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是 中 国第一大淡水湖，它像一个巨大的宝葫芦，被庐山、龙虎山、三清山环绕，造化出令人称奇的集自然奇观和赣鄱文化于一身的全球重要生态区。
江西地处吴头楚尾、粤户闽庭，三面环山、北滨长江，全境有大小河流2400余条、湖泊2700多个。江西省北部的彭蠡泽南扩形成了鄱阳湖，江西接纳了它、丰盈了它，使之成为江西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西“五河”水流、物流、人才流、信息流“北漂”，必须经鄱阳湖，才能融入长江、汇入东海，故自古以来，人们提到江西便想起鄱阳湖、谈到鄱阳湖便泛指江西，江西与鄱阳湖牢不可分，是一个整体，它们联袂滋养了安定富庶的“江南水乡”和星河灿烂的“人文之乡”。
近40年，人们逐渐发现，鄱阳湖还是一个联通世界的生命之湖，随着更多秘密被揭晓，鄱阳湖的全球地位、知名度和关注度迅速攀升。
鄱阳湖与江西同龄同庚而生
鄱阳湖属于构造湖，受地层断裂陷落和河道演变共同作用，以及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五河”来水和长江时而顶托、时而倒灌等因素叠加而成。年复一年，随着太阳辐射的节律变动，鄱阳湖春夏丰水一片、秋冬枯水一线，常常让人感觉如梦如幻，但它却实实在在哺育着勤劳勇敢的湖区儿女和形态各异的万千生物，发挥着航运功能，有着鲜明的品质和特性。
鄱阳湖古称彭蠡泽，孕育于两汉时期。南北朝时期，其西侧的庐山和东侧的丘陵挤压彭蠡泽，湖面开始大幅收窄，使其水面向东南方向挺进，越过湖中的松门山岛分为南北两片湖区。唐末五代至北宋，气候温暖湿润，降水充沛，南部片区水面继续向南扩展，直抵鄱阳、瑞洪（余干县）、南矶（新建区），形成了现代鄱阳湖雏形。因那时鄱阳已属郡县治，人口相对密集、经济活跃、影响力大，故人们将彭蠡泽改名鄱阳湖。
作为行政区的江西正式取名和鄱阳湖由来均与大唐有关。唐朝初期，全国被划为江南道等十道，到了唐朝中叶，即唐玄宗李隆基时代，十道已难以满足发展需求，江南道被划分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道三道，江南西道治所洪州（南昌），管辖了今江西全境和湖南、湖北、安徽等部分地区，江西省名便由此而兴。
江西版图基本定型在明朝，北起长江，南抵南岭，东起怀玉山、武夷山脉，西至罗霄山脉，除婺源县属南直隶省徽州府外，其他区域与今江西省基本一致。1949年，婺源又回归江西，至此，江西版图面积稳定在16.69万平方公里。
在古代，民众口口传播地名易受广袤的山川阻隔、浓厚的乡音误解，文章诗句是最好、最易接受的传播媒介。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日益发育壮大的鄱阳湖被写入文人墨客的诗文中，首次出现了“鄱阳湖”之名。此名称随后得以沿用，成为人们对该水体的主要或唯一称谓。
江西和鄱阳湖这两地名，同龄同庚而生，1200多年来，二者借助物华天宝的自然禀赋，携手共进、彼此成就，演绎了人杰地灵的传奇佳话，回应了王勃在《滕王阁序》“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的精彩点评。
江西历史悠久、名人辈出，对得起文化大省和人杰地灵的赞誉，同时也得归功于浩浩荡荡、横无际涯的鄱阳湖。
在完全依赖水运的时代，鄱阳湖如同江西省会南昌，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为举子赴京参加会试、殿试考取功名，在他乡成就一番事业回家省亲或荣归故里提供了重要的交通条件，同时也是文人和官吏上京城、下南岭的停歇地或中转站，于是，鄱阳湖便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地标。
宋明时期，江西文人创造了内涵丰富、特色鲜明、艳冠群芳的江西文化，丰富和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江西文人，与鄱阳湖历来有着难解之缘：宋词奠基人晏殊出生在鄱阳湖边（今江西进贤）。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是江西永丰人，四岁时回家葬父，四十六岁时扶着母亲灵柩回乡安葬，均要从鄱阳湖到赣江再转乌江达恩江。中国11世纪改革家王安石、戏曲家汤显祖都要从江西东南边的抚河下鄱阳湖。“江西诗派”开山鼻祖黄庭坚得从江西西北边的修河到鄱阳湖。一代诗宗杨万里、千古忠臣文天祥、大明第一才子解缙要从赣江中游的吉水、庐陵南下鄱阳湖。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常常往来信江-鄱阳湖-饶河，或任职南康军知军创办书院，或回婺源老家省亲祭祖。
