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美国内战前,废奴主义者和拥奴者之间展开政治博弈,均重视政治公器的使用。这里的政治公器,作者认为不限于国家层面的诉讼、立法、选举乃至联邦权力本身,也包括邮政体系、公众集会、宪法理论、阴谋论、历史叙事等散见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形式。它们在不同阵营的使用,影响了美国公众的意见,也塑造了美国的政治议程和诸多传统。其背后是对美国宪制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不仅对内战后美国宪法的重建影响深远,甚至在美国政治“极化”的今天,依然可以看到它对社会共识和政局发挥的巨大作用。

共同的信念:美国内战前的政治公器角逐

文 | 徐天,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

(《读书》2023年12期新刊)

一八五四年的美国独立日,波士顿近郊的一场公众集会上,废奴主义者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当众烧毁了美国宪法的一个副本。在火光树影里,他向同道中人引述《圣经·以赛亚书》的句子,宣称这部宪法是“与死亡立的约、与阴间结的盟”。加里森对美国宪政的失望感积蓄已久,但他公开焚烧宪法的导火索是不久前一位非裔美国人安东尼·伯恩斯的亲身经历。那时候,作为逃奴的伯恩斯在波士顿被联邦法庭批捕,随后的审判中,法官不仅否决了伯恩斯的人身自由权,更裁定任何协助他逃离奴隶制的行为近乎叛国。在伯恩斯被遣返回蓄奴州弗吉尼亚州的当日,联邦政府为阻止废奴主义者对他的营救,不惜调动军队在波士顿街头戒严。在废奴主义者看来,那批以宪法之名维护奴隶制权威的联邦军人,已成为奴隶主利益掌控宪政解释权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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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劳埃德·加里森(来源:wikipedia.org)

杜华的新书《美国内战前反奴隶制政治的兴起》 (以下简称《兴起》) 告诉读者,就在加里森焚烧美国宪法的年代,即将摧毁奴隶制的政治力量已经全面崛起。与加里森不同,这股力量背后的“政治废奴主义者”对美国宪政的生命力满怀信心。他们相信宪法本身已经具备了联邦制、人身自由权等反奴隶制的要素,而自己的抗争行动正在影响更多立法者背后的公众;一旦足够多的公众接受了反奴隶制的政治诉求,不正义的制度、法律和司法判决就可以被推翻。

《兴起》一书并未直接触及内战的起因问题,它的时间断限是一八三〇至一八四七年,它的关注点是废奴主义者“持续的抗争行动”如何深刻改变了美国的公众意见和全国政治议程。作者特别提到与“反奴隶制政治”相对的“拥奴政治”,并在书中断断续续地描述了二者相互刺激、并行发展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废奴”和“拥奴”政治经常互为镜像,共享且塑造了美国政治的诸多传统。如果说“反奴隶制政治”的兴起对应着“政治废奴主义者”的希望,那么“拥奴政治”黑云压城般的威力,正是加里森及其追随者“绝望”的原因。这一对政治力量在技巧上的互为镜像,至少与反奴隶制政治本身具备同等重要的分析价值。

《兴起》虽然只是间接触及这种“互为镜像”的细节,却由此揭示出美国政治史上一个表面上令人费解、现实中反复上演的现象:经过立场相反的政治团体的使用和诠释,同一种“政治公器” (political instrument) 可以服务于完全不同的政治目的,甚至得出截然相反的政治结果。《兴起》通篇没有使用政治公器的概念,但却敏锐地搜集到诸多政治公器被不同阵营共享的历史过程。正如杜华对“政治”所采取的宽泛定义 (“权力关系在社会中的体现”) ,废奴主义者及其对手所采用的政治公器不限于国家层面的诉讼、立法、选举乃至联邦权力本身,也包括邮政体系、公众集会、宪法理论、阴谋论、历史叙事等散见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形式。这些公器的共性是频繁地被各种政治团体挪为“私用”,却无法被任何团体或个人长期垄断。它们有的以公民权利的形式出现,有些则是或抽象、或日常的政治基础设施。在全球舆论激辩美国政治“极化”程度的今天,这些政治公器依然以彼此交叠的方式影响公众意见、美国乃至全球的政局。受《兴起》一书启发,本文反观“内战前”这个美国历史上最“极化”、最“撕裂”时代的政治特征,探讨“政治公器”与美国社会变革之间的复杂关系。

