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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7年,蒙特威尔迪创作的歌剧《奥菲欧》在曼托瓦首演,这种新的艺术形式的出现让音乐不再局限于宫廷和贵族之间,而成为更广泛观众的享受,开启了新的时代。 1936年,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镇里,年轻的吉他手罗伯特·约翰逊给他的《十字路口》按下了录制键,从此,乡村音乐在南部传唱,唱出了人们对于生活的感受和对希望的追求。 1962年,鲍勃·迪伦在纽约一家旅馆内写下了《答案随风飘逝》,呼吁人们通过思考和行动来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成为了一个时代的代言。 和中世纪游走于宫廷贵族间的吟游诗人不同,音乐和艺术越来越接近于普通人的生活体验,反映人们对生活的理解和情感的表达,成为社区和家庭传统的一部分。

许多,不是一个形容词,是一个人,谷仓乐队主唱兼吉他手。

照理说,摇滚明星和新农人扯不上半点关系,但世事就是这么拧巴,许多和他的“村歌计划”用了五年时间,给一座座乡村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因为各种原因回到或去到了乡村。

事实上,乡村不仅仅意味着轰隆隆的农机和一望无垠的田野,它需要许多这样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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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这座城,去寻那故乡。穿过了娄山关,穿过少年郎,我是一个总在行走的人。”2021年,谷仓乐队和张楚发布了这首《吾乡》。

这是许多和他的谷仓乐队搬来北京郊区平谷的第八年。他们建起同心音乐公社,在农园种满桃树,算是安下了家。“最大的感受就是能感受到四季的变化,草会变绿,桃花会红。果实后面就是万物凋敝,冬藏能量。变化就是生命。”

这不是谷仓乐队的第一个家。2002年,乐队在皮村的一间群租房里组建。二十年前,他们就声名远播,走过音乐传教的万里长征。那里曾拥有摇滚乐的黄金时代。

最初成立时,乐队成员不过一些二十多岁的小子,到今天,他们已然过了不惑的年纪。

2017年,这群中年人从平谷出发,举办为期45天、遍布十多个省市的大地民谣音乐节,走进田间地头、古村老巷,为农民义务演唱。更早些时候,许多和乐队开始奔走在各地的乡村、山寨,与当地乡民共同创作自己家乡的歌。

他们还举办夏令营,带领孩子们认识乡村。每年春天招募同行者。没有演出的时候,他们排练、种菜、自给自足。

许多有个愿望,他希望推动100个村庄进行村歌创作,也希望把集体创作的方法传递给更多人,用音乐的方式助力乡村振兴,为田野注入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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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不是城市青年的专享,留守老人、儿童,返乡人、残障人士,人人都有精神需求。他们不能往音乐节跑,我们就去靠近他们。”

谷仓乐队有首歌,里面唱到:当光芒离我们而去,去大地上寻找新的道路。白云苍狗,许多和同伴们向往着新的意义感。

2018年,许多和谷仓乐队正式发起“村歌计划”,找到当地村民,和他们协作,结合民间音乐元素和在地风物,谱创新村歌。凭着政府购买服务和众筹,这给一百,他给五十,凑出路费和资金,硬是帮助50个村子完成了村歌创作。人们唱自己的歌、讲自己的故事,文化也就传承了下去。

让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在四川广安邻水县鱼鳞滩村。那天,村民们从四面八方赶到鱼鳞滩村小学,原计划容纳300多人的场地,来了上千人,三层的教学楼挤到水泄不通。

那些从土里长出来的曲调,像诗经,像号子,从来没从这片土地上离开。

好的村歌,能够穿透时间。

许多说,他没想过自己要去追赶中国的鲍勃·迪伦,他只是在做心之所向的微末行动,他们做的事情也完全无法和文艺复兴有一丝相提并论。然而,那些具体的人的内心渴望,那些被束缚已久的不安灵魂,确实像火柴一样,被以一种音乐的形式,一个个点燃。

这种集体性创作引发了个人的记忆。只有从某种宏大叙事中脱离,去尊重和关注个体的价值和尊严,才能激发美好的、富有创造力的一面。

事实上,许多他们带来的改变还不止这些。

3

1970 年,心理学家盖洛普做过一个著名的“镜子测试”,让各种动物照镜子,看它们能不能认出自己。动物的高级与低级就在于他们是否知道“自我”的存在,有没有正确认知“自我”的意识。

人能从镜子中认出自己。

“表达是一种彼时彼地、此时此地的发声。”在各地演出时,许多见证了底层民众面临的共同困境:身份歧视、竞争压迫、自我价值缺失。

许多说:“村民们共创的第一首歌往往会出于对家乡的赞美,讴歌当地的风物。越到后面,越会有越来越多的‘我’,想要讲述‘我’的故事。”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寻找自我的过程。

生活本来就是热爱我的热爱,好奇我的好奇。

彭大嫂和汪大哥,重庆武隆兴顺村人。在参与工作坊“个体生命故事”分享时,彭大嫂讲述了40年来自己经历的故事:

彭嫂的丈夫曾是村上的煤矿工人。煤矿关闭后,夫妻去南方打工。11年前,丈夫发病,被诊断为尿毒症,医院下了死亡通知。彭大嫂决心无论死活,都要带丈夫回家。历经磨难回到家后,丈夫奇迹般活了下来,却也需要经常做透析。“现在重活我都做,他只管喂喂猪,安心就好。”

汪大哥讲他小时候每回去县城都要搭煤车。那时候路是土路,又窄,道边没护栏。司机有一个失误,就会掉下悬崖。少年时的汪大哥目睹过几起当年的事故,眼看熟悉的生命如草芥般凋零,感慨万千。

村民们把这些话讲出来,录进歌词里。歌里唱:“牵着妈妈的手,想起小时候,矿道黑黑汗水流,往事难回首。”

长期以来,中国处于一个相对封闭静谧的传统农业社会。乡土史往往由传统文人代笔,那些能够描述历史命运、生存图景和精神图景的记录者和表达者并不是村民自己,而是有一定创作能力的叙述者。村歌创作营造出一个崭新的公众空间,这个空间让个体的人在叙事中实现了某种自我表达,找到了自身的独特性,也重新找回了久违的有希望的感觉。

个体在创造中体验到的成就感和快乐赋予了生活更深层次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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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边塑造,也边被塑造”,许多说。

两百多年前,德国卡森州的格林兄弟出版了一本故事集。在两兄弟收录的民间故事里,被权力和贫困禁锢的世界光怪陆离:只有白天的世界是现实的,一到夜晚,幽灵和巫师四处游荡;只有方圆几十里的村庄是安全的,一旦离开,到处是怪物和邪恶城堡。事实上,不仅是童话里,中世纪的欧洲人就是这么看世界的。

有时候,人们习以为常的价值观可能并不是实现美好世界的途径。它需要被重新审视,挑战一些传统观念。

2021年的冬天,许多和村歌小分队来到鄂尔多斯的旧庙湾村,打算在那里进行一场工作坊。旧庙湾村最奇特是村里有一口泉眼,即便天寒地冻,也涌淌着温热泉水。

村里有文艺队。文艺队里有支民乐队,乐手都是大老爷们。

在一些乡村,男尊女卑的观念仍然存在。话语权掌握在男性族人手里,女人很少有机会在公共领域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参加工作坊的几名村上妇女会怯怯地讲自己读书少,有的干脆没上过学。一提到要她们创作歌曲,直往后面躲。

几经鼓励,有大胆的女性会拿出自己写下的歌词邀人讨论。在争论不下时,不是听某一人的,而是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慢慢的,女人们的发言多了起来,一些人主动唱了出来。很多时候,许多会被这种来自于生活的创造力猛然撞击,“她们的创造力令人惊叹。”

“一眼井圪梁寨子滩,小科泊海子银光闪”“物厚大美旧庙湾,是我心中的摇篮”。歌词有了,村民中立刻有人用当地的爬山调、蒙汉调套唱,许多和乐手们则会根据之前采风收集到的素材,哼唱一段,作为旋律参考。

到了试唱环节,有人指挥现场:“男人坐前面,女人站后面”。这时会有反对声:“男女间隔坐,男女平等。”人们感受到了共同创造的力量,这股力量演进为小村庄的一场变革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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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歌计划”并没有止步于此。这个项目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它为普通人创造机会,让每个人作为个体至少在某一刻,具有了同等价值。

一支村歌的创作过程,既是一次文化疗愈,也是一场男性与女性的对话与协力。

5

张楚这样评价谷仓乐队,说他们从《嘿!人间》开始,由过去那种嬉笑怒骂的文风走向了一种辽阔、关怀的世界。

670年前,薄伽丘写下《十日谈》。它写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写真实与丑陋,写挣扎在污泥中的人。真理回归世俗,权贵跌落神坛。

当人们的自由被束缚,脊梁被打断,眼睛被遮住,最黑暗的中世纪就降临到欧洲大陆。艺术是黑暗时刻的一束光,它照耀每一个人。

创作一支村歌,往往采用以村民为主体的集体创作方式,把人们的集体情感和记忆融进歌曲。

创作分三个步骤:驻村走访、开设集体创作工作坊、专业录音。在这个过程里,许多结交了很多朋友,有基层公务员,有返乡青年,有乡村企业家,有世居的乡民。许多和同伴们像赤脚医生一样,背起乐器,行走在田间地头,去认识那里的每一个人。

墘头村是隐藏在闽东大山深处的古村落,有七百多年历史。

墘头的山上长满毛竹,当地人用毛竹做竹编,手工造纸。“管洋的鞭炮,墘头的纸”。

曾经的墘头村只有一条通往外界的路,直到1997年才通水电。当年爱闯荡的人们寻到了发家致富的契机,卖香菇、种芒果、做海鲜生意,再回到乡村,反哺它。

村民们分成三组,分别创作再集中。素材就在日常生活中,“什么季节挖笋?”“在哪里采茶?”“要带哪些农具?”第一组很快达成一致:“竹叶片片风轻语,溪水哗哗白鹭飞”。第二组跟上“上山采花好烂漫,总把沙子当细盐”。第三组认为“双溪口内凤山上,五岭繁花遍地香”才够好。

