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来源于蒙古汗国,要搞清楚元朝的性质,就必须要搞清楚蒙古族的来源。蒙古族最早活动在大兴安岭地区,古代文献称为“蒙骨”“朦骨”“萌骨子”“盲骨子”“萌骨”等。在民族史上,蒙古族和鲜卑族、契丹族、室韦族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些民族都来源于一个民族,叫做东胡。

东胡在北方曾经分化出了鲜卑、契丹等民族,都十分强盛。而一直停留在大兴安岭的鲜卑人在唐朝被称为室韦,而蒙古是室韦的一个部落。蒙古在《旧唐书》中被称为“蒙兀室韦。回鹘崩溃后,大量的室韦西迁漠北,形成了诸多部落,统归属于辽国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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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地理之图》:上有蒙古、鞑靼的标记

后来金国灭辽国,对大漠也不再管辖,这时候蒙古逐渐形成塔塔儿部、乞颜部、广吉剌部等部落。他们互相争战,逐渐兼并起来。1206年,铁木真统一了蒙古各部和突厥各部,建立了蒙古汗国。停留在漠北的突厥人、契丹人也融入到了蒙古族之中。

蒙古人在入主中原之前,一直生活在北方,那是肯定没有“中国”意识。这里,我们必须介绍一下古代的“中国”一词。在清朝之前,包括明朝时期的“中国”一词都没有国家的含义,基本主要有两个含义,一是指中原汉地,是地域概念,二是指汉族、华夏民族,是民族概念,没有现在意义上的国家概念。

当然,自古以来,都将占据中国视为正统,因此历朝历代都有可能自称是“中国”,以表现自己是正统。这里的中国,有从地域、民族概念向国家概念过渡的趋势,但更多还是“中央国家”“天朝上国”的含义。直到清朝和俄罗斯等西方国家交涉后,国家意识逐渐成长,“中国”一词才演变为了国家概念。

当时蒙古人只是以当时的政权分布来感知族群,他们将东亚的人群总体分为了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其中汉人的写法为“Qitad”,是契丹的意思,这里的汉人包括黄河流域的汉人、女真人,是金国统治范围内的民族。南人,写法为“Nanggiyas”,意思是“南方之人”,有时候被翻译为“蛮子”“南蛮”,指南宋统治范围内的人。《马可波罗游记》也认为帝国由契丹和南蛮组成。受此影响,亚欧内部的民族多将中国翻译为“契丹”,俄罗斯就是如此。而海上和中国交流多的国家则将中国翻译为“China”。

不过,忽必烈自立为汗后,就意图以中原汉地为基地,当汉地的皇帝,继承汉家王朝的传统。1260年,忽必烈发布《皇帝登宝位诏》,自称为“朕”,建年号“中统”。1271年,忽必烈宣布王朝国号为“元”,全称是“dai ön kemekü yeke mongγol ulus”,意思为“大元大蒙古国”。可见,元朝的统治有多重色彩。

和历代一样,元朝为了彰显正统,也逐渐使用了“中国”一词。元朝宗庙祭祀里所奏《威成之曲》中说道“惠孚中国,威靖边庭”;元朝在日本、朝鲜、越南这些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面前,往往会强调自己是“中国”。例如忽必烈给日本的国书提到“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1269年,高丽、日本人一起朝见,忽必烈对日本人说“尔国朝觐中国,其来尚矣”。

后来元朝要对日本发动战争,元朝朝廷讨论这件事基本大臣们都是自称是中国一方。例如吴莱说“徒以中国之大而使见侮于小夷,则四方何所观仰哉?”“海东之地,曾不能当中国一大州,其兵众之多寡,可料而知也。以今中国之盛,不即加诛于海东者,天子之德”。申屠致远认为“占城、日本,不可涉海远征,徒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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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顺帝时期,日本间谍到元朝刺探,当时的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说“刺探在敌国固有之,今六合一家,何以刺探为。设果有之,正可令睹中国之盛,归告其主,使知向化”。这位蒙古贵族不仅自称是中国一方,还有“六合一家”的大一统思想。

元朝在安南、爪哇、泰国等国面前也往往自称中国。1290年,元朝南征越南失败,宰相完泽、平章不忽木劝谏说:“蛮夷小邦,不足以劳中国”。1301年,云南行省左丞刘深主张征服泰国北部的八百媳妇国,中书左丞相哈刺哈孙则说:“山峤小夷,辽绝万里,可谕之使来,不足以烦中国”。

由于元朝的疆域扩大,“中国”一词的概念在元朝开始发生扩展,例如东平布衣赵天麟多次进言上策,他多以“中国”一词来取代过去的“天下”一词。“且吾之军士,皆中国之民也。中国之民,皆国家之赤子,为民父母者,因无用之地而伤其赤子,亦独何心哉!”。

那么元朝境内的其他民族是否有“中国”认同呢?山东省博物馆藏有一份名臣赛典赤·瞻思丁家族的牒谱《咸阳族谱》,其外文部分以阿拉伯-波斯文书写,翻译过来是“我们中的先人和后人都是阿里(愿主喜悦之)的子嗣。阿里的子嗣分布在我们中国的各个地方”“真主已让世人知道了他的那个国度,那就是中国——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充满了尊严、感恩和脾益,那里还有使人眼睛感到美好,精神为之向往的东西......”

当然,从1260年到1368年,元朝在中原的统治也就是100多年,时间还是比较短。在这个时间内,不可能让所有的民族都产生“中国”认同,这也没有什么不能认可的。但官方努力将各大民族纳入“中国”这个体系之内,元朝做出的努力不应该被忽视。

在修史时,北方汉人主张以金为正统,南方汉人主张以宋为正统,最终元朝确立将辽、宋、金并列为正统,修撰了《辽史》《宋史》和《金史》。元朝修史,其目的是为了彰显自己的正统,同时也有利于将自己纳入中国历代王朝的行列之中,这也是一种中原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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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可惜的是明朝建立后,“中国”的概念又退化到了地域、民族阶段。例如朱元璋宣称“驱除胡虏,恢复中华”,意思就是要将蒙古人赶出中原汉地,这里的“中国”范围就变小了。在明朝的官方文献中,“中国”一词仅仅指长城以南的土地,甚至两京十三省的少数民族被不被视为中国,而是蛮夷。当时,明朝的“四夷馆”的翻译官创造了“Dotoradu ulus”一词来翻译“中国”,意思就是中原汉地,代指明朝。

“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朱元璋

而后金则将汉人称为“尼堪”,代指明朝。至于“中国”一词,清朝用“dulimbaigurun”一词,意思为“中间的国家”,就是“中国”,清朝在对俄罗斯签约时经常使用“dulimbaigurun”(中国),说明清朝的中国是包括东北、蒙古和西域的。皇太极征服了蒙古后,就让蒙古使用“Dumdadu ulus”一词来翻译“中国”,该词就是从满文转过来的。

现在,内蒙古使用“Dumdadu ulus”一词作为中国的翻译,而外蒙古则使用“Qitad”(契丹)一词来代指中国。

蒙古族入主中原,就如同马其顿南下统一希腊城邦。马其顿本来就是希腊人的一个国家,只是早期是游牧国家而已。同样,蒙古人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只是形态上是游牧而已。马其顿帝国建立后,建立了庞大的帝国,将希腊文化带到了东方。而元朝建立后,给与了中国空前庞大的领土,同时打通了亚欧交通线路,让中国文化和科技发明不断传入西方,也将阿拉伯的天文学、医学带到了中国,为世界近代文明兴起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