外来才子经过鄱阳湖，或在湖边工作时，也发出很多感叹。白居易的《建昌江》，“建昌江水县门前，立马教人唤渡船。忽似往年归蔡渡，草风沙雨渭河边。”时任饶州知府范仲淹所作《芝山寺》，“楼殿冠崔嵬，灵芝安在哉。云飞过江去，花落入城来。得食鸦朝聚，闻经虎夜回。偶临西阁望，五老夕阳开。”苏东坡《过都昌》，“鄱阳湖上都昌县，灯火楼台一万家。水隔南山人不渡，东风吹老碧桃花。”
文人泛舟鄱阳湖，能沉浸于天地间、水流旁、光影里，环境祥和、内心安宁，常常因湖面雾起、无法行船，需要长时间驻留停泊，鄱湖米酒润肠，更加滋养其精神家园和文化创造。
鄱阳湖成就江西四大古镇
鄱阳湖以水运、水能成就了景德镇、樟树镇、河口镇、吴城镇江西四大古镇的地位，并以水网互通把四大古镇进行联动，创造出大运河—长江—鄱阳湖—赣江—大庾岭—广州等黄金水道上一幅幅繁荣的商业图景。
京杭大运河建成后，鄱阳湖便成了关系全国水运与贸易通道的重要节点。1000多年前宋真宗景德年间，景德镇周边、昌江两岸，马尾松林广布。马尾松燃烧热值高达1600℃—1700℃，火焰清净、不含硫黄，其烧制时特殊的燃烧氛围有助于釉面形成油润的柴窑特色，特别对含铁量较高的瓷石、高岭土二元配方胚料，以及灰釉或钙釉还原最为有力，是该地区柴窑中广泛使用的燃料。江西森林资源丰富，马尾松林是与阔叶林、毛竹林、杉木林共同占据主导地位的重要森林资源和典型地带性植被。
后来，南北名窑林立，宋室南迁，政治、文化、经济重心南移，制瓷技艺、用瓷需求更向景德镇集中。江西广大山区借助鄱阳湖水力向景德镇源源不断输送马尾松薪柴，维持窑火“终年燃烧”。瓷器烧成后，由昌江的小船接驳到鄱阳湖整装成大船，经长江—大运河—杭州，满足皇家宫廷和临安府市民需要，从而使景德镇制瓷业进入大发展时期，成为“业陶都会”，奠定了“瓷都”地位。进入明代，景德镇瓷器由鄱阳湖经南京到明州、泉州、广州，远销世界各地，让外国人只知瓷都景德镇，不知有江西。
江西樟树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美誉，是全国唯一一个“中国药都”。“药都”的形成，除了该地及周边地区盛产药材和精于药材种植、炮制、经销和保管外，还因樟树镇地处赣江下游，距鄱阳湖仅150公里，水路交通发达，物流通畅，有利于药农的采集、药材的收集、药商的云集。
中俄万里茶道最古老的两条路线，东线从福建武夷山下梅村起。山西商人沿闽赣两省收购茶叶后制成砖茶，由江西铅山河口镇走信江，入鄱阳湖，经湖口溯长江而上到汉口集聚后，重回陆路，走襄阳、大同，再北上恰克图到圣彼得堡。
永修吴城古镇的兴衰与鄱阳湖须臾不可分离。它三面环水，处鄱阳湖盆中央，上百八十里至南昌，下百八十里至湖口（长江）。凡商船至南昌而下、由湖口而上，沿途没有大埠岸，吴城镇是交通要塞。明清时期，吴城镇商业达到鼎盛，归功于水利运输和河道四通八达，货物常常能直抵江西南大门赣州和东边的抚州、西边的袁州。
鄱阳湖到底有多重要？
江西省名最早被世界知晓或认同，可追溯到明朝郑和下西洋携瓷器到访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和非洲东部等国家，以及清朝江西茶叶远销俄罗斯、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明末时期，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居住南昌，到访过九江和景德镇，其《中国见闻札记》将江西传播至海外。按理，鄱阳湖也应被国际社会了解，但可能是因为那时的人们只重视鄱阳湖的航运作用，鄱阳湖并未引起国外过多关注。即便是19世纪末，英国传教士李德立开发庐山、营建别墅，引来欧美国家在华人员争相购买，人们登临庐山避暑，俯瞰鄱湖舟楫夜泊，他们眼里的鄱阳湖，也仅是供捕鱼行船罢了。