《兴起》一书论及的种种政治公器中,首先出场的是十九世纪美国日趋完善的联邦邮政体系。一八三五年七月中旬,草创不久的美国废奴协会开始通过联邦邮局向蓄奴州约两万名精英人士集中投递大量的废奴出版物,希望用这种方式“制造轰动”,同时在道德上说服南部领袖人物,史无前例的废奴主义“邮件运动”就此展开。由于邮件运动给蓄奴各州带来强烈刺激,南部公众和州政府纷纷敦促美国国会设立邮件审查制度,身为奴隶主的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更希望国会“以严厉的惩罚”来阻止他眼中“煽动奴隶暴乱”的出版物通过邮件在蓄奴州流传。《兴起》用七页篇幅探讨了邮件运动过后国会的“邮件审查之争”,发现经过历时半年的激辩,新出台的邮政法“没有对南部做出丝毫让步”。新法规定联邦邮政体系无权审查邮件,这样既肯定了废奴主义者的言论自由,也保证了拥奴出版物的跨区域流通 (需要补充的是,很多蓄奴州出台了审查隔离废奴出版物的法律,以抵抗联邦邮政体系的开放性) 。此后二十五年里,在废奴主义者发行大量著述的同时,支持奴隶制的布道词、政治经济学著作 (如威廉玛丽学院校长托马斯·迪尤的著作) 、文学作品 (如威廉·西姆斯的小说) 和推广奴隶制下工农商业技术革新的文字 (如《狄波评论》杂志) 也得以通过联邦邮政体系广为流传。换句话说,邮政体系作为“公器”同时被双方所用,保持了其开放性的特征。

有趣的是,邮政体系保持开放的原因不仅是北方国会议员对蓄奴州诉求的抵制,更来自南部有识之士对另一种政治公器即联邦权力的开放性的戒惧。在一八三六年国会“处理煽动性出版物委员会”的报告中,这种戒惧袒露无遗。委员会由“蓄奴州利益的坚定捍卫者”约翰·卡尔霍恩主持,旨在论证美国到底需不需要一部联邦层面的邮件审查法律。委员会最终得出了否定的结论,理由是邮件审查权既可以用来支持奴隶制,也可以用来攻击奴隶制,而反奴隶制力量一旦在国会中占得上风,国会很可能借助这一权力允许废奴出版物涌入南方。在委员会的成员们看来,把邮件审查权授予国会的做法,无异于赋予未来的废奴力量一套潜在的“击破蓄奴州生命和财产防线的工具”。

一八四七年,反奴隶制政治在北方各州日渐崛起,北方议员阿莫斯·塔克 (民主党新罕布什尔州众议员) 提醒拥奴人士说,虽然当时的联邦权力“捍卫”了奴隶制,但有朝一日这种权力也可能“被用来限制或镇压奴隶制”。十四年后内战爆发,塔克一语成谶。

美国内战中反革命流亡者漫画(来源:young-diplomats)

