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是开国将领中个性极其鲜明的一位。在担任东北野战军参谋长期间，他让东北野战军的高级将领都敬畏不已。因此被手下的众将称为“雷公爷”。对于东野将领，这个参谋长给他们的压力，要比司令员林彪和政委罗荣桓大得多。
刘亚楼
有一次战斗即将打响时，刘亚楼和手下的参谋对表，参谋告诉他：“首长的表慢了。”刘亚楼不信，又问另外一个参谋，结果也是一样的说法。刘亚楼大怒，把手表脱下来砸到了地上。
一个参谋捡起来一看，表盘已然是四分五裂，但是时分秒针走动如前。刘亚楼见状转怒为喜，命令：“你们的表都快了，以我的表为准，发动攻击！”众参谋没有一个人敢回话，刘亚楼性格可见一斑。
刘亚楼
这样的人当了空军司令员，空军中自然是没人敢炸刺的。空军政委吴法宪仅仅是开国中将，还曾是刘亚楼的下属，在刘亚楼这个极强势的上将面前自然是没有什么话语权的。
再加之吴法宪性格比较软一些，于是刘亚楼这个空军司令就成了吴法宪这个政委的上司，吴法宪也坚决服从刘亚楼的命令。因为这种关系，吴法宪被人戏称为“拎包政委”。
有一次，吴法宪因为工作上的问题被刘亚楼骂了几句，他就大胆顶撞了几句。吴法宪说刘亚楼“不民主”、“搞一言堂”、“家长制”。刘亚楼则回应说：“我是不民主，我是家长制，空军就是我说了算。可是你不想想，你连个飞机型号都搞不清楚，我不独断专行，难道让你胡来吗？”
中间为刘亚楼和吴法宪
说着，刘亚楼提高了音量：“你要是不服，可以去中央告我，要是能告得下我，我这个司令让给你当！”
刘亚楼就是这样一个火爆性子，吴法宪不是他骂过的唯一一个，之所以敢骂，还是因为有够强的能力作为他的底气。
作为空军司令，刘亚楼熟悉空军的几乎一切，大到武器装备性能、部队编制，小到各场站、各师、团乃至飞行大队，他都一清二楚。
一次空军部队打下了一架美国支援给蒋军的侦察机，部队驻地的党政机关联合部队举行了表彰大会。刘亚楼作为空军首长和军委、国防部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主持会议的是地方的一位同志，他不懂空军，更不熟悉各种飞机的型号，因此讲话时疏漏很多。在致贺词时张冠李戴地一顿说听起来竟像是蒋军击落了我军的飞机。
这下台下的人坐不住了，纷纷交头接耳起来，刘亚楼阔步走上台，一把夺过话筒：“你不懂，就不要乱讲话嘛！”
当然了，作风强硬不是不近人情，刘亚楼的体恤下情也同样是出了名的。
一次，刘亚楼和大将许光达等率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回国后刘亚楼想给空军做一个报告，讲一讲访苏见闻和国际形势。按照惯例，司令员作报告应该是先给高级干部，再给普通的战士和职工们。
但是这一次，刘亚楼却要打破惯例，他通知战士和职工们当晚七点到司令部大会议室听报告。管理局奉命把通知用广播通知了下去，政治部知道消息以后觉得这么重要的事情高级干部也该听一下，就给每一个大校以上的军官打电话，要求他们参加晚上的报告。
结果到了晚上，刘亚楼准时出现在会场时，环视会场却发现前几排都坐的是大校以上的军官，而自己请来听报告的战士职工们却都被挤到了后面。一些战士职工们没有地方可以坐，只能倚着墙根站着。
刘亚楼越看越火大，眉头拧成了疙瘩。一会，他抬起一条胳膊，伸出食指点着眼前的将校军官们：“嗯？——是谁叫你们来的？啊？——是哪个请你们来这里的？”
将校军官们被骂的云里雾里，这时候政治部的一个负责同志连忙解释说：“司令员，是政治部通知的，这次报告很重要，高级干部有必要先听一下。所以政治部就通知大校以上的干部来听报告。”
刘亚楼大怒：“我对你们讲过多少次, 我的话说一是一, 说二是二, 从来不掺水分, 今天说请战士职工就是战士职工, 哪个叫你们自作主张, 自作多情扩大到高级干部们, 啊?你们自己回头看一看, 像什么话嘛!就这么大点一个场子, 你们一个一个大校、少将都把座位占下了, 那么多战士职工往哪里坐?今天的事情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按军规从事。现在, 我命令你们都站起来, 向后转, 目标, 通通回家去!”
刘亚楼说着把手一挥，那神情分明是不容商量的态度。
将校们见状，将手中的笔记本一合，默不作声地低着头从战士职工们中间离开了会场。全场鸦雀无声，等到最后一个大校军官走出会场的时候，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1962年，刘亚楼到福州军区的空军检查工作，途中在杭州的丁家山空军疗养院休息。当天晚上，疗养院俱乐部放电影，工作人员在俱乐部正中间为刘亚楼摆了个沙发。刘亚楼走进俱乐部一看：“怎么把中间的椅子给撤了？”院长说：“这不是专门给司令员准备的，这是惯例，哪位首长到这里都是这样。”
刘亚楼还是皱紧了眉头:“不管谁坐过，我反正是不做的。同志哥，这叫整首长，让我们出洋相，把我们拉出来示众，你们这是好心办坏事”见院长不知所措的样子，刘亚楼语气和缓下来：“要是真的关心我，就把沙发撤了，把椅子摆上，让我和群众坐在一起看电影吧。”此后，丁家山空军疗养院看电影在没有摆过沙发。
刘亚楼告诉院领导：“不管职务多高，都应该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居功，不特殊。这是党的伟大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