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景之治的开创者之一，汉景帝绝对是一名合格的君主，可他怪异的脾气却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就在汉景帝刘启还是皇太子时，曾因为输棋而恼羞成怒，借酒发挥，用棋盘打死了堂弟刘贤。
而作为吴王刘濞早年唯一的儿子，刘贤的死无疑让吴王怒不可遏。
可在身为太子的刘启看来，刘濞和刘贤不过就是偏远山区的穷亲戚，死了就死了，有何可惜？也正是刘贤的这份狂傲自大，才为日后的“七国之乱”埋下伏笔。
而这也不禁让后人存疑，向来谨小慎微的刘启真的会因为脾气暴躁而将人杀死吗？
?——【他是什么时候被杀的】——?
《史记》记载，从高祖十二年封为吴王后，刘濞三次来汉朝请，第一次在惠帝五年(前190年)，第二次在惠帝七年(前188年)，第三次在文帝三年(前177年)。两次在惠帝时，相隔二年;高后时不朝请，文帝三年恢复，上距第二次朝请十一年。
如果比照在惠帝时两年一次的先例，吴王应在文帝五年来汉朝请。可是文帝五年时吴王没有来朝。汉同姓王连年朝请的情况少见，例如，从高祖元年到景帝后元三年间，只有燕王、长沙王、淄川王、梁王、楚王，吴王不在其列。
为什么文帝五年以后吴王没有来朝请?这是因为他的太子刘贤在汉朝被皇太子刘启所杀。太子被杀,“吴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礼,称疾不朝。京师知其以子故,验问实不病。”
“吴王身有内病，不能朝请二十余年。”所谓“内病”,就是对太子在汉朝被皇太子所杀怀恨在心。吴王太子刘贤何时来汉朝呢?应是文帝四年，或文帝五年。景帝三年(前154年)时,“吴王身有内病，不能朝请二十余年”,那么,追溯二十年,是文帝六年(前 174年),追溯二十五年,就是文帝元年(前 179年)了。
可是，《史记》有文帝三年吴王来汉朝请的记载，则可排除吴王太子在文帝元年、二年、三年来汉而被杀的可能。如果文帝五年(前175年)吴王太子还没有来汉被杀，则吴王可能来汉朝请了。吴王太子来汉不会迟至文帝六年。
综上所述，吴王太子来汉朝最有可能是在文帝四年或五年。吴王太子被皇太子杀害的时间也就在文帝四年或五年。有人认为在“文帝初年”。这个结论不够准确。
?——【吴王太子被杀 对汉朝和吴国的邦交有何影响】——?
吴王太子来汉朝而被杀,此事件破坏了汉朝与吴国的关系。据史所载,吴王太子被杀以后,吴王从此不顾君臣之礼,而且,在不朝请的二十余年里,招降纳叛。
吴王收买天下亡人,意在谋反,且声势浩大,使汉朝不安。可是,文帝宽,不忍罚,以此吴王日益横。
汉朝与吴国的关系空前紧张“逆乱之萌,自其子兴”,“衅成提局”这些判断明确指出吴王谋反的起因是太子刘贤之死,吴王太子事件破坏了吴国与汉朝的关系。
?——【吴王太子为什么会被杀害？】——?
“博，争道,不恭”描写吴王太子在汉朝与皇太子对弈时的表现。司马迁说明了吴王太子此刻的无礼来自他平时的骄横,而平时的骄横与他的师傅有关。
吴王太子的杀身之祸,是他自己的过错造成的。富有批判精神的司马迁不批评皇太子刘启,比较保守的班固也没有指责皇太子,《汉书》完全接受了司马迁对吴王太子事件的态度。不仅汉朝的史家如此,以后的史家也没有异议。
有人却说在吴王太子被杀害事件中,司马迁认为过错方是皇太子及其师傅，他们轻悍,骄横。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而对《史记》的这段记载做出了与中华书局本不同的标点:孝文时,吴王太子入见,得侍皇太子饮博。
若讨论不恭之过错是否足以招致杀身之灾,则答案极有可能是肯定的。根据(史记》《汉书》，文帝对绛侯特别恭敬,他为太子选官员也多看中官员的恭谨为人。
“绛侯为丞相,朝罢趋出,意得甚,上礼之恭,常目送之,”石奋的恭恭敬敬是出了名的,张相如免职后，石奋担任了太子太傅。从文帝的敬重恭谨大臣可知,不恭之过极大。文帝尊敬大臣,对太子杀掉不知礼数的人,不会加以责怪。
对皇太子杀不恭的人,司马迁和班固都没有指责,司马光也没有批评。可能是封建时代的君臣关系本是这样不平等，吴王太子被杀毕竟是他自己“不恭”引来的杀身之祸。
?——【吴王太子被杀对皇太子的影响】——?