难道，偌大的鄱阳湖不被世界所认同吗？我国老一辈杰出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海外留学归来后，便发起和组织了旷日持久的庐山第四纪冰川之辩论，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让中外专家更加了解庐山，也知晓了庐山与鄱阳湖具有地史、地质的关联性、依存性。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相继增设了上海、宁波、厦门、福州4个口岸，冲淡了广州自明清以来唯一商贸口岸的传统优势地位，昔日车水马龙的赣江-大庾岭商道也渐渐失去了主角光环。20世纪初，铁路工业极大地取代了传统水路，加剧了曾经具水运优势的江西的边缘化，鄱阳湖也随之黯然失色。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启全方位建设，人口增加，粮食需求也大幅增加，鄱阳湖水运功能被弱化，人们开始筑堤围垦，为江西人解决吃饭问题、为国家支援粮食，导致鄱阳湖围垦速度和规模持续加快加大，以1957年为最盛，其次是1961年、1965年、1967年，湖面持续萎缩，直至1980年才基本停止，鄱阳湖正常丰水期湖面由1954年的5050平方公里萎缩至3000余平方公里。
人进湖退，那时的鄱阳湖似乎只存产粮的唯一用途。粮食的增产，让江西人民尤其是湖区人民，满足于填饱肚子，淡忘了洪水的可怕。在那个充满饥饿感的时代，江西许多知青下放至鄱阳湖周边的劳改农场和渔场，白天放下笔墨纸张、扛起锄头犁耙下泥里劳动，晚饭后回味文人骚客有关鄱阳湖的名句或秀丽风光。
但人们遗忘了鄱阳湖随时可能爆发的桀骜不驯和惊涛骇浪。1998年，长江、松花江、嫩江等江河发生历史上罕见的洪涝，导致鄱阳湖及其周边损失惨重。洪灾过后，人们的视线终于从鄱阳湖的经济功能，转移到生态功能、社会功能，认识到鄱阳湖在调节长江水位、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多样性、改善当地气候和维护周围地区生态平衡等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重新定位鄱阳湖为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鄱阳湖白鹤是中国“第二长城”
1980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年，也是鄱阳湖命运的转机年。
这年冬天，国际鹤类基金会（ICF）向中国科学院专家赠送白鹤照片，请求到中国南方寻找白鹤的踪影。周福璋和丁文宁两位专家不负众望，在鄱阳湖发现了91只白鹤，经新华社江西记者站游云谷先生报道后，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拉开了我国白鹤保护的帷幕。
此时的江西，顺应国家改革开放的春风，打开“省门”，接受省外、国外的新鲜事物。1981年，江西省政府批准成立井冈山、庐山、武夷山、官山、九连山、桃红岭梅花鹿6个省级自然保护区，一次性给省级财政编制430个，将保护区定性为省属县处级事业单位。1983年，省政府又将白鹤等越冬候鸟分布相对较多的大湖池、蚌湖等9个碟形湖泊共计224平方公里，批准成立江西鄱阳湖省级自然保护区。从此，鄱阳湖“涅槃重生”，有了一道全新的“护身符”，开启了真正融入世界的序幕。
1985年10月下旬，时任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会长、爱丁堡公爵、前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菲利普亲王不远万里，来到鄱阳湖考察。当看到1500多只白鹤整齐列队栖息在草洲泥滩时，他情不自禁地惊呼，这是中国的“第二长城”。
紧接着，国际鹤类基金会主席阿基博先生到访鄱阳湖，更加肯定了“鄱阳湖有白鹤，而且是白鹤东部种群最大分布地。”
冬日里，如影随形、翱翔蓝天的白鹤，获得了国际组织和政要的广泛关注，增强江西各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信心和动力。在国内外专家的指导下，随着保护力量的增强，调查的深入，人们发现，鄱阳湖不仅有白鹤，还有白头鹤、白枕鹤、灰鹤，还有天鹅、鸿雁、鸻鹬类等珍贵鸟种，而且各种鸟类扎堆成群，奠定了鄱阳湖成为亚洲最大候鸟越冬地的国际地位。
未来中国最具潜力的世界自然遗产地
鄱阳湖是长江流域的一个过水性、吞吐型、季节性湖泊，地处九江、南昌、上饶3市，涉及15个县（市、区），人口数百万。湖区面积随着水位变化而变化，在平水位（14—15米）时湖水面积为3150平方公里，高水位（20米）时为4125平方公里以上，较低水位（12米）时仅500平方公里。这种洪水一片、枯水一线、吐故纳新、张弛有度的格局，让鄱阳湖具备了世界自然遗产（Ⅶ、Ⅷ、Ⅸ、Ⅹ）的全部四条标准。