虽然《兴起》常常强调废奴主义者的政治智慧,但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除了技术变革所催生的新兴通信基础设施之外,废奴力量所使用的政治公器大多属于美国内战前的“常规操作”。更重要的是,拥奴力量使用的政治公器经常与废奴人士相同,而在运用公器的高超程度上,拥奴力量毫不逊色。以“诉讼”这一较为常规的政治公器为例,废奴运动史上时常出现废奴组织或个人通过主动搜寻案件挑战非正义法律甚至以身试法的案例,后世的美国民权运动史家也经常据此认定废奴主义者是采用“试验案件”拓展民权的先驱。但杜华书中唯一一个明确提到的“试验案件”却是由拥奴派设计的。这是一宗关于逃奴追捕的名案 (即“普里格诉宾夕法尼亚”案) ,其结果是拥奴派大获成功,法院对宪法做出了更深入的拥奴解释,奴隶主的利益也因此得到了更好的保护。这不仅证明诉讼是废奴与拥奴力量共享的政治公器,也表明拥奴和废奴者之间存在某种对抗与模仿并存的关系。

如果说诉讼还存在诸多制度限制的话,那么作为政治公器的“阴谋论”则给双方提供了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拥奴政治行动长期使用阴谋论,“刻意夸大废奴主义者的危险”,把后者刻画成处心积虑破坏既定制度的极端分子。内战前蓄奴州的政治漫画里,废奴主义者经常以煽动奴隶暴乱的阴谋家形象出现,甚至具备超自然的怪力,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向奴隶耳语、改变他们逆来顺受的“天性”。废奴主义者也有自己的阴谋论。《兴起》提到,当一八三六年得克萨斯居民争得该地区的独立并试图加入美国联邦时,著名的贵格派废奴主义者本杰明·兰迪曾声称这一系列事件来自“奴隶主、土地投机商和奴隶贩子”的共同策动。一八三九年,反奴隶制议员托马斯·莫里斯在国会辩论中宣称“北部的银行势力正在与南部的奴隶主权势勾结起来,共同控制国家”。当时的两大政党都抵制了莫里斯的说法,但废奴主义报纸却“广泛刊登了”他的演讲,借此宣传奴隶制的全国性威胁。莫里斯的阴谋论虽然简短,但已经初步具备了当代常见的“深国论” (Deep State) 特征。

杜华的讨论还涉及选举、宪法理论、公众集会和历史叙事等政治公器。与邮政体系、诉讼和阴谋论一样,这些公器从来都不会先入为主地服务于人类尊严、同情心或者道德律的需求。无一例外,上述的诸多政治公器都需要民主体制的正常运转才能保证其开放性,也正因如此,它们不仅对民主社会中的废奴主义者友好,也是奴隶制支持者积蓄政治力量、开展政治行动的温床。内战结束后,美国联邦政府固然废除了奴隶制且短暂保护了有色族裔特别是非裔美国人的政治权利,但通信基础设施、联邦权力、宪法理论、立法、诉讼、公众集会、阴谋论、历史叙事等政治公器仍然向鱼龙混杂的各种政治团体敞开,使他们有条件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后的一个世纪,不断对反奴隶制政治的遗产做出批判、裁剪、挪用和损耗。与废奴主义者相似,他们的政治行动,也深刻地塑造了美国的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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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来源:whu.edu.cn)

拥奴力量的政治行动体现了政治公器的“可堕落性”,但杜华的分析证明,在同一个美国,废奴主义者的创造性政治行动也可以把某些政治公器提升到与人类良知相配的高度。在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杜华看到了麻省政治精英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在《逃奴法》问题名案“乔治·拉蒂默案”时期的日记,发现亚当斯对待废奴事业的态度在一八四三年一月到二月之间发生了极大转变,而这一转变的分水岭,正是废奴主义者二月一日的公开集会。一月时,亚当斯认为废奴主义者的诉求是“幻象”,担心自己一旦帮他们递交人身自由法请愿书,就可能“成为他们的奴隶”。然而,参加完废奴主义者集会的亚当斯,却似乎完全被后者的政治能量和道德主张感染。集会当晚,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说:“ (递交请愿书) 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事情……无论遭到任何以煽动为名施加于我的指责,我都将欣然让自己的名字与共和政府的真正原则永远联系起来。”杜华将这段文字称作亚当斯“完全投身废奴事业的宣言”;从政治公器的角度来看,这段记录在微观层面上体现出公众集会具有不可小觑的道德性政治力量。