太子杀害吴王太子以后,汉文帝是否动过更换太子的念头,于史无考。有人却说文帝想用刘揖换刘启,还要更换太子身边的人。
这纯属臆测。刘揖可爱又好读书,文帝就让贾谊为其太傅。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梁怀王,文帝之少子,爱,而好书,故令贾生傅之。”《汉书贾谊传》说:“怀王,上少子,爱,而好书,故令谊傅之。”
《史记》,《汉书》都认为是因为梁怀王刘揖好书所以汉文帝让贾谊傅之。"怀王最少子,爱幸异于他子。”文帝这样器重刘揖,并不意味要用刘揖更换刘启,因为文帝以及大臣更重刘启,“子启最长，敦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上乃许之,”文帝没有用刘揖更换太子刘启,不是因为刘揖坠马意外死亡。
如果文帝觉得刘启杀了吴王太子就不适合做太子,太子人选必须更换,那么,刘揖死了,还可以另选其他儿子。文帝及大臣之所以不另选他人,是因为没有比刘启更合适的太子人选。
可见文帝根本就没有动过更换太子的念头，贾谊《新书立后义》[“疾死置后以嫡长子”是说君王因疾病去世,嫡出的长子才是最佳人选。这里不是谈换太子,而是谈立太子,更与废嫡立庶,废长立幼无关。
所谓也许汉文帝动过换太子的念头,只是向壁虚构,没有坚实的根据。贾谊对皇太子杀死吴王太子有什么看法,史无记载,《新书》也没有反映。
他是否认为第一件重要的事是为太子更换左右近臣,用持儒家观点的贤人更换掉当时已在太子身边用刑名权谋学说熏陶太子的近臣,尤其是时任太子家令的晁错,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贾谊曾经向文帝建议换掉太子身边的刑名权谋的近臣,那么理由是什么呢?贾谊自己何尝不是刑名学术的信徒?文帝何尝不喜爱刑名?当晁错向文帝宣扬刑名权谋的重要性时,文帝拜晁错为太子家令,以后又升为中大夫,这已经证明文帝不会减少太子身边的刑名学者的数量,也不会降低刑名学者的地位。
从目前可考的史料看,文帝对太子身边的人选的考虑是谨慎的品行,兼顾刑名学术。太子太傅由东阳侯张相如换成石奋;太子家令,舍人是晁错和张欧。晁错,张欧以刑名言事太子。太子舍人还有张相如和周仁,他们属于何派，于史无考,他们对太子的影响有限。
只有晁错是对太子真正有影响的人。晁错不仅影响了文帝，也影响了太子，他深得太子的信任。文帝用石奋换掉张相如，是任用更恭谨的长者。
张相如是长者,石奋更是长者。但是二人的学派，史籍没有交代，张欧是长者，同时也是刑名权谋之人，可见所谓长者不一定是儒家的贤人，刑名权谋之人也不一定不是长者。“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理智地看，张欧没有被更换,是因为张欧“以刑名言,事太子”。晁错被提拔,也是因为晁错是刑名权谋之人。刑名之人之所以得到这种恩遇,是因为文帝好刑名。汉文帝喜好刑名。《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儒林传》对此都有记载。
?——【晁错和贾谊的理论主张】——?
贾谊不是纯粹儒者,晁错也不是只懂刑名。晁错曾经受太常派遣,到济南向伏生学《尚书》。学成回朝,他还一度把《尚书》作为政治措施的理论指导。
由此看来,说晁错从来就不是儒者,并不很准确，不过,贾谊虽然精通诸子百家,但毕竟是儒生;最错虽然学过《尚书》,但却以刑名著称。晁错在回朝后不久就向文帝宣扬刑名学术,担任太子舍人，后又任太子家令,升为中大夫,景帝登基后做了御史大夫。
晁错在贾谊以后就调和汉朝与诸王国的矛盾、解决汉朝与匈奴的冲突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后来居上。先看调和汉朝与诸王国矛盾的方面。从文帝到武帝,汉朝抑制同姓诸王的策略和手段有两个:削地、分地。
削地之策是削减王国的地,使汉朝变大,诸王国变小。分地之计是把诸王国的地分给其子孙其子孙如果无后,所分之地则由汉朝收回。
通过使诸王国一年一年变小而让汉朝一年一年变大。文帝三年时,袁盎就曾提出了削地之计。
文帝时晁错多次主张削地,文帝不忍,只用了贾谊的分地;景帝时,晁错上奏削地,景帝采纳。武帝时，主父偃对武帝说:“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
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贾谊的建议,在当时没有引起文帝的重视。但是贾谊死后四年,即文帝十六年，文帝分齐国之地为六国,分淮南国之地为三国，实际上就是贾谊"众建诸侯’之议的实现。
以次削对同姓王国,文帝到后期才分地,景帝一即位就削地,武帝则讲究策略,这是因为汉朝不同阶段的政治局面不同。
文帝由代王而做皇帝,靠的是同姓王的支持。根基未稳,不便对同姓王大打出手。当掣肘大臣所剩无几,大权在握,政治局面有利，文帝才对淮南采取了分地手段,但那也只是权宜之计。鉴于文帝的忍让,景帝大刀阔斧,实行专政,对“削之亦反,不削亦反”之王,削其领地。
可是景帝削地引发了吴王为首的七国叛乱使汉朝风雨飘摇。所以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让国王自愿分地,朝廷不再干预。
贾谊和晁错都特别关注边境安宁,在对付匈奴的策略上,贾谊讲究分化瓦解,“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近于痴人说梦;因此,晁错强调守边固寨,扬长避短,真正切实可行。正如班固,鲁迅所言,贾谊流于疏阔,晁错显得切实。贾谊的疏阔对晁错多少具有借鉴意义。
有忠臣在一旁参谏又如何？汉文帝的懦弱和刘贤的耍赖无礼，终究还是让吴王借题发挥，步步紧逼。
一个儿子的死亡，换来刘濞坐拥30万大军，要不是汉景帝厚积薄发，也许大汉的王座，真要拱手相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