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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川之于陕西,就像东北之于中国。所以,它有个外号“小东北”。

作者|馍大师 出品|夹馍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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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21岁的陕北小伙子王天乐,遇到了好事:他被招工到铜川矿务局下属的鸭口煤矿。从农民,变成了一名工人。

这事得多亏他的哥哥帮忙,找关系要到了一个招工指标。因为,哥哥是作家路遥,刚刚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名气正盛。

5年后,路遥写作《平凡的世界》,书中孙少平的原型,就是王天乐,人生历程也是从农民到矿工。

看起来挖煤并不比种地轻松,甚至更累,更危险。但工人的地位、待遇,却远远高于农民。

为了写作,路遥还到铜川矿务局体验生活,去的就是他弟弟当年工作的煤矿,并亲自下井挖煤。

那时候,铜川矿务局是西北最大的煤炭企业,整个铜川市也是在矿务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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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在鸭口煤矿

在陕西省10个地级市中,铜川市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的面积仅3882平方千米,常住人口70多万,均排在全省最后。要知道,倒数第二的延安,人口也有236万。

但因为在工业上的巨大贡献,铜川的地位曾经仅次于省会西安。一个简单的例子,铜川的车牌开头为“陕B”。

它的诞生和发展,是现代社会以工业为轴心的集中映射,但受益于资源,也受困于资源。

铜川,走过了一条怎样的路?又能往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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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川市位于关中平原和陕北高原的交界地带,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著名的金锁关就位于铜川,杨家将曾在此抗击辽军。

目前,它的行政区划是三区一县:王益区、印台区、耀州区、宜君县。王益区和印台区就是以前的老城区铜川县,耀州区以前是耀县,所以铜川相当于由三个县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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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川市行政区划,位于咸阳、渭南、延安三市之间

春秋战国时期,铜川属于秦国,始皇统一中国后,建都咸阳,这里属于京畿之地,由内史管辖。

西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设置了祋祤(duì yǔ)县,也就是耀州区的前身。所以,铜川市三县中,耀县的建制历史最早。今天在耀州区小丘镇有祋祤宫遗址。

三国时期,原本位于甘肃庆阳的北地郡和泥阳县,向东迁徙,落脚祋祤县。祋祤县因而改名泥阳县,并作为北地郡的郡治,成为地级行政机构。

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在泥阳县北边设置铜官县,因为当地是铜官水冲击出来的一片平地,叫铜官川。两座山夹一条峡谷,绵延数十里,即今天的王益区、印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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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益区政府

同时,也在宜君水(今沮水)边设置了宜君县。所以,铜川和宜君两县建制时间相同,当时都属于北地郡。

北周武帝建德四年(575年),铜官县改名同官县。一种解释是,境内两条河流沮水河与漆水河流到一起,是为“同”。

隋朝建立后,改泥阳县为华原县。到隋恭帝义宁二年(618年),又设置了宜君郡,辖宜君、同官、华原3县,郡治设在华原。

这三个县,恰好就是今天铜川的三个县。所以,铜川在历史上曾经就是完整的地级行政建制,当然面积和今天是不同的。

唐朝时,宜君县被分出去,改属北边的坊州(今延安黄陵县),而同官县和华原县改属京兆府,和关中地区成为一体。

唐朝末年,军阀割据,公元904年,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在华原县设置耀州,延续了数百年,一直到清雍正三年(1725年)耀州升为直隶州。

耀州最风光的时候,下辖华原、同官、富平、三原等6县。铜川的历史名人,比如唐代书法家柳公权、北宋大画家范宽,都出生自华原县,也就是耀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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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的耀州

