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立本
香港最近低迷的房地产市场终于传来正面消息，新鸿基在元朗的新楼盘Yohoo West刚刚开盘就卖了三百多户，被买家认为性价比蛮高，六百多万港币（约八十万美元）可以买到一个小型的三房公寓（约五百平方英尺），但香港的楼宇市场还是普遍低迷，等于回到差不多六年前水平，不仅因为利率高，也因为内外大环境陷入经济衰退的边缘，消费能力弱，不少消费场所无复疫情前的繁华，香港未来一年的经济增长率如何，各方关注。
恰恰是在香港发展的困难时刻，香港需要重新检视亟待变革之处，要突破过去积重难返的老大难瓶颈，必须加速自由化，扫除市场的各种障碍，不要增加任何的交易成本。
就以房地产来说，辣招仍然未全面撤销就是荒诞的自我损害，亦即限制了需求，破坏了香港的自由市场地位，硬是将香港的房地产变成了一种管制商品，不向国际开放，也不向中国大陆开放，而是设立辣招门槛，形成被扭曲的市场，不利香港经济。
港府在年前提高的股票印花税也是杀鸡取卵，增加了交易成本，让港股不再受股民青睐，大家改而购买美股，因为美国股票的买卖并没有这些额外的成本。邻近的新加坡也没有这样干扰市场运作的措施，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对此“死不认错”，不愿意“觉今是而昨非”，而是甘冒市场的大不韪，对此迟迟不愿意修订，结果香港股市一池死水，成交额日益下跌，最近甚至被台湾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吃豆腐”，说台股和港股已经超过了“黄金交叉点”，台股指数超过了港股指数。当然专家会指出，这样的比较没有经济学的意义，因为港股的体量比台股高不少，市值约台股的三倍，但这都带来香港金融界的危机感，要扪心自问，为何港股一蹶不振，背后就是交易成本被人为的干预，成为莫名的障碍物，亟须立刻清除。
香港的经济变革还在于数字化（Digitalization、又译为数位化，或是数码化），水平远远落后于中国大陆，也不及新加坡，主要是香港的公务员系统这些年陷入意识形态漩涡中，被黄丝蓝丝带的争议撕裂，没有与时俱进，学习新的网络技能，与全球先进城市接轨。
香港的税务局迄今还没有强制要求将繁琐的报税程序数字化，大部分市民还是用纸本来填报税单，退税、和有关税务等文书都无法数字化管理，事倍功半，费时失事。
香港坐的士（计程车、出租车、德士），大部分的司机依然坚持现金支付，无法用八达通，更不会用信用卡，造成市民不便。很多消费者宁愿选择坐比较贵、但用信用卡自动扣款的Uber网约车，这都是对香港数字化落后的讽刺。
香港的公共图书馆的电子书也低度发展，不能满足现代人的需要，与全球公立图书馆的发展脱节，但是香港的图书馆当局还是慢半拍，牛步发展。
政府部门对于市民的各种缴费服务不少还停留在现金和纸本的状态。这包括文件的证明、申请文件都要靠纸本，需要邮寄。
由于香港邮政服务近年急速恶化，星期六不再派信，效率走下坡，这与缺乏数字化管理有关。亚洲周刊每周寄往订户的作业，从香港九龙寄往港岛铜锣湾，往往比寄去台北西门町还要慢一两天，成为笑柄，让香港竞争力蒙上恶名，引起市民的不满。
香港的司法界在数字化方面，也全面落后。中国大陆好几年前就推动庭审现场直播，除了一些牵涉国家安全的敏感案件，大都直播，保留法庭诉讼攻防的真实场面，落实公平公正公开，以实现“阳光司法”的理想。但香港这方面还在筹划阶段，因为很多保守势力都在暗中反对，不愿意将法律程序公开化和数字化。
这和整个社会的气氛有关，而社会的气氛也和教育有关。香港学校的数字化学习没有“从娃娃抓起”，一些小学中学编程课时偏低，对于电脑的教育还不如中国大陆。
很多香港市民不会中文打字，在手机上发短信，还是要靠手写，或是要发语音，节奏太慢，与台海两岸比较，都稍逊一筹。
香港的货柜（集装箱）码头一度是全球排名第一，但如今已经被排除在十名以外。主要是中国大陆的码头迅速走上了人工智能自动化，从上海洋山港、天津港﹑山东青岛港到广州的南沙港都是自动化码头作业，告别了货运码头人头攒动的历史，高度效率化，而香港在这方面已经严重落后，都显示香港的数字化要急起直追，迎头赶上，才可以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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