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波冬季呼吸道疾病真是越来越凶猛啊，眼看着输液室人满为患，在楼道里等待输液的患者更是排起长队，此情此景着实让人感到揪心。话说，在前几天的有关古代的中国军队是如何防疫的话题结束后，关于“近现代时期的中国军队是如何抗疫的”一事，咱们也还是可以聊一聊的。
八路军曾被一些人“蔑称”为泥腿子
我们知道，在武装斗争需求压倒一切的大背景下，如何保证战斗人员和支持作战的大后方人员的健康，乃是维持军队战力的一大重点工作，绝不容有丝毫的马虎。别看抗日战争时期的人民军队往往被一些人蔑称为“没文化的泥腿子队伍”，但实际上，我们在防疫抗疫工作中也是有着先进的科学理念与手段的。
游击作战经常需要转移
以华北地区最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即晋察冀边区为例。自1938年起，晋察冀边区的部分区县几乎每年都会爆发疟疾、伤寒和痢疾，而天花、流行性感冒和麻疹等疫病也时常出现，这些都会对部队征兵、训练、作战和根据地百姓的劳动生产等工作带来不利影响。究其原因，一方面，当时的中国老百姓普遍文化水平不高，尤其是对卫生防疫常识缺乏了解，且还存在一些地方迷信和恶习，忽略了卫生领域的关注；另一方面，敌后游击战多为运动战，部队和随军百姓经常大范围快速转移，在这一过程中难免风餐露宿且饮食生冷，部分人员会出现身体抵抗力差和营养不良等问题，使得各类疫病的爆发与传播更为迅猛。
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
更令人愤慨的是，在抗战过程中，侵华日军无视国际法律和条约，组建起诸如731部队、1644部队、8604部队和关东军100部队等细菌战部队。其不仅对抓捕而来的中国军民实施灭绝人性的人体实验，还以“主动投毒”的方式向中国诸多地区释放病毒和细菌，形式主要为在人口稠密区或水源空投和布洒携带鼠疫的老鼠、跳蚤、蜘蛛等活物，抑或是沾染病毒和细菌的破布条、破棉絮和腐烂粮食作物等。
鲁西细菌战、衢州细菌战、常德细菌战等，都曾造成数十万中国军民死亡和染病，这些都是侵华日军犯下的一起又一起罪行。至于鼠疫细菌，其曾被认为是传播速度和死亡速度最快的细菌之一。它的另一个名字会更加“有名”，那就是恐怖的“黑死病”。黑死病曾在14世纪时期为欧洲笼罩上了一层阴霾，至少5000万人死于这种疫病。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根据常德市卫生防疫站和桃园县卫生防疫站的监测，当地部分老鼠体内仍被检测出鼠疫抗体阳性血清，说明鼠疫隐患在当地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
抗战根据地组织群众学习
那么，在条件相对有限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军队是如何应对种种疫病威胁的呢？为了确保防疫工作的顺利进行，军委总卫生部极具前瞻性地颁布了诸如《暂行卫生法规》、《卫生部门暂行工作条例》、《持久抗战中野战卫生勤务的实施》等法令制度，以带有强制约束力的条文明确了防疫手段和责任制度。对于一些传染性和流行性较强的疫病，敌后根据地一边自建药厂研发和生产相关药物，一边大力培训各区县地方政府的卫生防疫人员，同时还对负责炊事的人员进行定期体检。
在陕甘宁边区中，旧址曾位于延安郊区的中国医科大学甚至还自行研发出了牛痘疫苗，共向八路军和根据地百姓提供了约40万份疫苗。没想到吧？“土八路”居然对防疫和疫苗有着如此深刻的理解，还能在条件极度有限的敌后根据地“手搓”出来疫苗，着实是一件壮举。
根据地的医生护士为伤员做手术
当然，对善于发动群众的人民军队来说，抗疫防疫自然也少不了广大老百姓的配合，各类群众性卫生运动被广泛地组织起来，如组织根据地中小学生开展除害虫运动、免费发放卫生劳动工具和药品、组织民间免费体检，以及组织百姓听取卫生防疫和破除迷信等课程。另外，由部队为百姓居住地修建卫生条件更好的生活设施亦必不可少。具体来说，这些生活设施包括带有顶盖的水井和通风条件良好的公共厕所等。尤其是这些早期公厕，茅坑挖掘的深度要严格遵守“不浅于1米”的规定，且还要带有活动顶盖。
而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上述在抗战过程中形成的卫生防疫习惯和经验，极大地保障了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百姓的身体健康，解放区内出现大规模疫病的情况少了很多。于是乎，解放军开始在此领域有了更高的追求，那就是研发更多类型的疫苗。
人民军队从延安转移