如果说废奴主义者所使用的政治公器大都属于内战前的“常规操作”,他们如何能成就“美国历史上最奇特的政治和思想反转之一”呢?除了过人的政治智慧、北部自由州相对友好的制度环境以及得到国家机器有效保护的公民权利之外,《兴起》一书给出的解释,简而言之就是“坚持到底”。但对于“坚持到底”的理由,书中的讨论则比较简短。美国学界近期的研究从多角度证明,非裔美国人无休无止的抗争,或许是废奴运动得以“坚持到底”的最关键要素。二〇一六年出版的一本废奴运动通史《奴隶的事业》 (The Slave’s Cause) ,用简明扼要的标题高度凝练了这个观点:废奴运动归根结底是“奴隶的事业”。奴隶的行动,甚至他们的存在本身,都无休无止地打破着公众意见关于奴隶制的沉默,发出令人胆寒、难以被长期掩盖的声音。与帝国史上臭名昭著的论断“白人的负担”相对,《奴隶的事业》作者玛尼莎·辛哈提出了“黑人的负担”,宣称这个负担的内涵是“批判并完善美国的民主”。另一位精研废奴历史的学者斯坦利·哈洛德在《交界处的战争》 (Border War) 一书中则认为,黑人频繁逃离奴隶制的行动在南北交界各州造成了无休无止的争端。这种争端让全国舆论不得不月月谈及逃奴问题,而冲突的烈度及其在社会上甚至街谈巷议中的“能见度”,则让废奴主义者无法不坚持到底,也让所有反抗奴隶制的人都成为潜在的废奴主义者。

“奴隶的事业”让美国内战前的政治公器具备了反奴隶制的功能。而废奴主义者对政治公器的使用,其实触及美国历史研究中一个更难以解答的经典问题,亦即美国社会成员对这个国家政治体制的信念问题。在杜华的叙述里,反奴隶制政治的兴起固然吸纳了激进派的思想资源,但其成功的要诀也在于对美国宪政的坚定信念。与开篇时焚烧宪法的加里森不同,这种信念促使政治废奴主义者勇敢地穿梭于社会和国家之间,也让他们得以把民主社会框架内多种多样的政治公器引为己用。在进入选举政治和联邦立法行动的时候,政治废奴主义者更是以“反奴隶制宪政主义”的形式拥抱了美国政治体制。共和党的兴起和林肯的当选进一步确认了反奴隶制宪政主义的吸引力,而战后共和党人对美国宪法的重建,更是加深了废奴后美国各界特别是非裔美国人精英对宪政生命力的信念。

林肯演讲(来源:wikipedia.org)

与白人男性废奴主义者 (《兴起》一书的绝对主角) 相比,非裔美国人其实更有理由对美国的宪政和民主体制丧失信念,他们与美国体制的关系也因此格外耐人寻味。《兴起》的第四章聚焦法律和诉讼,提到了非裔美国人运用诉讼开拓自身权利的行动。诉讼是民众检验国家体制有效性的关键方式,非裔美国人的法律行动也因此提供了一个观察“信念问题”的绝佳切口。劳拉·爱德华兹 (Laura Edwards) 、迪兰·潘宁格罗斯 (Dylan Penningroth) 和王希等人的研究表明,美国内战后的黑人法律行动可以被归纳为一套转型时期宪政主义的实践。近二十年来,越来越多的新作证实,这种转型宪政主义的基础,很可能是内战前非裔美国人在各州层面所践行的某种朴素的“反奴隶制宪政主义”。杜华的论述表明,在内战前的自由州,黑人法律实践往往有机会融入废奴事业的洪流。但同时期的边界蓄奴州,如密苏里、肯塔基、特拉华、马里兰、华盛顿特区等地区的黑人,又如何与司法系统相处呢?在蓄奴州,自由黑人与黑奴的法律权利是否完全被剥夺?黑人群体是否对其所在州的司法系统完全丧失了信心?这些问题的答案,需要从各州的司法档案和社会政治史中找寻。而研究一旦深入到各州层面,学者们往往发现,内战前废奴主义者所争取的“不分种族”的平等人身自由权,在某些与废奴事业相对隔绝的角落也有发展。

