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是纷嚷，莫不以1912年民国成立到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并收缴国民党议员证书之间为最。
各省独立迫使清廷倾覆为其一，南北和议孙文辞让大总统于袁世凯为其二，内阁任废及毁党造党之政党政治为其三，议会选举和宋教仁被杀为其四，孙文二次革命惨败于袁世凯为第五，国会开张、一流内阁产生及总统选举为第六，宪法原则讨论和解散国会为第七。
这些纷嚷看似各有侧重，但主导其中的是要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体问题：革命派的民权共和与立宪派的国权共和明争在前，梁启超的开明专制共和与袁世凯的一人集权专制暗斗在后。
只是宋教仁明确知道他要的是以民权为基的责任制内阁政制，而梁启超不知开明专制在袁世凯看来正好可作为一人集权的嫁衣而已。
为实现责任制内阁的理想，宋教仁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民国第一届议会选举活动中，而梁启超这个能洞察时势却不能主导时势的书生则静等着选举的结果。
前已述及，尽管有政党政治的风云变换，临时参议院还是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制定了《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及《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即使是临时参议院的官派议员们弄错了在国会组织法中无权将临时约法中的参议院一院制，改为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制，但大多数议员们并没有认为这个错误有什么大不了的，大不了在国会召开之后要制定的正式宪法中确认就是了，反正按照美国和欧洲的两院制建立国会是中国人戊戍变法以来就一直为求国家强盛想实现的目标，结果都是一样的。
所以，1913年2月进行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要选的是参议院和众议院两个议院的议员。
至于这两个议院有什么必须弄明白的不同，或者两个议院各自的政治功能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个议院之间要有制衡机制，这是美欧共和国体的惯例。
所以，临时参议院的议员们很干脆地规定：“民国议会之议事，两院各别行之。同一议案，不得同时提出于两院。”（第 12 条）“民国议会之议定，以两院之一致成之。”（第 13 条）可以先不管这个规定的荒腔走板之处，临时参议院议员们知道的是，使再造后的政党取得较多的席位对本党有利，为必须全力达成的不言自明的目标。
尽管有晚清资政院选举和省谘议局选举，但由于立宪派等不及清廷用9年时间为开国会做筹备，因而与革命派联合推翻了清政府。
但当他们可以自己去组建议院开国会时，却没有花太多时间和精力去总结或改善晚清选举中暴露出来的民权不具的问题。
他们从南京争吵到北京，骂完皇帝骂太后，还是相信只要国会一开，中国的内忧外患和富国强兵问题就都可以解决了。
因此，当真的要举办2年前还梦寐以求的议院选举时，才发现老百姓还是2年前的老百姓，唯一的不同是辫子剪了，知道中国在搞共和了，少数母亲甚至知道可以不必再给女儿裹脚了。
袁世凯对选举给予了力所能及的便利和保障，因为只有开了国会，他才能将临时大总统的“临时”两个字去掉。
孙文和黄兴忙着建设那20万英里的铁路去了，对选举只是关注着，偶尔孙文还不忘记提醒各路政党分子要注重道德情操。
共和党领袖、德高望重的旧立宪派领袖张謇也像孙文和黄兴那样没有参加选举，将精力放在实业和地方自治上。
黎元洪稳坐着副总统和共和党理事长两把交椅，少不了台底下去弄些经费帮助那些支持自己的人去收买选举人的选票。
康有为则因为曾经作为保皇党的领袖而仍不为共和国所容，不得不在海外漂泊，或许是看淡了那些缠绕他大半生的宪政了吧，他在这年的一篇文章中后悔着当年奏请皇上易服一事，他的感慨是：人有时感情用事，设想不能周到。①
梁启超则利用自己的写作天份，在自办的《庸言》杂志上发表几篇论述开明专制好处的文章，也利用各种机会为参加选举的旧立宪派人物打打气，唯一与选举有关的活动，是得到了一个错误的报告，误认为旧立宪派共和党（250席）、统一党（50席）、民主党（30席）三党合计得了330个参议院议席，击败了国民党，高兴之余，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在真相还不明之前选择成为一个共和党党员，以便有机会在开国会时去做参议院的“大党”领袖，这个决定使铁心支持他希望他做领袖的民主党尴尬万分，只有发表宣告党员书，澄清梁启超只是民主党一些人的好朋友。②
离开了老师的教诲，梁启超也感情用事了一回。
如朱宗震所说，在这次选举中，“第一流的政治领袖全部退到了选举的幕后，我们甚至没有看到他们参加投票的记录。只有二三流的政客，才跑到选举的前线去打拼。”③
当然，这话并不适宜于可称为一流政治领袖的宋教仁和汤化龙。
张朋园评价说，国民党的宋教仁，民主党的汤化龙，在国会选举期间曾四处活动及发表演说，增加了选举的声色，并因此引起国民党与民主党的选举冲突。
我们引述1913年1月27日《时报》的一则报导，以了解中华民族共和制历史上第一次选举的一些实情④：
直隶沧州第四区国会复选之前一日，国民党因强迫投票（强令他党投本党票——原注），硬将民主党李宝书、赵熙两人捉去，前呼后拥数十人，有三人持鎗威吓，种种强迫卑劣手段，令人发指。沧州知事徐君树廷以投票须选举自由，何得强迫从事，持鎗捉人，扰乱治安？当即前往南门国民党事务所与之严重交涉，始将李、赵放出，然仍扣住李、赵二人之证书，闻民主党已提起诉讼云。
由这一报导可知国民党为选举做了不少准备功夫，在地方上的影响力也着实不小。
当然不能因这个不利于国民党的例子就此判断国民党选举的不干净，实际上各个政党无不为乱中求胜，无所不用其极。
买票、贿票、多头票、做假票不一而举，晚清省谘议局选举中能用的方法都给用上了，这些方法在1918年的安福国会选举（民国第二次选举）中还得到了发扬光大。
这次众议院选举与晚清的省谘议局选举方式基本相同，分为初选和复选两个阶段。
