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明王朝1566》中，沈一石被抄家是剧中的重要情节。在官船买田变成奉旨赈灾之后，改稻为桑已经走了绝路。
眼见着出口订单无法落实，严嵩、吕芳等人只能祭出大明朝的传统技能——抄家。于是，浙江首富就成了待宰的肥猪。
不过，严嵩的算盘打得虽好，剧情的走向却出乎意料。沈一石表面风光无限、实则穷鬼一个，抄没的现银只有一万多两。
于是，郑泌昌、何茂才、杨金水一合计，只能将沈一石的家产变卖，为前线作战的胡宗宪筹集军需。毕竟，沈首富只是没有充足的现金流，绸缎庄、桑田、织机等固定资产还是有一大把的，比某些资不抵债的前首富们好得多。
关于沈一石的资产市值，海瑞曾经算过一笔账，“沈一石有二十五座作坊，一百余家商铺、六万多亩桑田，就是作价卖给任何一个商人，都能为国库收回上千万的财产。”
按照海瑞的理解，沈一石的家产起拍价就应该不低于一千万两银子。
然而，郑泌昌们最终的出售价格却低得离谱。徽商们给的定金不过区区五十万两，即使按照定金一成的比例来算，最终的成交价格也不过五百万两。
这生意做得亏本，让旁观者海瑞惊呼无法接受。“沈一石的家产抄归国库，朝廷也就有了钱粮，徽商贱价收买了应当充归国库的那么多财产，拿出这么点钱出来，他们有什么功？”
这签约价格，连瞎子都能看出来存在问题，简直是赤果果的国有资产流失。以郑泌昌、杨金水们的精明，为何要做这等赔本的买卖？
一个字——胡。郑泌昌想拉胡宗宪下水，这样自己就有了遮挡；杨金水奉旨给胡宗宪抹黑，这样倒严就有了可能。
倒严就必须倒胡宗宪。于是，嘉靖帝纵容默许将沈一石的家产卖给了胡宗宪的本家亲谊。胡宗宪的亲朋好友贱买了沈一石的家产，就约等于胡宗宪借亲属名义贪污腐败、巧取豪夺。
就这样，胡宗宪无形之中多了一顶侵吞国有资产的帽子。只要嘉靖想针对严党、针对胡宗宪，这就是个屡试不爽的罪名。
不过，这只是明面上的原因。贱卖沈一石的家产，还有些更深层次的原因。严嵩在内阁急递中是这样说的，抄没沈一石的家产，筹集粮草军需给胡宗宪。
在杨金水的四口大箱子进京之后，嘉靖皇帝登时大怒，下达圣旨要立刻查办郑泌昌、何茂才，追缴沈一石被贪墨的家产。
因此，抄家收入一律充入大明国库——这是朝堂上下的共识。因此，杨金水才会将郑泌昌推向前台，由浙江地方政府与徽商签约。
不过，徽商也有自己的顾虑，就是沈一石作坊、绸缎庄的产权归属。如果这一切是织造局的，他们断然不敢接手皇帝的私产；如果这是沈一石的私人财产，那就有罪产的风险。
对于徽商们的担心，郑泌昌与杨金水现场演戏，让胡宗宪的亲谊们卸下了防备，签约就此达成。
沈一石既然跌倒，嘉靖帝必须吃饱。如果按照一切收入全部充公的思路，那么嘉靖帝连泔水都喝不到。毕竟，大明的国库与自己的金库还是有质的区别的。
所以，杨金水才会坚持让郑泌昌签约。由郑泌昌出面签约，既能稳得住徽商，也能照拂皇上的心思。
一番威逼利诱、连哄带骗的操作之后，郑泌昌、何茂才签约完成。两个工具人完成了使命，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下一站——牢房。
郑泌昌签约之后，杨金水进可攻、退可守，想认账的条款就认账，想翻脸的时候就翻脸。毕竟，签约的是郑何等罪官，但解释权却牢牢地攥在自己手里。
在郑泌昌、何茂才被收监之后，杨金水亲自下场，与徽商签署了补充协议，收回了郑何两人开出的优惠条件。在不知不觉中，签约的主体已经由浙江地方政府变成了江南织造局。
从前一切是沈一石家产，今后全都是嘉靖的私产。兜兜转转之后，沈一石的桑田也好、作坊也罢，最终还是归了织造局。原本该流入国库的银子，进入了皇帝的小金库。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嘉靖这一波操作，值得满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