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种种向世人证明，改变一个人的思想，是非常困难的。但即便如此，对一个人的善意还是会在那个人的心底留下深刻印记的。譬如黄维。
他是国民党中将。1938年升任国民党第18军军长后，蒋介石曾在南京召见他，赠予他一张写有寄语的自己的照片。黄维初时不明其意，后多番思索，到底领悟蒋介石把自己的号“悟我”写作“培我”的深意，自此改号“培我”。
这件事成为维系蒋介石与黄维之间感情的基石，令黄维对蒋介石“忠诚”不已，就算身陷牢狱，亦不肯直呼蒋介石之名，做出许多刺头错事。
其中最大的一件事，甚至引发了黄维与其他人的斗殴。起因为中共监守要求黄维等国民党阶下囚揭露蒋介石的罪行，可黄维不仅不从，而且发表很多攻击诽谤中共领导的言论，且拒绝书写检查，由此导致战犯们群情激愤。
再加上黄维再度口出狂言，他所在的学习小组组长等人担心黄维所行牵连己身，遂联合起来朝黄维出手。
黄维本身也很倔强，与对方瞬间打成一团。所幸监守及时发现，阻止了事态进一步负面发展。之后，调查清楚全部事实的监守严肃批评教育了双方。
而监守公正公允的处理态度稍稍松动黄维的思想，促使他渐渐不再用防备心理去对待中共组织。
年余后，本就患有多种结核病的黄维病倒。病情来势汹汹，黄维命在旦夕。监管发现后，紧急把黄维送到部队职工医院治疗，并请来当时北京最有名的医学专家为黄维诊治。每当黄维情况变得危急，监护人员都会变得焦虑不安，生怕黄维出了什么差错。
黄维住院期间，不只护工对他精心照顾，喂水送饭、端屎端尿，而且周总理亦特别关心黄维，多次询问黄维的病况，指示一定要全力拯救黄维的生命。
黄维把一切看在眼底。痊愈出院后，他一改往日抵抗态度，首次深情向中共诉说他的感情，言说是中共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再回到战犯看守所，黄维变得平和，不再与监管作对，而是重拾多年前的荒诞执念，埋首“永动机”的研究。
十余年后，黄维得到特赦，重归自由。他接受中共安排，担任文史专员，开始平静生活。
同时，他也没有忘记看守所里的一切，他仍挂念与他结下深厚情谊的监管们。某年，他再度回到那里，拒绝了宾馆的招待，坚持在自己昔年住过的监室内睡了一晚。
他就像当初善待战犯的中共领导人所期望那般，放弃了国共间的对立，与中共组织握手言和，并肩朝着为民族谋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昂首前行！
那么，黄维为何会有如此变化？单单只是因为中共组织对他释放出的善意吗？其实，一切要从一个名叫“功德林”的地方说起。
01，所谓“功德林”究竟是哪里：那里原本是一座破旧庙宇，后被改造成一座占地面积颇广的“监狱”
乍一听“功德林”的名字，多数人会下意识认为，它是一座寺庙。事实上，这么说，也不算错。“功德林”在清朝时，的确是一座古刹，旧称“石佛禅林”，坐落在北京城德胜门外。
光绪31年，有一个叫那桐的大臣向帝王上奏，建议于功德林内创设京师习艺所。帝王同意后，那里便开始收容罪犯，并教授罪犯各种技艺，力争达到“劳则思善”的效果。
至宣统年间，功德林已然成为当时规模比较大的一处劳动机关；民国2年，时任司法总长的梁启超效仿日本，改良国内司法，且拨出巨额专款，在功德林建立一座占地面积近百亩的特殊监狱。
又数年，国民政府重改功德林，将其变作收押“政治犯”的监牢，更名“北平第二模范监狱”。有很多惨遭国民政府逮捕的中共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均是此受到迫害。譬如李大钊即是在这里慷慨赴义。
和平解放北平后，中央公安部和华北军区军法处接手功德林，将公安部一局的预审处设立于此。那时，该部门的负责人为原预审科科长姚伦。姚伦的能力出众，不只素有“预审专家”美名，而且参与诸多由中央直接审理的大案。