因为历史悠久的原因,到了民国二年(1913年),华原县以州代名,改称耀县。经历了祋祤、泥阳、华原后,耀县之名终于确定下来。

1946年,因为同官与潼关音同,容易混淆,改为铜川县。这一年距离铜川在北魏建县(446年),恰好1500年。

但这次改名,造成了另一个误解——很多人以为“铜川”产铜,其实并没有。还有人把铜川和宁夏的银川搞混,寄到铜川的快递,发到银川去了。

因为铜川的名字太年轻,作为“千年古邑”的耀县人,在介绍自己时,会说是耀县的,不会说是铜川的。

确实,在这1500年间,铜川县隶属于隔壁的宜州或耀州,只是到了现代,随着资源时代的到来,它的地位一下子跃升了。

建国初期,铜川县曾属于咸阳,后来又由省政府直接领导;耀县先是归属咸阳,后来又划给渭南;而宜君县属于延安,还曾与黄陵县合并。

1958年,国务院会议通过,撤销铜川县建制,成立铜川市,并将渭南的富平县、耀县的行政区域及宜君县的部分地方并入铜川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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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川市成立

正是因为铜川有煤矿,对于建国初的经济发展来说太过重要,经济实力上仅次于西安,政治地位也就相应提高,成为陕西的第二个地级市。

但到了1961年,富平县、耀县又恢复建制,铜川市也改属渭南管辖,成为县级市。这段时期不长,1966年,铜川再次改为省辖市。

改革开放后,在发展经济的大趋势下,作为工业重镇的铜川市,地位凸显。1980年,耀县再次划给了铜川市,并且还有渭南蒲城县的4个乡。

1983年,延安的宜君县也划归铜川市。至此,铜川市拥有了三县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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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川市地图(地图帝)

2000年,铜川市城区更名为王益区,传说隋唐时期有一位益王在此生活,同时郊区更名为印台区。随后,2002年,耀县更名为耀州区

铜川老城区受限于地理条件,两边都是山坡,城市只有两条马路,城建没法扩展,于是2003年,市政府驻地从王益区搬到了耀州区。

兜兜转转,耀州又成为了地级行政机构的治所。

为此,近年来有人倡议将铜川市改为耀州市,既契合实际,也增加文化内涵,未来也不是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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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川因为地处渭北石炭二叠纪煤田分布带上,被称为“渭北黑腰带”。

早在北宋时期,当地在烧制瓷器时,就以煤为燃料。到清代,铜川已有煤窑30多处。但这期间属于原始采煤阶段,靠人工镐挖,柳筐装载,骡马外运,不成规模。

到了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曾组织地质研究员,对渭北矿产情况进行勘察。随着陇海铁路的开通,一些西安的实业家,也从东部购进机器设备,在铜川建立起私营煤矿公司。

抗日战争爆发后,因为东部省份相继沦陷,晋、冀、豫煤炭无法运入,同时大批工厂内迁,导致陕西关中遭遇能源危机,迫使政府开发本省煤炭资源。

1939年,陕西省政府和陇海铁路局决定合资兴办“同官煤矿”,矿区分布于同官县城周围、漆水河两岸。1940年,同官煤矿开始出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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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官煤矿旧址

同时建设了铁路运煤专线“咸同铁路”,即咸阳至同官,与陇海线相连。1942年,咸同铁路全线通车,使得煤炭可以便捷地到达关中各城市,极大缓解了能源危机。

发展到1946年高峰时,同官煤矿累计共有井筒12个,机器设备20多台,年产量超过20万吨,是西北地区最大的、唯一具有现代化采矿雏形的煤矿。

随后进入解放战胜时期后,因战乱原因,煤矿管理也混乱,产量下降近一半。

解放后,同官煤矿由西北局接管。1953年,在公私合营浪潮中,同官煤矿与私营的同福、同泰两矿合并,组建成立“铜川煤矿”。

1955年,铜川煤矿改组为铜川矿务局,是国家“一五”计划的重点企业,铜川煤炭产业开始起飞。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中,就包括在铜川建造的现代化煤矿“王石凹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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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川矿务局成立大会

