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建国后的三十年是和平年代吗？在大多数人的思维意识里应该是的。所以很多人在探讨那个时代的时候基本都是以和平年代为坐标为标准来探讨所有问题的。这就走入了一个误区。坐标错了，标准错了，结论也就不同。
新中国的建立，并不代表百事无忧的和平时代的来临，而是真正地拉开了共产党执政的艰难岁月，一切的困难与坎坷，才刚刚开始。
建政立国，就要面对一切的未知。首先第一条就是选择阵营选择你要走的道路。有人说，如果当时选择美方阵营可能会更好，会吗？意识形态的对立就是最大的障碍，美西方怎么会相信一个信奉共产主义的政党？一个是水一个是火，绝不相容。有人说，可以谁也不得罪，左右逢源。怎么可能？你是把美国和苏联当傻子吗？哪有这么容易的好事？这样做的结果恐怕就是里外不讨好两边都得罪，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耍小聪明那就是找死，这叫玩火——我们最终选择了苏联阵营，其结果就是面临美西方的封锁和制裁，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得罪了半个世界，不过还好，我们还有另一半世界，这就是苏联阵营的社会主义国家。
进入五十年代，我们面临的是什么？首先是国内没有结束的国内战争及西南剿匪、收复西藏。其次是抗美援朝，打了两年七个月的仗。还有潜伏下来的数十万的反动势力及特务，台湾孤岛上还有国民党的残余势力。与此同时，还要进行土改和打击商业投机分子对市场的破坏与威胁。
有人说，五十年代百姓的生活还是可以的，确切的说是农村还是可以的。一是因为农民可以把余粮选择高价随意出售。城镇则不行，因为有投机商作祟，灾荒年囤积居奇抬高物价，53年实行统购统销及发行票证后才稳定下来。二是当时有外援，有半个世界的投资和帮手，日子当然就会过得舒心一点，宽裕一点。
五十年代中后期，因为有了苏共二十大上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们开始和苏联有了分歧。当时的苏联是一副老子党的做派，盛气凌人，利用各种借口来控制中国的政治及军事主权。比如长波电台，比如联合舰队。更可怕的是，当时的中国是全面苏化，苏联的影响力全面开花根深蒂固，各个方面都遍布着苏联的影子。无论是各级部门各个系统甚至军队，都开始在走向另外一个方向，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党将不党。我党赖以起家和取得胜利的优良传统都将不复存在。所以，才有了去苏化和与苏联的决裂，才有了一系列的事件的发生。
当时，相当一部分事件是与去苏化相关联的，包括58年的反教条主义、59年的庐山会议后半截的突变及后来的军衔改制、将军下连当兵，还包括一些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历史总是莫测高深而又环环相扣，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复杂的多的多。这么说吧，苏联在中国当时的军政阶层及知识分子阶层的影响就如同美西方在国民党及民主党派中的影响，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统一思想，清除不和谐的声音。
与苏联决裂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雪上加霜。为什么会有大跃进？不是一时的脑袋发热，不是无缘无故的失去理智，那是在回应和抵抗苏联的嘲讽与国内对去苏化的质疑。那是在与苏联决裂的前夜，想在暴风雨来临前找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模式和方向，是摆脱对苏联援助依赖的一种探索，心急如焚啊同志们，老人家当时的焦虑和压力谁能体会？
记住这个日子:1960年7月16日，苏联正式决定撤回在华的所有专家。
与苏联决裂了，象征着什么？象征着我们从此成了被世界两大政治、军事集团抛弃的孤儿，几乎全世界都成了我们的敌人，我们无路可走，前后夹击、乌云盖顶、内忧外患，路在何方？
不少人在诟病当时的对外援助和农产品的出口，我们那个时候除了出口农产品就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出口的，出口是为了换取国家建设必须的物资及外汇，关键时候还可以以粮食换粮食。比如，一吨食油可以换回四吨的钢材，一吨大米可以换回1.7吨的小麦或者2吨玉米；对外援助是加强友谊以破坚冰——人是需要朋友的，一个国家也是，在铁桶般的包围中需要打开一个突破口。如果没有这些对外援助，恐怕中国就真的成了世界的弃儿——不要抱怨有些国家所谓的忘恩负义，那个时候能敢和中国站在一起就是对我们莫大的支持，得到支持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友谊也需要施肥灌溉。
而且，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在60年那个时候，老人家并不知道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发生严重的饿死人情况。当地各级干部隐瞒不报，老人家几次追问都没有如实汇报，直到信阳事件的曝光才得知事情的严重性，所以才有了老人家“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196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是我们自己造成的”的论断，所以才有了61年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那个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就是响应调查研究的成果——不是有人在诟病为何一直在搞运动吗？这样的草菅人命这样的冷血作为不追究行吗？以后的一系列运动就是这么来的。
和苏联决裂了，很多援建项目停工了停摆了，机器不动了，工程烂尾了，怎么办？要不要继续下去？可没钱，还要还债，可不就得自力更生吗？可不就得从全国人民的嘴里抠吗？可不就得苦吗？可不就得用人拼吗？没有就业，可不就得下乡吗？日子能好过？
这个时候，不是吃的好不好苦不苦的问题，是整个国家在四面的包围与封锁中能不能存活下来的问题，是能不能实现独立自主维护国家主权的问题，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问题——如果我们失败了，后果不可想象。
62年我们打了一仗，69年又打了一仗，中间还夹杂着一个规模不大的抗美援老（老挝）。我们的头顶时刻悬着战争的乌云和核威胁，这样的时代怎么也不能说是和平的年代吧？准确的说应该是准战争年代或者说是反围剿、反封锁、突出重围的年代。
那是一曲悲壮的战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英雄壮举。
整个六十年代，我们面临的是经济困难、国际环境恶化、战争及核打击的威胁、国内思想分歧、人民内部矛盾等问题，我们所做的是要统一思想、调整经济、外交出击、回击边境冲突及台海问题，面临绝境而从容不迫，陷入重围而果断出击，从而艰难的坚强的度过了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危险的时期。
许多人在评价六十年代的时候，都是把自己的生活和遭遇放在真空里去思考，而没有联系当时的国内形势及国际形势，这种思维是偏颇的，也不可能得到一个客观真实的结论。
进入七十年代，特别是恢复联合国席位、尼克松访华及三个世界理论的推出，正式奠定了三足鼎立的局势，与美苏两大国的关系趋于缓和，中国的国际声望日益提高，我们才开始真正的进入了和平建设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