以密苏里州首府圣路易斯为例。在二〇一四年发表的著作《救赎之歌:在德雷德·斯考特案之前为自由而诉讼》中,法律史家莉亚·范德维尔德发现,一八一四到一八六〇年间,圣路易斯地区发生了三百余宗由黑奴或被误认为奴隶的自由黑人所发起的、以寻求人身自由为目的的诉讼案例,且当事人以女性居多。圣路易斯所在的密苏里州是蓄奴州,在邮件运动过后两年的一八三七年,这个州曾经出台法律,明确把宣传废奴主义的行为定为犯罪。代表黑人们出庭的律师大致有两个来源,一是政府依法分配给他们的法律人 (密苏里州法律允许奴隶被认定为贫困人口,并在这种特定的贫困人口提出诉讼时为其指定律师) ,二是黑奴自己以主动出卖劳力为代价而换得的律师服务。绝大部分涉案律师不是废奴主义者,而是靠诉讼赚钱的普通律师。

作为身处公民与非公民之间模糊地带的社会群体,非裔美国人使用“诉讼”这一政治公器的行为颇具开创性意义。与十九世纪上半叶很多自由州所确立的人身自由法原则不同,圣路易斯的当事人无法仰仗人身保护令的权威,而是更经常地采用圣路易斯毗邻自由州伊利诺伊的区位,辩称自己曾在自由州居住,因此可获自由。值得注意的是,密苏里法律规定,如果奴隶有理由相信自己已经自由,他们就有权把奴隶主或其他任何限制他们自由的人告上法庭,这在内战前蓄奴州的制度设置中是非常少见的。在分析了三百余桩案件之后,范德维尔德认为,其中两百多个案例都证明黑人在圣路易斯享有相当扎实的法律权利,因此,从密苏里州发酵的名案“德雷德·斯考特案”判决 (否认黑人的公民权利) 不仅不能代表当地的法律与种族关系,甚至相当反常。更重要的是,在一百多个案件中,法庭最终判定黑人当事人享有人身自由。范德维尔德总结道,这些当事人选择诉讼这条道路,证明他们对法庭和美国的司法公正抱有信念,建立在这种信念上的法律实践令人魂为之夺。

对斯考特案作出裁决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罗杰·B.坦尼(来源:wikipedia.org)

当然,被压迫者的信念绝非一成不变,黑格尔式的国家-权利观,也绝非人类历史上个体争得自由、团体争得权益的唯一出路。美国独立战争中倒向英帝国的黑人效忠派、美国内战前占据南部偏远水泊和沼泽地区的逃奴社群,都曾用亲身经历探寻国家之外的生存之道、磨炼北美版本的“不被统治的艺术”。不过,与杜华所关注的废奴主义群体一样,非裔美国人在国家权力结构内部的抗争,也帮助有心的读者发掘了美国反奴隶制政治一些鲜为人知的源流。这些源流在地理分布上比较分散,而且很可能彼此并不相知,但它们都为同一段重建美国的事业积蓄了能量。

一八五四年,加里森焚烧宪法的那个夜晚,联邦军队的形象曾经令人齿冷。但十年之后,身穿蓝色军服的联邦军队却成为终结奴隶制的中坚力量。当这批军人踏上南部种植园的田埂,与迎接他们的非裔美国人相见时,双方社会中所积累的反奴隶制力量也汇聚在一起,迸发出对自由的崭新希望。无数人的希望已经在他们相遇之前凋零,但那一刻确实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刻。

(《美国内战前反奴隶制政治的兴起》,杜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二三年版)

*文中图片未注明来源均为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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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信息