为建设铜川矿务局,从全国各地调动人力,尤其是东北,援助了大批技术人员。还有很多从清华、哈工大毕业的相关专业高材生。

1954年,铜川县仅有城镇人口2.85万人,1958年撤县改市后,市区人口增加到18.9万人。

铜川市原住人口,很多是1940年代从河南逃荒而来,成为煤矿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河南话便成了矿区的官方语言,到处弥漫着“中不中?”“中”。

有工人回忆当时的工作情景:

“矿工们头戴着藤条编织的配有矿灯的安全帽,身穿黑色笨重的棉袄棉裤,脚蹬黑色长筒胶鞋,腰间皮带上挂着充电的硫酸盒,站在罐笼里下井采煤。”

难怪路遥曾说:“只有在井下生活过的人,才懂得阳光的价值。”

位于红旗街的矿工俱乐部是大家在劳累之后休闲的地方,听戏、看表演、看电影……因河南人多,工人们普遍喜欢听豫剧。2015年,铜川籍相声演员苗阜、王声,曾回到矿工俱乐部演出。

但铜川不只有煤矿,还有很多其他工厂。

1957年,苏联在耀县援建了“国营耀县水泥厂”,也是“156项工程”之一。引进了东德的机械设备,1959年正式投产,年产水泥超30万吨,机械化程度居全国水泥厂之首。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实验时,建造的破坏性实验房子,用的就是耀县水泥。所以,除了煤炭外,以水泥为主的建材工业也是铜川的经济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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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县水泥厂

进入1960年代,在三线建设时期,铜川的山沟沟里又建造了不少军工项目。比如,铜川新源机械厂(代号762厂),生产中波广播发射机;陕西省东风机械厂(代号337厂),生产迫击炮。

但铜川的核心还是煤炭,到1985年,经过30年建设,铜川矿区已形成一个设计年生产能力1000万吨的大型矿区,煤炭产量占全省42%,几乎一半。

全市有人口33万人,其中煤炭职工就占24万人。

1980年代中后期,是铜川的高光时刻,有人形容城市当时的情景:

“铜川市的十里长街,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熙熙攘攘,繁华似锦。山川原谷,井架铁塔,高耸云霄,隆隆绞车,把地层深部的煤炭提到地面……”

铜川之于陕西,就相当于东北之于中国。所以,它有个外号“小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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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的铜川街头

作为一座资源型城市,其问题也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凸显,高光的面积越大,阴影就越大。

一个是产业结构单一,工业占社会总产值60%以上,重工业又占工业的80%以上,这就导致发展不平衡,年轻人就业出路少。

二是生态系统恶化,环境污染严重。1978年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展览会,铜川就是18个重点污染的城市之一。到了1990年代初,铜川污染超过国家二级标准10多倍。

1993年,中央电视台《中华环保世纪行》栏目称铜川为“卫星上看不见的城市”。

因为常年地下开采,造成地质环境变化,铜川还常发生滑坡、塌陷事故。

地上被煤尘覆盖,地下被掏空,铜川不得不做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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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说铜川是一座工业之城,以资源为生,但因为建城历史悠久,其实也有着丰富的人文资源,其独特性不亚于陕西其他地级市。

一个是玉华宫。

位于今天铜川市印台区的玉华山麓,建于唐朝初年,最初叫仁智宫,是北镇突厥的指挥中心,也是皇家避暑胜地。

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李渊携李世民来此避暑,留守长安的太子李建成企图发动宫廷政变,但没有成功,不得已来到仁智宫请罪,被扣押。

两年后,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杀死李建成,顺利继位,是为太宗。贞观21年(647年),唐太宗将仁智宫改名为玉华宫,扩建装修,成为唐朝四大避暑胜地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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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华宫景区

