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12日,红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夹金山会师。但在两军会晤的欢乐气氛中,也有一些不愉快的气氛在慢慢酝酿。

会面后不久,张国焘与中央政府发生了分歧,这成为红军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分歧首先始于战略原则。

会前,蒋介石判断,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不过是越过康熙、青海,北上甘肃、陕西”。事实上,分歧的焦点集中在未来进军的方向上。

据徐向前回忆,会面前,张国焘还设想了向西北发展的情况。当时,四方面军刚进入川西北,张国焘就宣布成立“西北联邦政府”,发布公告,撰写条例。但他的态度并不固定。有时他说应该向北,有时他说向南更好。他总是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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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支持北上。当时蒋介石在北方部署重兵,但徐向前认为,只要我们两军联手,北上消灭胡宗南,在川陕甘站稳脚跟并不困难。

两军合并后,中央、军委提出“占领川陕甘三省,在三省建立苏维埃政权”。这其实和徐向前的想法不谋而合。

6月26日,中央两河口会议决定,两军合并后的主要任务是“首先夺取甘肃南部,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根据地”。在这次会议上,张国焘也同意了这个计划。

然而,两河口会议之后,张国焘改变了主意。他在回来的路上遇见了徐向前,说:“中央的意图是先北上夺取松潘,夺取甘南,徐图正在开发。我觉得还是先拿下四川,西南比较好,否则就不行了。”很难获得食物和补给品。”

徐向前指出,“北方作战有北方作战的困难,南方作战也有南方作战的困难。南下的部队有限,必须翻越雪山。如果我们打不过,以后北上就更难打了。”

在徐向前的劝说下,张国焘同意先打松潘,但同时私下的小动作也越来越多。

首先,他通过一些渠道向中央建议任命徐向前为红军的二把手,陈昌浩接替周总理担任总政委。周总理随后被任命为总参谋长。

陈昌浩给中央的电报更加直接,明确提出任命张国焘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被贬为前线司令员。

随后张国焘又四处与第一军的同志谈话,了解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的情况。他曾向聂荣臻、彭德怀建议,在彭老板的红军军团中增设四个团。还给了彭老板几百块钱和一些牛肉干。

这件事让彭先生非常生气。他立即向毛主席报告了此事,并说:“我也是军队出身的,难道我还不知道老军阀的伎俩吗?这张国焘是什么东西?他把我当军阀了。””

张国焘的举动越来越明显,在随后的鲁华会议和沙窝会议上,他的行为也越来越咄咄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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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张国焘继续行动,博古、开封等人也对张国焘发起了反击。他们批评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和通南巴是“逃避主义”。

博古对张国焘在工作中总是视同志为兄弟感到不满,称厨师为厨子,称饲养员为马鞭。他批评张国焘是“军阀”、“土匪作风”、“政治落后”。

张国焘建议解除博古的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否则就辞去政治局委员职务。

博古等人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观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他将四方面军的军事调动称为“波动主义”,还暗示四方面军存在“军阀主义”、“土匪作风”,引起轩然大波。这个击溃了四方面军多名干部的计划,实际上破坏了团结,给了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挑拨离间的空间。

8月初的沙沃会议上,张国焘带来了一份名单,要求将名单上的9人增进政治局。中央拒绝了,只同意增加两人。为了保持团结,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任命张国焘为红军的总政委。

到了八月底,气氛越来越紧张,张国焘也越来越听话了。他坚持北上的计划,总是声称自己胃部不适,不出席重要会议,让周总理成为他与中央的“联络人”。

8月下旬,中央政府和徐向前指挥的右翼军队穿过辽阔的草原,抵达盘州。他们等了半个月,张国焘和左腿军到来,却没有张国焘的任何动静。

博古等人对四方面军的批评迅速蔓延,不少四方面军干部都来向徐向前反映情况。多年后,徐向前坦言,虽然他曾要求大家不要在背后议论,“但说实话,我心里很难受”。

徐向前是第四方面军的重要创始人。他亲眼目睹这支军队从三百多人逐渐发展到八万多人。他们战斗勇敢,业绩突出,与人民群众联系紧密。 “为什么?军阀都是土匪,倒着跑?!他们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蒙在阴影里,对两军联合抗敌没有任何好处。”

随后,徐向前与彭总谈到了此事。彭先生非常理解徐向前,他告诉他:“这些都是教条主义者造成的,毛主席在会议上主张团结第一,顾全大局,这很重要。”

徐向前听后感慨地说:“如果我们听从毛主席的建议就好了。”

徐向前还在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记录了这一幕:

西路军失败后,他回到延安,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安慰徐向前说:“离开青山,不怕没柴,回来就行,有鸡必有蛋。”但张闻天看到我就不同了,他骂我,我却什么也没说。如果战败,就应该受到批评、革职、斩首。没什么可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