Ⅶ . 代表地球演化各主要发展阶段的典型范例，包括生命的记载、地形发展中主要的地质演变过程或具有主要的地貌或水文特征
鄱阳湖盆地是在晚白垩世断陷红盆的基础上，经过造山-造盆运动形成的。整个盆地断陷深达4000米，而庐山最高峰汉阳峰海拔达1474米，隆陷相差5400多米，这里的地壳厚度仅30公里，是中国东部地壳最薄的地方。鄱阳湖兄弟般的庐山不是飞来山，而是幕阜山脉逶迤到鄱湖边突然隆起的余脉；但又像是“飞来峰”，汉阳峰组、筲箕洼组岩石群比星子岩群的年龄更古老一些，按它们的空间关系，前两者地层位于星子岩群之上。庐山隆起速度每年约1毫米，鄱阳湖每年沉积速率约3毫米，可见这对“兄妹”还在悄无声息地成长中。
Ⅷ . 代表陆地、淡水、沿海和海上生态系统植物和动物群的演变及发展中的重要过程的典型范例
赣江全长约766公里，它从武夷山脉、南岭山脉、罗霄山脉耦合部一路奔来，进南昌前，还气势汹汹，过南昌城头后，却犹豫不决，恋恋不舍，分成西、北、南、中四支。清代后期，赣江泥沙本可一路狂奔到长江，但因主支—西支宣泄不畅，只好拐弯至北、中、南三支，演变出不同的形态。西支承担起赣江主航道重任；鄱阳湖松门山峡口已有沙，来者不拒，赣江大量的泥沙在其北支、中支、南支尾闾暨鄱阳湖南湖河口堆积，发育成非常密集的湖湾港汊和网间低洼地、自然堤、决口扇和水下冲积扇，演变为比较典型的内陆河口鸟足状三角洲。这里是整个鄱阳湖物质交换最活跃、动植物种群迁移速率最快、淤长感最津津乐道的湿地生态系统。
Ⅸ . 具有绝妙的自然现象或稀有的自然景色和艺术价值的地区
夏季丰水期，鄱阳湖呈现江南典型的水乡泽国景观。在汪洋中，令人瞩目的当属南矶山保护区矶山岛上的绝妙丹霞景观暨红砂岩。在赣江古河道中，沉积物的堆积，形成了厚厚的红砂岩层，经多次变形、变质和氧化作用，显露出红色或棕红色的地质形态。该岩石主要由石英、长石、云母等矿物组成。
秋末至初春枯水期，是鄱阳湖最美的季节。鄱阳湖大草原荟萃了鄱阳湖水、鸟、草、豚、鱼等自然精华，是一片远离都市喧嚣的自然纯净世界，湖光山色、景色幽静、环境优雅、空气清新，融山水之灵气于一方，汇自然与人文于一体。
在南矶湿地，以黑翅长脚鹬、反嘴鹬、凤头麦鸡、灰头麦鸡、金眶鸻、扇尾沙锥、黑尾塍鹬、斑尾塍鹬、白腰杓鹬、鹤鹬、青脚鹬、白腰草鹬、林鹬、矶鹬、黑腹滨鹬等为代表的数十万只鸻鹬类水鸟大军，随着北风飞抵鄱阳湖“加油”停歇，进行短暂休整后，再飞往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湖汐把鸟儿汇集成群，万鸟齐飞、鸟浪变幻，描绘出大自然的神奇与美丽。
鄱阳湖周围断断续续分布着一系列沙山，如松门山、沙湖山、朱袍山、老爷庙等。这些沙山海拔最高可达136米，面积累计在50余平方公里，呈现出特殊的沙漠地貌景观。这种地貌类型，是赣江古河道沉积沙经长期风蚀形成的，有别于北方干旱性沙漠、荒漠。换言之，鄱阳湖自然沙滩荒漠景观更加神奇罕见。
Ⅹ . 最具价值的自然和物种多样性的栖息地，包括有珍贵价值的濒危物种
鄱阳湖水位退却后，最具价值的栖息地，也是白鹤、东方白鹳、天鹅、雁鸭类最喜欢的栖息地，当属102个碟形湖，总面积800多平方公里，其中最小的0.67平方公里，最大的蚌湖有70多平方公里。其他小型类、小众水鸟则分布在河流三角洲、湖滨滩地、堤垸沟渠、池塘沼泽、冲击沙洲、港汊等，这有利于它们快速觅食和隐蔽躲闪。
被誉为“候鸟天堂”“白鹤王国”的鄱阳湖，在全球湿地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均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每年秋冬季，约有60万—80万只候鸟飞抵鄱阳湖栖息越冬，其中全球98%的白鹤、95%以上的东方白鹳、70%以上的白枕鹤在此越冬，极危物种有白鹤、勺嘴鹬、青头潜鸭、黄胸鵐等，濒危鸟种10种。2022年12月，鄱阳湖星子站水位7.59—8.11米时，监测到长江江豚638头次，其中鄱阳湖552头次。江西长江江豚保护案例入选2022年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秀案例。