在这里,唐太宗曾召见高僧玄奘,询问译经情况,并令上官仪宣读“大唐三藏圣教序”,宣扬佛法。

玄奘也非常喜欢这处幽静的地方。高宗李治继位后,把玉华宫改为玉华寺,玄奘便从长安的慈恩寺搬到这里,翻译佛经,并最终在此圆寂。

玄奘一生译经1335卷,其中680多卷是在玉华寺所译,占二分之一。所以,玉华寺在佛教界有着重要地位。1999年,第二届国际玄奘学术研讨会,便选择在铜川举行。

一个是耀州青瓷。

唐代时,在铜川县创建了一处青瓷窑,是唐三彩的重要产地。北宋时,磁窑达到鼎盛,《同官县志》记载:“南北沿河十里,皆其陶冶之地,所谓‘十里窑场’是也。”

因为同官县属于耀州,所以瓷器被称为耀州瓷,位列宋代六大窑系之一,也是北方最大的青瓷窑口。它的显著特点,就是采用了当地的煤为燃料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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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州窑北宋青瓷刻花牡丹纹瓶

元末明初,因为战乱原因,耀州瓷场停烧,诸多的瓷器、工具、工场,被历史的尘土掩盖。

不过,铜川的制瓷业并未消亡,而是东移到了20公里外的陈炉镇(今铜川市印台区),延续至今,号称“千年炉火不灭”。

195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铜川市黄堡镇挖掘了一处瓷器窑址,经考证,便是著名的耀州瓷。这一考古发现,被评为20世纪陕西省十大考古发现。

经历多次挖掘,出土了各时期的陶瓷标本达到数百万件。为收藏、展示这些文物,彰显铜川悠久的瓷器文化,1994年,在遗址上建成了“耀州窑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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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州窑博物馆

耀州窑博物馆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古陶瓷遗址专题博物馆,铜川市也充分利用这独一无二的资源,曾举办“耀瓷文化旅游节”。

三是药王故里。

铜川的名人很多,比如柳公权、范宽等,但对民间来说,名气最大的是“药王”孙思邈。毕竟是上了历史课本的人。

孙思邈出生于南北朝时期的华原县(今耀州区)五台山,幼时多病,成年后立志学医,一边钻研古典医学,一边游历全国,遍寻民间药方,写成了30卷《千金要方》。

这是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总结了唐代以前的医学成就,奠定了中医伦理学基础。

孙思邈淡泊名利,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都曾召见他,请他做官,被他拒绝。晚年,他隐居家乡的山里,采集草药,研究药物学。

关于他的寿命,有的说是101岁,有的说是165岁,已无法考证,但也不重要,它寄寓的是民间对于医者长寿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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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王山夜景

因为民间尊称孙思邈为“药王”,他家乡的五台山,长期被称为“药王山”,并在清光绪25年(1899年)载入《陕西全省舆地图》中,成为正式名。

山上建有药王大殿,塑有3米高的药王孙思邈彩像,常年香火不断。

除了这些历史人文景观外,铜川的城市也有一些有意思的现代景观。

比如,曾经作为西北地区第一个现代机械化煤矿的王石凹煤矿,2015年关停后,改造成了“王石凹煤矿工业遗址公园”。

在这里能了解到铜川矿业发展史,看到大批的苏式风格建筑群,矿井也被改造成地下探秘项目。

而在路遥体验过生活的哑口煤矿,大门上挂起了横幅“路遥名著《平凡的世界》诞生地欢迎您”,并且还修建了“鸭口路遥文化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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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铜川还是非常善于利用名人和历史文化做文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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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川因煤而兴,但是资源总有枯竭的时候,当达到巅峰,也就要焦虑了。

早在1990年代的时候,铜川矿务局下属的一些煤矿,就因为开采殆尽,不得不关停。工人下岗,曾经热闹的矿区,变得和大山一样沉寂。

2002年后,随着煤炭黄金时代的到来,铜川看似再次迎来发展契机,但这时候它的地位,让给了陕北的榆林。

因为在神府煤田发现了巨量的优质煤,且开采难度远远低于铜川,铜川的煤炭地位极大减弱。

但铜川人自己没有就此自暴自弃,在转型的阵痛中,坚持往前走。

2008年,按照陕西煤业上市要求,铜川矿务局改组为铜川矿业有限公司,隶属陕煤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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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川矿务局

