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谁都无法预知未来，甚至连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到都无法预测，于是“活在当下，珍惜眼前人”成了当代人的共识。
最令人恐惧的意外当然是死亡。就像每个人都无法选择来到人世的时间和地点，通常告别人世的方式也无法选择，但生死观是一直有的，比如汉代的司马迁认为人之一死应该重于泰山，而明朝的汤显祖则认为“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尽管后者常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但真正有几个人情愿那种结局呢？俗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没有人甘愿留下“花名”让后辈也跟着蒙羞。偏偏还是时常有人倒在花下，成了人世的风流过客。
武汉的马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他正与其异性“战友”挑战世俗、挣脱道德约束之时忽然发生意外，后续老马的家属与老马的异性“战友”围绕着老马的“生命权”打起了官司，那么这桩悲剧是怎样发生的、责任归属又是咋论定的呢？
马尚锋（文中人物均为化名），男，五十余岁，武汉市江汉区人，有十余年的高血压病史，但并未妨碍他在娱乐场所进进出出。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结识了在足浴城工作的已婚女子袁女士。
单从袁女士的工作性质就完全可以断定她一定正处妙龄、身材曼妙兼具姣好面容、吹拉弹唱样样精通，而马先生正处于精力充沛又生怕留下遗憾的中年末期，所以仅仅几个照面两人就迅速发展成为长期战略伙伴关系。
之后几年里二人的情谊如琴瑟和鸣，床笫之间更胜鱼和水，用珠联璧合、水乳交融来形容都不为过，马先生陶醉其中怡然自得甚至兴趣越发浓厚，却忘了身体上的隐疾不适合做剧烈运动，情绪更不宜过激。
事发当日下午2时许，袁女士主动给马先生打电话诉说几日以来的相思之苦，同样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之感的马先生随即应约到地铁站见面，随后二人乘地铁来到汉阳区某酒店开了一间钟点房，时间为15时37分。
正所谓“春宵一刻值千金”，二人进入房间温存片刻就进入正题，据后来袁女士描述当时马先生情绪亢奋，可仅仅持续一两分钟意外就发生了，听见马先生呼吸变得急促而肢体动作完全停滞，她睁开眼焦急催问，这才发现老马大哥已完全失去了意识。
袁女士慌乱中对马先生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救护但无济于事，最终于15时54分拨打了120，并在接线员指导下继续急救，可惜待医护人员到达现场发现马先生已失去了生命体征，经推断马先生的死因系高血压引发的脑溢血。警方同步勘验了现场并详询了事发前后经过。
无疑这不仅仅是马先生一个人的悲剧，他的离世不仅在精神上给妻儿造成了沉重打击，也让他的家庭失去了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在马先生的家人看来，袁女士的主动行为与马先生之死有因果关系，遂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袁女士承担部分责任赔偿三十万元。
常读本栏的伙伴都知道这样的悲剧并非偶发，以往判例中罹难者系妇女时家属多数会得到补偿，那么这次主角换成了男性，马先生的遗属会如愿获得赔偿吗？袁女士在这场“事故”中又该承担什么责任？
四个月后这场生命权纠纷在当地开庭审理，审理方综合证据认为马尚锋的死因系陈疾引发，不当行为仅是可能的诱因之一，虽然袁女士的行为有违伦理道德，但与之死亡无因果关系。而且在意外发生后袁女士积极予以救护，处置并无不当，故袁女士无需承担侵权责任。
基于此审理方作出判决：驳回马尚锋遗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全部由马尚锋遗属承担。
看到这里一定会有伙伴质疑：为啥罹难方是妇女时会判赔，换作男士结果就截然不同呢？回顾相关案例大家不难发现，诸审理方判赔的金额都不大且男方都肯于在道义上给予一些赔偿，所体现的正是“法不容情，但法不外乎人情，理不外乎人心”。
那么该怎么看待袁女士在这场意外中的责任呢？客观地说在这个暧昧丛生的年代，恐怕没有多少人还能坦然地指责她的过错，连审理者都难以论定她的责任多少，但这场意外势必影响到她的家庭，所以，如果一定要说责任，袁女士该对她的家庭完整负有责任。
至于置重疾于不顾的马先生，就算没有“战友”的撩拨，生活中也不可能完全避开易引起情绪剧烈波动的事，总之，他的结局已基本确定，无非是那一天来得早与晚、离开方式体面与不体面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