初选以县为单位由选举人投票选出本选区定额议员候选人，再通过候选人互选产生代表本省的众议院议员。因而上述报导中有复选一说。至于知事知道“投票须选举自由”这一基本知识，则反映了西方式选举已经开始走出知识者阶层。
这当然不能被理解为多搞几次选举，中国人就会像西方人那样具有民权意识了。
学者诸公总是忘记的是，早在古希腊时期之前，雅利安人及其后裔们就已经知道用投票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了，而中国人则根本不用去投票，只需凭借自己的优秀才智就可以经由科举或孝廉去施展治国平天下的宏愿。
是由投票来决定国家大事好呢，还是在才智带领下来处理国家大事好呢？这确实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曾经在欧洲接受教育却坚持要重视中国传统的著名儒者辜鸿铭曾经借用歌德正直与机智（歌德原语为“das Recht und die Schick－lichkeit”）观念说道：正直与机智（das Recht und die Schicklichkeit）是好公民的要素，正是孔夫子给中国人的；这种机智，尤其是中国文明的要素。⑤
现在，连我们都不知道该相信卢梭还是相信歌德了，我们只知道欧洲强大之后因为掌握社会财富的人想要分享社会权利而导致了欧洲君主制的衰亡，共和初期的中国人却偏偏认为是共和制促成了欧洲的强大。
搞不清这些问题甚至弄错了问题都没有关系，只要本着正直和机智的精神规规矩矩做事就可以了，却偏偏要学人家的政治竞争方法——选举，结果是东施效颦西施，非要那些不善于打架的人去为几张选票大打出手（今天的台湾政党为选票有时还会大打出手），岂不哀哉！
而选举结果对于国民党来说是可喜可贺的，得到了众议院596个议席中的269席，参议院274个席位中的123席；虽然没有取得绝对多数，但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则没有异议。
各主要政党所得席位如下表⑥：
国民党取得选举胜利，与宋教仁造党成功和到处演说有关。
选举期间，宋教仁由湘而鄂而皖而宁而沪卖力演说，主要阐明两个主张，一是将来的正式总统仍以袁世凯为宜，二是内阁应以国会中占多数议席的政党负责组织。
宋教仁挑明了责任制内阁是他的主要目的，至于袁世凯在未来国会的总统选举中仍应当选总统，可以看作是宋的竞选策略。
为了造成选举后实行责任制内阁的舆论，宋在竞选演说中还对政府的财政混乱、外蒙、西藏危机等放言批评。
1913年2月19日，宋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欢迎会上，继续抨击政府的现行政策，并提出宪法这个事关国体的根本问题。
宋教仁演说内容，被朱宗震译为白话语，现转录如下：
推翻专制政府，只是政治革命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建设共和政体。现在，共和政体并没有真正建设起来，如果要问，中国现在是什么政体，还真不好回答。国会召开以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制定宪法。宪法是共和政体的保障。中国是不是共和政体，要看将来制定的宪法。如果将来制定宪法的时候，受到外力干涉，或者居心叵测把共和的精义改变了，造成了一部不良的宪法，共和政体就不能成立。即使得到一部良好的宪法，开始的时候也不过一纸空文，重要的是施行的效力，如果受到外力牵制，宪法在实施的时候，发生种种障碍，那么，共和政体也不能成立。我们党对于这一点是最应该注意的，不能放弃责任。至于宪法中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应该怎样分配，中央和地方的权限怎样规定，都是需要好好研究的。至于总统和国务院制度，有人主张总统制，有人主张内阁制，我们是主张内阁制的，希望建设成议院政治。因为如果内阁不称职，是可以更换的，如果总统不称职，是没有办法变更的，如果一定要变更，一定会动摇国本。这是我们所以不采用总统制而采用内阁制的理由。⑦
宋教仁明白地表示了要通过制定一部实行责任制内阁的宪法，来与总统分享国家的治权，这事关共和政体的真假。
可以说，宋教仁的演说和主张，比较符合法国的责任制内阁了。
问题是，袁世凯未必会认同这样的限制总统权力的共和政体。
宋的这次演说等于是在逼迫袁世凯做出选择。
【本文完】
注释
①萧公权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第15－16页。
②朱宗震著,真假共和－1913·中国宪政实验的困境与挫折，山西出版集团，2008年，第23页。以下引用该书内容均为相同版本。
③朱宗震著,真假共和－1913·中国宪政实验的困境与挫折，第25页。
④张朋园著，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第91、93页。
⑤转引自：萧公权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第427页。
⑥数据引自：李剑农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第 339 页。李剑农将民国初年的政党特色概括为三点：（一）党员跨党，（二）党员只是空洞的招牌，党义党纲异同难分别，（三）一切党都没有民众作基础，皆为无根浮萍，是社会新贵们的一种政治时尚。因而选举揭晓时，各政党公布的本党所得议席与总议席不符，主要原因是跨党参选的人被做了重复计算，如国民党号称得众议院议席 360 余人，共和党自称得众议院议席250余人，统一党自称得众议院议席100余人，民主党自称得众议院议席100余人，各党自称的议席累计超过800余人，比法定的众议院议员数量多出300余人。参见：李剑农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第322－328页。
⑦引自：朱宗震著,真假共和－1913·中国宪政实验的困境与挫折，第3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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