2009年,铜川市被确定为全国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铜川煤炭的发展战略根据全省煤炭工业布局,调整为:“收缩东区,发展北区,做强非煤产业,重点向陕北转移”。

铜川市进入产业全面转型时期,关掉大量地方煤矿,退出产能,进行产业升级改造。

除了煤炭外,铜川的水泥产业,也一直在调整。

1996年,耀县水泥厂发起组建陕西秦岭水泥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600217),是陕西省首家上市建材企业。2002年组建为秦岭水泥集团。

2013年,铜川提出“全面拆除落后水泥生产线,对全市水泥企业实施脱硫脱硝改造,从当年起不再新建水泥生产线”,全市水泥企业从30家减少到6家。

在此背景下,2015年,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成为秦岭水泥集团的控股股东,股票代号改成“中再资环600217”,公司业务由水泥的生产与销售变为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与处理。

如今,中再资环是铜川唯一的上市企业,市值约60多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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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后的铜川

工业转型,受迫于经济趋势,也受迫于环境。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铜川就把生态保护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大量植树造林,改善环境。

新世纪后,铜川提出了“煤城产煤不烧煤”的口号,在城区推行“煤改气”“煤改电”,以清洁能源代替传统燃料。2017年铜川市实现燃煤锅炉全域“清零”。

经过大刀阔斧改造整顿,现在的铜川市,已经不是当年的工矿之城和污染之城了,而是成为生态型城市,每年的蓝天数量位居陕西前列。

在工业转型升级之时,铜川的其他产业地位上升,也有了新的发展势头。

比如在农业方面,铜川苹果和铜川大樱桃,已经是远近闻名的水果品牌。在形象设计上,结合了“药王葫芦”的概念,主打生态、养生定位,很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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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川水果品牌

旅游也是铜川发展的重点产业,主推玄奘文化、煤城文化、药王文化、耀瓷文化等历史内涵,在疫情之前的2019年,铜川文化旅游综合收入突破160亿元,全年接待游客2492万人次。

1978年,铜川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9.4:67.8:22.8,工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但是到了2019年,比例变化为7.6:36.8:55.6。工业减弱,第三产业提升明显,说明城市转型初见成效。

尽管如此,铜川接下来的发展命运,也不容乐观。

铜川毕竟还是一座小城,70万人口中,60岁以上人口占比21.63%(全省比例是20.5%),人口老龄化程度严重。而年轻人多选择外出工作,很难留在本地。

人口支撑不足,发展动力也就不足,再加上面积小,很难有腾挪的空间。

好在这几年,铜川的交通,正迎来新的局面。

铜川虽然通火车较早,但主要是货运,客运还是靠公路。1993年,随着咸铜高速公路建成后,咸铜铁路停止客运业务,铜川成了全省唯一不通客运火车的地级市。

2021年,在对咸铜铁路进行电气化升级改造后,西安到铜川开通了“复兴号”动车组,结束了铜川近30年不通客运火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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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的铜川车站

如今,西延高铁正在建设,开通后,铜川到西安的通勤时间仅半小时,将极大地促进两城之间的连接,便于将铜川纳入西安都市圈一体化融合发展体系中。

铜川的发展,还是需要紧密靠向西安,借助西安的政策、科研、教育等势能,配合发挥自己的优势,即“陕西制造、铜川配套”“西安研发,铜川转化”。

近年来,铜川利用制造业和铝的优势,发展精密零部件加工产业,是比亚迪的重要供货商。

铜川很小,没办法比规模,那咱就比精致,不求全,不求大,求精。

精而美,未尝不是一条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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