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明王朝1566》中,沈一石被抄家是剧中的重要情节。在官船买田变成奉旨赈灾之后,改稻为桑已经走了绝路。

眼见着出口订单无法落实,严嵩、吕芳等人只能祭出大明朝的传统技能——抄家。于是,浙江首富就成了待宰的肥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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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严嵩的算盘打得虽好,剧情的走向却出乎意料。沈一石表面风光无限、实则穷鬼一个,抄没的现银只有一万多两。

于是,郑泌昌、何茂才、杨金水一合计,只能将沈一石的家产变卖,为前线作战的胡宗宪筹集军需。毕竟,沈首富只是没有充足的现金流,绸缎庄、桑田、织机等固定资产还是有一大把的,比某些资不抵债的前首富们好得多。

关于沈一石的资产市值,海瑞曾经算过一笔账,“沈一石有二十五座作坊,一百余家商铺、六万多亩桑田,就是作价卖给任何一个商人,都能为国库收回上千万的财产。

按照海瑞的理解,沈一石的家产起拍价就应该不低于一千万两银子。

然而,郑泌昌们最终的出售价格却低得离谱。徽商们给的定金不过区区五十万两,即使按照定金一成的比例来算,最终的成交价格也不过五百万两。

这生意做得亏本,让旁观者海瑞惊呼无法接受。“沈一石的家产抄归国库,朝廷也就有了钱粮,徽商贱价收买了应当充归国库的那么多财产,拿出这么点钱出来,他们有什么功?

这签约价格,连瞎子都能看出来存在问题,简直是赤果果的国有资产流失。以郑泌昌、杨金水们的精明,为何要做这等赔本的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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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字——胡。郑泌昌想拉胡宗宪下水,这样自己就有了遮挡;杨金水奉旨给胡宗宪抹黑,这样倒严就有了可能。

倒严就必须倒胡宗宪。于是,嘉靖帝纵容默许将沈一石的家产卖给了胡宗宪的本家亲谊。胡宗宪的亲朋好友贱买了沈一石的家产,就约等于胡宗宪借亲属名义贪污腐败、巧取豪夺。

就这样,胡宗宪无形之中多了一顶侵吞国有资产的帽子。只要嘉靖想针对严党、针对胡宗宪,这就是个屡试不爽的罪名。

不过,这只是明面上的原因。贱卖沈一石的家产,还有些更深层次的原因。严嵩在内阁急递中是这样说的,抄没沈一石的家产,筹集粮草军需给胡宗宪。

在杨金水的四口大箱子进京之后,嘉靖皇帝登时大怒,下达圣旨要立刻查办郑泌昌、何茂才,追缴沈一石被贪墨的家产。

因此,抄家收入一律充入大明国库——这是朝堂上下的共识。因此,杨金水才会将郑泌昌推向前台,由浙江地方政府与徽商签约。

不过,徽商也有自己的顾虑,就是沈一石作坊、绸缎庄的产权归属。如果这一切是织造局的,他们断然不敢接手皇帝的私产;如果这是沈一石的私人财产,那就有罪产的风险。

对于徽商们的担心,郑泌昌与杨金水现场演戏,让胡宗宪的亲谊们卸下了防备,签约就此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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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一石既然跌倒,嘉靖帝必须吃饱。如果按照一切收入全部充公的思路,那么嘉靖帝连泔水都喝不到。毕竟,大明的国库与自己的金库还是有质的区别的。

所以,杨金水才会坚持让郑泌昌签约。由郑泌昌出面签约,既能稳得住徽商,也能照拂皇上的心思。

一番威逼利诱、连哄带骗的操作之后,郑泌昌、何茂才签约完成。两个工具人完成了使命,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下一站——牢房。

郑泌昌签约之后,杨金水进可攻、退可守,想认账的条款就认账,想翻脸的时候就翻脸。毕竟,签约的是郑何等罪官,但解释权却牢牢地攥在自己手里。

在郑泌昌、何茂才被收监之后,杨金水亲自下场,与徽商签署了补充协议,收回了郑何两人开出的优惠条件。在不知不觉中,签约的主体已经由浙江地方政府变成了江南织造局。

从前一切是沈一石家产,今后全都是嘉靖的私产。兜兜转转之后,沈一石的桑田也好、作坊也罢,最终还是归了织造局。原本该流入国库的银子,进入了皇帝的小金库。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嘉靖这一波操作,值得满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