其后没有多长时间，公安部为方便日常管教在押国民党战犯，又在预审局内下设战犯监管处，首任处长由孙鹏飞担任。
从相关资料中可以了解到，整个“功德林”为一座大院，院中央是一座八角型大厅，厅上有八角塔楼，登到上面，即可环视“功德林”全貌。
大厅周围，又有8条胡同通道，每条长度大致相同，各设两排相对的监房，总计能容纳千余名犯人。它们的名字最初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顺序排列，新中国成立后，改作“甲乙丙丁，戊己庚辛”来命名。
一般来说，监守只要站在中心大厅内，便能对各条通道里的情况一览无遗。但他们不会像部分监狱那样，通过严刑拷打，逼迫战犯认罪。他们在党中央的指示下，对战犯保持友善，始终履行党中央政策，用宽大心怀去对待战犯，将说服教育当作主要方式，从不轻易对战犯实施惩戒。
然而，哪怕是如此诚恳的态度，亦未能打动某些战犯。他们还是走上一条罪无可赦，终食恶果的道路。
02，有人死不悔改，终自食恶果：他们之所以未得善终，皆因他们不愿正视历史和当下，执迷不悟，咎由自取
1950年，功德林内有5位国民党将领被判处死罪。
第一位名叫王春晖。生在湖南，年少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后加入国民政府，为特务总队总队长，跟着总指挥戴笠等人，参与抗日战争。期间，王春晖亦曾到成都中央军校深造，在上级的青睐与培养下，步步高升。
及至日本投降，王春晖出任交警12总队长官，参与胶东战役，损失惨重；又由于无兵员补充，故手下兵力缩水严重。王春晖或因此感到心灰意冷，借口养病至青岛休养，唯有发生大事件，才回总部办公。
转年11月，王春晖升任少将，调到交警总局工作。那时的总局长为保存己身实力，不愿把交警投入前线。暗中活动的唐明生抓住机会，联合该局长，再一次削弱王春晖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那一年，执迷不悟的王春晖仍在率军负隅顽抗，试图反扑。同年12月，不敌我军的他不幸负伤，打算丢下残部，化装成商人，逃往别地。途中为我军擒获，后经审判，死于枪决。
第二位是田载龙。也是湖南人，少年勤奋刻苦，考入黄埔军校，为二期炮科学生，十分敬重蒋介石，为其重用。学成毕业，他归乡出任14兵团中将司令，在宋希濂的指挥下，收编湘西地主武装。
兵败解放军后，田载龙勾结数名匪首，想继续与中共组织顽抗到底。他们在江垭组成所谓“反中共救国军司令部”，田载龙出任“总司令”，率4000余人垂死挣扎。
同一年8月，人民政府剿匪斗争拉开序幕，多个部队深入湘西等地，和匪徒展开搏斗。田载龙再度“梦想”破灭，遭到解放军严重打击，仓皇逃往北乡一带，投靠何大熙。
他们长时间隐蔽在山林，准备等待蒋介石的反攻号令，实现策应计划，再现属于他们的“辉煌”。
可解放军的步步紧逼令田载龙越来越惊慌，最终在龙潭河附近落网。随即，经有关部门审查，判处田载龙死刑。
第三位叫王继祥，时任国民党警备司令。1946年，解放军向德州发动猛烈攻势，只用短短几天，便切断敌军后退道路，将德州城攻破。
王继祥那时正在德州，听闻城门失守，当即跳下床，从住宅后面往城东医院跑去。那所医院为美国人设立，王继祥觉得可以保住自己的性命。
王继祥
但叫王继祥没有想到的是，解放军根本不怕美国，直接朝王继祥连下2道通牒，让他迅速投降；王继祥不从，解放军便开火击毁39团团部，吓坏王继祥，匆忙在医院挂起白旗。
当解放军进入医院搜捕，王继祥正与同僚躲在病床下瑟瑟发抖。他被解放军拉出来，颤颤巍巍签了投降书。
之后，我军释放王继祥。只是王继祥不知悔改，又一次投入国民政府的怀抱，打着蒋介石的名义与人民对抗。1950年，王继祥第二次为我军逮捕，判处死刑。
第四位来自科尔沁草原，汉名叫作包善一，在草原作恶多年。后听闻张作霖之名，向其投诚，并在奉系军阀的支持下，一举除掉仇敌，彻底称霸草原。