夏季，鄱阳湖永久性河流、时令湖和永久性淡水草本沼泽、泡沼，是鲤鱼、鲫鱼等经济鱼类的重要产卵和育肥场所，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青鱼、草鱼、鲢鱼、鳙鱼、鳗鲡鱼、凤尾鱼等洄游性鱼类的重要洄游通道或避难所，也是鳜鱼、翘嘴红鲌等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因此，对于数量庞大的越冬候鸟和众多的水生生物种群，鄱阳湖为其度过完整的生命历程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鄱阳湖与世界同呼吸，与中华民族共命运
自从白鹤在鄱阳湖被发现以来，江西始终以世界的目光谋划鄱阳湖长远发展，走稳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路子。
一是设法融入国际组织。1992年、2020年，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江西鄱阳湖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分别入选国际重要湿地；2000年，鄱阳湖被世界自然基金会列入全球重要生态区；2002年，鄱阳湖加入“世界生命湖泊网”，成为中国唯一的“世界生命湖泊网”成员；2022年，南昌入选国际重要湿地城市。
二是积极加入候鸟迁徙保护路线或协定。1997年起，鄱阳湖先后加入东北亚鹤类迁徙路线、东亚雁鸭类迁徙路线、东亚-澳大利西亚鸻鹬类迁徙路线；1981年起，江西将鄱阳湖鸟类名录按程序申请纳入《中日候鸟保护协定》《中澳候鸟保护协定》。
三是江西省人民政府分别于2019年、2021年邀请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鹤类基金会等共同举办鄱阳湖国际观鸟周，部分驻华使节、众多国际嘉宾参加了盛会。2021年12月，新西兰驻华大使傅恩莱在参加第二届观鸟周时激动地说：“我很高兴参加一个国际自然奇观庆祝活动，这是一个具有国际意义的自然奇迹。你们在这里拥有的真是一笔财富，这么多的鸟穿越那么多的国家飞来。鸟没有国界，它们依赖于生态系统和多个国家的保护，为了更好地生存，鄱阳湖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是最大的一个湿地。”
2022年的鄱阳湖特大旱情，人们记忆犹新。2023年7月20日11时，鄱阳湖代表站星子站水位退至11.99米，为1951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低水位，鄱阳湖提前进入枯水期，2023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早进入枯水期的年份。为此，网络上，个别网友称“照此下去，鄱阳湖将面临干涸直至消亡的境地”，想必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从地质历史大尺度看，地球冷冷热热循环往复，貌似有规律，有时又不规律，太阳内部活动、地球公转轨道和地球自转角度的变化，远比人类干扰要大得多。千百年来，鄱阳湖水位的盈枯变化，就像搏动的心脏，每一次跳动都是充满生命力的象征。
鄱阳湖是长江的重要“肾脏”，其水位变化与长江水的涨落紧密关联。天地轮回，大道至简，长期以来，鄱阳湖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西汉至隋唐时，鄱阳湖尚是奔跑的孩童，国家和民族无法委以其重任；唐宋以降，鄱阳湖基本成形、正值青年，承担了国家经济重心南移等繁重的航运任务，以承载人口迁徙、人员往来、货物流动以及充满火药味的战舰炮船；新中国成立后，鄱阳湖已是中青年，以“舍我其谁”的精神承担粮食生产，解决快速增长人口的吃饭问题，策应国家重建和复苏；新时代以来，鄱阳湖正是壮年，体格健硕、功能齐全，它用旺盛的生命力满足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维护区域生态安全、国家外交安全和支撑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需要。
鄱阳湖是江西的，更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本文摘自《森林与人类》杂志2023年 12期《江西鄱阳湖 世界生命湖》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