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高要县并无建筑城池,本文称当时的高要县署所在地为高要县治。

关于唐朝的高要县治所在地,民国之前并没有典籍提出疑问。直到民国二十七年 (1938年)成书的宣统《高要县志》才提出一个假说。

宣统《高要县志》卷一《地理篇·沿革》载: “今县城筑于宋政和间,当非汉唐之旧。王象之《舆地纪胜》以石头庵为鹄奔亭故址。石头庵屡经更变,为阅江楼,具载《旧志》古迹。地当新江对岸,故宋郭祥正诗:新江自南来,西与端江汇,屹然鹄奔亭,遗意溢千载。与象之之说密合。今在城东一里。而《元和郡县志》:鹄奔亭在城西八里。旧《唐志》亦云:县西有鹄奔亭。祥正诗作于元佑间,其云新江西与端江汇,则其时鹄奔亭尚在西矣。与今城东西相距当差九里。” 宣统《高要县志》认为高要县城修筑于宋朝政和年间,并非汉唐时期的高要县治所在地。其根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唐朝时期高要县治西边九里为鹄奔亭。又根据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鹄奔亭几经变迁,最后为阅江楼,而阅江楼在今高要县城东边一里的地方。故而认为唐朝的高要县治在高要县城东边九里的地方。

宣统《高要县志》成书后数十年间,这个观点对肇庆文史研究影响还是挺大的。1996年成书的《肇庆市志》就是把鹄奔亭 (今阅江楼)作为参考坐标,以宣统《高要县志》记载“则其时鹄奔亭尚在西矣,与今城东西相距当差九里”为据,倒推出 唐朝高要县治在今渡头村一带。

此观点有漏洞。

一、王象之《舆地纪胜》所在的宋代,鹄奔亭并非位于阅江楼所在石头岗上,而是在新兴江口东岸。(详见拙文:(点击阅读)

二、鹄奔亭是一座建筑物,随着时间推移,可能会迁址重建,其地点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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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高要县城附近水域地图

《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五《岭南道一·端州》载: “石室山在县北五里。……零羊峡在县东,水行三十里。……鹄奔亭在县西八里。”译文: 石室山在高要县治北边五里的地方……零羊峡 (即羚羊峡,编者注) 在县治之东,走水路需要三十里……鹄奔亭在高要县治西边八里的地方。

我们知道鹄奔亭是一座建筑物,其位置存在不确定性,那么我们以恒古不变的石室岩和羚羊峡作为参考。根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唐朝的高要县治北五里为石室岩。从高要县治走水路到东边的羚羊峡,路程为三十里。倘若唐朝的高要县治在今渡头村的话,其到石室岩的距离倒也差不多五里。但渡头村到羚羊峡的水路路程连二十里也不到,是远远不足三十里的。根据这个即可否定唐朝高要县治在渡头村这个观点。

▲ 崇祯《肇庆府志》高要县城图

那么,唐朝的高要县治在哪?笔者认为就在今肇庆古城附近。万历《肇庆府志》卷之七《地理志一》: “ (县北) 六里为定山。其下有石室,亦曰崧台。…… (东) 三十里为高峡山。”译文: 高要县治北边六里的地方为定山。山下有石室,也叫崧台山。……东边三十里的地方为高峡山( 即羚羊峡,笔者注)。

综合来说,对于石室岩、羚羊峡与高要县治的距离。万历《肇庆府志》和唐朝《元和郡县志》所记载相差不大,即可证明唐高要县治与明代高要县治位置变化不大。至于具体位置在哪里,唯有等待文物出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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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星图上测量的明清时期

高要县署到石室岩距离

另外,1985年的《肇庆文史 (第一辑)肇庆地方历史简编》 (笔者注:此为县级肇庆市的刊物)载: “公元1052年(宋仁宗皇佑4年),广西瑶族以依智高为首反对宋皇室,挥军沿西江东下进攻广州;;端州僵族人响应,武装驱逐州官,占领州治。事后,宋皇朝为加强防守,巩固统治,在端州垒筑土城,是为肇庆有城池之始。据今人初步考证,端州古城故址可能在今城从西门斜坡往西走六华里,至上黄岗和白沙孔等村庄之间。但故址究在何处,仍有待进一步探索考证。”又载: “公元1113年(宋徽宗政和3 年),知州郑敦义将土城拓为砖城,规模渐备,是为端州有砖城墙之始。”倘若如此,端州历史上有两座不同位置的宋城,而土城位于龟顶山东侧的上黄岗一带。那么,这是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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