阿王于北京去世，包善一对王位生出觊觎之心，却遭张学良的否决。上个世纪30年代中，不满于此的包善一投靠日本人，使得科尔沁一带民不聊生，百姓都对包善一恨之入骨。
包善一
十余年后，包善一不敌东北民主联军，逃至沈阳。东北国军部队完全落败，他再度投靠傅作义，但好景不长，北平很快和平解放，包善一没有办法，只好重归沈阳，隐姓埋名，低调过活。
不过，百姓并未忘记包善一的恶行。后经群众举报，包善一暴露身份，为公安抓捕，被判处死刑。
最后一位是国民党中将刘进。他曾是黄埔军校一期学生，亦曾加入中共组织。可他的心志不够坚定，后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放弃中共成员的身份，转投蒋介石麾下。
刘进
解放战争期间，能力出众的刘进一度身居高位。然而，好景不长，蒋介石很快溃败，刘进第二次犹如墙头草一般，第一时间背叛老蒋，转入陈明仁等人领导的起义军中。
不过，这一回，刘进同样没能坚持到底。他再度叛出，率残部逃到四川。1950年前后，刘进落网，被处以死刑。
可以说，这些国民党中将其实就是咎由自取，死有余辜，不值得半点儿同情。
03，有人直面真理，与中共携手：他们则以“功德林”为起点，战胜了曾经的自己，走上与中共同心同德的光明坦途
除此外，功德林内还有如文章开头所提黄维那般，平安走出战犯所的诸多国民党将领。
他们和大部分俘虏一样，被关入功德林，最关心的即是自己的“未来”。但叫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中共居然会把不杀不辱俘虏的态度用到他们身上。
在功德林内，他们每日按时三餐，按时出操运动，慢慢的，健康程度都有了一定改善。他们的心渐渐安定，有闲心去留意“对手政权”的情况。
他们发现，功德林内的工作人员，好似人民政府缩影，即使是在阴森冰冷的旧监狱，亦保持乐观天性，不用人提醒，自觉动手改造环境，建立新的洗澡间、公共场所等，为牢房铺设水泥地，把床铺桌椅皆摆放得整整齐齐；那些人勤于劳动，热爱学习，不只年轻的监守整天拿着书识字，而且制定监狱规则时，还会听取他们这些阶下囚的建议……
其中，最让他们吃惊的是，那些监守给予他们的饭菜，全是新鲜有营养的；而监守自己，则宁可吃粗粮，也要履行“官兵平等”的口号。
功德林里的种种，一点点融化战犯们冷硬心扉；1956年，他们等来“战犯”到“学员”的转变，中共未曾强迫他们“闭门造车”，而是大方准许他们到铁门外看看，他们去了孟家屯，见到了中国人自己生产的汽车；他们在闸阀厂聆听公私合营的讲解；他们从农业合作社社员幸福而自信的目光里，领悟毛主席“不败”的“法则”。
他们终于明白，原来，“站在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才是“真理”，他们感悟，毛主席所言“中共不但善于破坏旧世界，也善于建设新世界”并不是虚言，他们的确找到了拯救和建设新中国的方法与方向。
他们好像以功德林为“起点”，慢慢寻回“初心”，在中共的帮助下，战胜曾经的自己，走上与中共同心同德，并肩前行的光明坦途，继续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付出他们的一份微薄力量。
而功德林，在完成历史使命之后，被北京政府接管，先是改作救济救护站，后成为市公安局与居民共用的土地。
往昔风烟在此飘散，人们或许不再记得“功德林”与功德林内种种，但他们所拥有的当下，却是先辈们最希冀见到的“以后”。
参考资料：
《功德林一号里的国民党将军》
《“功德林”“秦城”记事》
《英雄末路——湘鄂边区反共救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将田载龙难趟龙潭河》
《解放德州之战》
《这条路为何能让最反动的前“军政大员”也来同心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