相较词曲,给村歌起名人人都能形成意见,各有偏好。《凤墘头》、《墘头歌》、《月洒墘头》、《梦墘头》,一下子出来十几个名字。意见不统一怎么办?用最简单的方式:投票,而且是一人一票。

《梦墘头》获得了最高的29票。歌词也在反复的集体商讨中确定了下来:

凤山下,溪水长,风吹竹叶片片响,九公肇基墘头村,风霜雨火历沧桑。云雾起,白鹭飞,五岭繁花遍地香,开枝散叶七百年,山茶含笑沐斜阳。多少次,回头望。这就是,我家乡。

精神上独立,文化上自信,形式上民主。每一次共创都是一次练习。

6

村歌创作带来变化的还有语言上的回归。

奥威尔在《1984》里设定了一种“新话”。他想告诉人们的是,语言是会影响思维的,语言的消解就是思维的消解。当有一天,好的反义词不是坏,而是更好;同意的反义词不是反对,而是更同意,人便失去了“坏”和“反对”的概念。

当“慢就业”、“缓慢型人才”、“存量夫妻”等被格式化了的新词日益乖谬,当人们头脑中的词汇库越来越重合,当语言包装了所有的不好,人们就会对危险麻木不仁

语言即真相,语言即知识,语言即审美。

在云南楚雄永仁县外普拉村,许多他们邀请了当地彝族乐师、非遗传人切磋。彝琴、笛子、葫芦笙这些民族素材被融化进新的创作。村歌的创作主体是民众,衡量标准就是看当地人是否愿意传唱。

一首歌诞生的过程,是内生动力被激发的过程,只有当地人最懂得它的含义:

三山夹两河,仙鹤叼鱼虾。芒果木棉花,红尾黑山羊。火波诺玛左脚舞,歌儿唱起来。阿米左,哥几啦,嗞吧哆,哥几啦。

阿米左是彝语中的吃饭。哥几啦是快来。嗞吧哆是喝酒。火波诺玛是月亮女儿。

在永仁,《风情外普拉》人人会哼唱。

广西桂林龙胜马海村的第一首村歌《马海之歌》里唱着:山路弯弯鸟儿鸣,溯溪而上闻歌声,纳山瀑布到家咯,壮乡水酒醉亲人。

一个人、一个族群怎样表达,就会怎样思考,怎样行动。当语言重新鲜活起来,人也就跟着鲜活起来。当审美被建立,人们心中的善就建立了起来,同理心就建立了起来。

7

饭养身、歌养心。

许多说:“一个人,在生活中可能被挤压得佝偻着背,一旦唱起歌,他就能站起来。”

虫鸣鸟叫、高山流水、江河之声、山谷回响、风雨林涛,皆成自然。比如,《返乡青年》里能清晰听见侗寨里的蝉鸣。

“先解构,再建构。”许多把他的音乐生涯概括成对于自我的追索。

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打工潮,还是当下的返乡潮,许多这群人像搭建一栋房子,把散落在地的意象、符号重新拾起,安放悬浮的灵魂

400多年前,塞万提斯的《唐吉坷德》就告诉人们,家乡外的世界和黑夜里的世界是一样的平凡世界,意念中的恶魔被驱逐出生活,怪物不过是风车,向风车冲锋的也绝非高高在上的救世英雄,只是一个愚不可及的可爱老头。

尊重个体生命记忆,唤醒村庄内在力量。村歌的创作过程从来是乡村文化复苏的过程。

11月的清晨,平谷有些湿寒。许多戴了顶帽子,压住一头不羁的卷发。我问:你现在怎么定义自己?

“我希望我是一名行走在城市与乡村的诗者与歌者。”

我问:从摇滚歌手到诗者,是更简单还是更复杂了?

许多点了根烟,停顿了六七秒:“我想,我需要更多的智慧。“

听见很多故事的许多,看见很多伤痛的许多,感受到时代之下挣扎、选择、裂痕、坚守的许多,想要变得更丰富,他还要让身处其中的世界变得丰富。只有创造,才能带来复兴。

最伟大的复兴永远来自于个人自由基础之上的自然演化,而非某种自上而下的设计。

许多在《吾乡》中写道:我们来这人间一趟,一分春色,两分荒凉,笑着在生活里流浪,想用力握住命运的枪。原谅吧,所有不再见的再见,此心安处是吾乡。

米歇尔·福柯在《无名者的生活》中揭示了一种与英雄史诗相对的,书写籍籍无名的小人物历史故事的可能性:“无数苦难,重重艰辛,凝聚在只言片语中。短促的生活,出于偶然才留下。他们也是榜样,却与那些光芒熠熠的圣贤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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