美国内战前反奴隶制政治的兴起

杜华 著

2023年3月出版/128.00元

ISBN:978-7-5228-1511-4

作者简介

杜华,1985年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2016年获得北京大学世界史博士学位。此前先后在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学位。曾于2013年1—8月赴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访学,2018年4—6月赴美国波士顿大学和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访学,2022年3—6月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学。研究方向为美国早期史、十九世纪美国史、奴隶制与美国早期社会政治变迁。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史学月刊》《读书》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出版译著《威廉·加里森选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各一项。

书籍目录

导论

一 反奴隶制政治兴起之谜

二 概念界定

三 学术史

四 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五 主要原始文献

第一章 早期的反奴隶制活动与奴隶制政治

第一节 美国早期反奴隶制活动的演变

一 建国之前的反奴隶制思想和活动

二 建国初期的组织化反奴隶制运动

三 19世纪初期的殖民废奴方案

第二节 建国初期奴隶制政治的演变

一 共和国初期的奴隶制政治

二 密苏里妥协及其遗产

三 奴隶制政治权势的兴起

四 奴隶制与民主政治的悖论

小结

第二章 “道德性政治”:废奴运动的兴起和特征

第一节 废奴运动的道德和政治起源

第二节 废奴运动的核心理念

第三节 废奴运动的行动策略

第四节 废奴运动的“道德性政治”特征

小结

第三章 1835年邮件运动与内战前反奴隶制政治的兴起

第一节 邮件运动的开展

一 “道德说服”与“制造轰动”:邮件运动的起因

二 “通信革命”与邮件运动的可能性

第二节 南部州的激烈反应与奴隶制公共议题的形成

一 查尔斯顿事件:南部激烈反应的开端

二 南部州的反废奴公众集会运动

三 南部州政府对邮件运动的反应

四 南部蓄奴州激烈反应的原因和影响

第三节 全国性对话与奴隶制政治的兴起

一 北部州民众的反奴隶制话语

二 言论自由问题与北部州的反奴隶制政治话语

三 邮件审查之争与联邦国会中的奴隶制政治

四 奴隶制问题的政治化和全国化

小结

第四章 社会抗争与反奴隶制立法:乔治·拉蒂默案与马萨诸塞州1843年人身自由法的制定

第一节 19世纪40年代之前的逃奴问题与人身自由法

一 逃奴问题、联邦《逃奴法》与人身自由法的起源

二 19世纪初的人身自由法

三 废奴运动与人身自由法的演变

第二节 乔治·拉蒂默案与马萨诸塞州1843年人身自由法的制定

一 乔治·拉蒂默案始末

二 “拉蒂默请愿运动”的发起

三 废奴主义者的话语策略与公众意见的塑造

四 马萨诸塞州1843年人身自由法的制定

第三节 马萨诸塞州和北部地区反奴隶制政治的发展

一 马萨诸塞州反奴隶制政治的发展

二 “拉蒂默论战”与反联邦《逃奴法》思想的发展

三 北部地区人身自由法和废奴运动的发展

小结

第五章 抗争话语的“制度化”:废奴运动与“奴隶主权势”观念的提出和发展

第一节 前期废奴运动与“奴隶主权势”观念的缘起

一 19世纪初描述南部蓄奴州政治势力的观念

二 反废奴暴力事件与“奴隶主权势”观念的提出

三 “钳口律”、得克萨斯问题与“奴隶主权势”观念的提出

第二节 自由党与“奴隶主权势”观念的发展和传播

一 “奴隶主权势”观念与废奴运动的“政治化”

二 “奴隶主权势”观念与自由党的兴起

三 “奴隶主权势”观念与1844年总统选举

第三节 “威尔莫特附文”之争中的“奴隶主权势”话语

一 “威尔莫特附文”之争的由来与过程

二 激进的反奴隶制国会议员与“奴隶主权势”话语

三 温和的反奴隶制国会议员与“奴隶主权势”话语

小结

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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