说到这呢，毕业于复旦大学医学院、曾任职于延安中央医院传染病科的李志中老师，绝对是我们不应忘记的重大功臣。1945年，李志中奉命开始研发新疫苗，但随着胡宗南部进攻延安，他和他的团队不得不跟随部队撤离。在后续的作战和转移过程中，由李志中任主任的“军委卫生部卫生试验所”转移到晋绥解放区，试验所也更名为“晋绥卫生试验所”。抗战期间，在器具、菌种样本、实验动物和实验环境均明显不足的异常困难条件下，李志中老师硬是想尽了一切办法，带领团队研发出了质量合格的伤寒疫苗和破伤风疫苗，挽救了大量伤病人员的生命。
不过，正所谓自我提高之路永无止境，在更加强悍的敌人和更为恶劣的战场环境面前，中国军队的卫生防疫工作也面临着更加严苛的考验。新中国仅仅成立了1年，中国军队便走出国门，迎战以当时全球最强大的美军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残酷的抗美援朝战争对我们的军队防疫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美军轰炸机轰炸志愿军后勤补给线
战争前期，由于来自志愿军空军的掩护极度有限，再加上参战部队严重缺乏高射炮、高射机枪、雷达和探照灯等防空武器，朝鲜半岛的制空权基本牢牢地掌握在美军的手中。美军借此对我方后勤补给线实施了严密的封锁，前线部队不仅长期武器弹药匮乏，更得不到充足的食品和医药品。因主食和副食的供应跟不上，战士们就只能以便于随身携带且不易变质的炒面为主要食品，但这也只是最低限度地满足了生存所需。
长期只吃这种缺乏足够维生素的炒面，让一线部队普遍出现了兵员体能下降和抵抗力降低等现象，一些部队中的夜盲症患者竟高达编制总员额内的4成，还有一些战士受到风湿病的困扰，这些都是维生素和蛋白质严重匮乏的表现。而更可怕的是，在1952年春季，本已消失多年的脑炎、霍乱和斑疹等疫病，突然再度在朝鲜北部地区出现。一切的一切，都让志愿军的防疫抗疫工作提到了一个新高度。
掩护铁路线的志愿军高炮部队
在高价从苏联引进大量防空类武器，组建多支高炮师和高炮团入朝参战，以及摸索打造出防空哨体系后，志愿军后勤补给线遭空袭的压力小了很多，这也让我们有能力开始改善一线部队的生存环境，提高防疫抗疫水平。
参战部队的饮食水平太低是吧？有办法！国内想方设法地研发和改进罐头食品和脱水食品的工艺，向一线运去了大量的水果罐头、鸡蛋粉罐头、海带干、干菜和榨菜等食物，还加大了肉类食品的额定供应量。到了1953年春季，各参战部队基本都可实现两菜一汤至三菜一汤，饮食条件的改善极大地增强了官兵们的身体抵抗性。
志愿军曾只能以炒面为食物
半岛夏秋气候湿热所以蚊虫和瘟疫较多是吧？也有办法！进入阵地战阶段后，志愿军会发动当地百姓开展“灭蚊、灭蝇、灭虱”卫生运动，如使用国内送来的“666”有机氯广谱杀虫剂和DDT二氯二苯三氯乙烷杀虫剂。若杀虫剂数量较为有限，则将它们优先用于消灭蚊蝇。至于难缠的虱子，志愿军会选择以高温蒸汽烘烤衣物，或在封闭的房屋室内以保证用火安全为前提，短暂生起小火炉，只要蒸汽和室内温度可达45度以上，虱子和虱卵基本就都会被杀死。另外，参战各部队还尽力提高官兵们的洗澡频率，并快速培训了一批理发员，这些也能减少虱子等害虫对人员的骚扰。
志愿军防疫人员进行消杀
朝鲜北部又有疫病了是吧？没事，依然有办法！自1952年上半年起，国内开始为参战官兵集中接种鼠疫疫苗、霍乱疫苗和伤寒疫苗。之后，志愿军还成立了“总防疫委员会”，为各部队划定了防疫责任区，在各交通要道和汽车兵休息站等设立检疫处。最重要的是，“总防疫委员会”出台了一条分量十足的硬性规定：不论人员所属单位为何，只要是急性高热病患者，都必须立即隔离并接受治疗；没有治疗条件的单位，要将病患及时后送，病患居所必须以医用酒精和消毒水进行消杀。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后勤卫生系统共建立起多达7座传染病医院，其中一些医院至今仍为朝方所使用，服务于朝鲜百姓。
在新冠疫情期间表现出色的人民军队
总的来看，自抗美援朝战争中期开始，在国内和入朝参战部队的共同努力下，志愿军的医疗卫生和防疫抗疫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有力地保证了官兵们的身体健康和战斗力，间接保障了各类作战行动的展开。其中的一些个人卫生和勤务规章制度，饮食保障卫生制度，针对疫区的严密消杀规定，以及疫苗的集体接种措施等，依然在今天的解放军中被沿用下来。也难怪在新冠疫情肆虐时期，人民军队曾被一些人誉为“全球防疫措施最为全面且效果最好的军队”。无惧任何强敌的中国军队，必然也不会被各类疫病所战胜，从古至今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