎的。

他不但自掏腰包为他们包揽伙食住宿费用,招待他们,对于一些确实因为家中困难、情况特殊的亲朋好友,周总理也还是会慷慨解囊,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就比如周恩来的侄儿,也就是大弟周恩溥的儿子,很小时候就失去了父亲,母亲王兰芳也因为参加革命负伤的旧疾,身体一直很不好。

周恩来眼见这对母子孤苦无依,又是为了革命牺牲的,所以便主动提出照顾这对母子。

本来这对母子作为烈士家属,是由国家来养的,但周恩来念在新中国的经济也很困难,所以他为了给国家减轻负担,他便自掏腰包给这对母子发放抚恤金,让王兰芳成为了第一位不拿国家工资的老干部。

至于侄子周荣庆,也始终遵守着周总理的家规,从来不向任何人透露自己跟周总理的关系,哪怕是对自己的未婚妻,他都始终闭口不谈。

后来还是未婚妻从别人口中听说,才知道周荣庆是周总理的侄子,顿时吓得婚都不敢结了,生怕自己高攀了周荣庆。

但是周荣庆却表示,自己虽然是周总理的亲属,但始终都把自己当作普通人,从来没觉得自己有什么特殊,不要有心理负担,未婚妻这才消除疑虑,安心跟周荣庆结婚了。

那么作为周总理隐姓埋名大半辈子的义子,王戍最终又是如何“露馅”的呢?

这还是1978年,周总理去世两年之后,国家在整理周总理生前资料档案时,才从周总理的日记当中,发现了周总理认王戍为义子的这段往事。

2008年,已经86岁的王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无比怀念地回忆道:

“义父离开我们也已经有三十多年了,但是他的高风亮节和音容笑貌,始终留在我们心中,哪怕如今,我都依旧把义父当作我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