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4月，黑龙江小伙着急忙慌地跑到酒馆，在一个名叫何松亭的中年男人面前坐下，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茶，说道：“领导，我升职了，是政治委员。”说完，一脸紧张地看着他。
何松亭听后，一拍大腿，兴奋地说道:“好啊！这是一大进步啊！”
小伙则略带顾虑地说：“这官职太大了，我担心……要不，您向上级请示一下应不应该接任？”
何松亭一听，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了。其实不止何松亭糊涂了，大家都非常疑惑。难道还有人嫌官职太大？甘心一辈子做个小喽啰？咱们接着往下看。
随后，何松亭将小伙的担忧报告给了上级许建国同志。不久，许建国亲自传话给他：“大胆往上爬！”
这句话给忐忑不安的小伙打了一副镇定剂。带着这句话，小伙一干就是15年。
功成身退之时，他重新换上解放军军装，脱口而出道：“敌营搏斗十五年，刀光剑影无形战。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开颜。”
这个黑龙江小伙，就是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员李时雨，他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党和国家，妻子为了掩护他，即使被敌人严刑拷打也紧咬牙关，不向敌人吐露一字真言。
可是，这样的英雄人物，如今却鲜为人知，不免令人感慨万千。
加入共产党，杀日军
李时雨，原名李亭芳，1908年出生在黑龙江巴彦县万发镇红远村雌凤岗村的一个富裕家庭。由于家境优渥，李时雨自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父亲用心栽培儿子，希望他将来能继承自己的衣钵，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小时候，李时雨学习刻苦，尤其爱读四大名著，非常敬佩书中的“及时雨”宋江，他的侠肝义胆、忧国忧民的崇高情操，深深触动了李时雨幼小的心灵。
于是，他让父母将自己略为秀气的名字改成了宋江的绰号“时雨”，希望自己长大以后也能像宋江一样，有能力扶危济困、除暴安良。
果然，后来，他真的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才。1931年，当他还在国立北京法政大学读书时， “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一夜之间践踏了我国东北地区，这让李时雨和大多数学生感到愤慨。
李时雨迫切地想要为这个孱弱艰难的国家做些什么。当时，他了解到的党派，只有共产党是以人民为宗旨，万事从人民的角度出发的；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救国救民的道路。
同年12月4日，李时雨作为总指挥，带领北平学生举行南下游行示威，向国民党政府主张出兵抗日，但是国民党对此无动于衷。
因此，他们铤而走险，集体卧轨，以生命为威胁反抗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国民党以自己的利益为先，别说学生了，就算是整个国家的代价，他也不会有所动摇。
这一切的反抗，最终没有扑腾出一个水花，也没能改变蒋介石的决定。
1932年4月，李时雨受党组织任命，回到老家哈尔滨抗日，任黑龙江省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三陆军副司令。回到老家后的李时雨，首先就是圆儿时的梦，替乡亲父老除害。
同年8月，李时雨率领部下，在巴彦兴隆镇火车站事先埋伏好，等到小日本聚集齐，一声令下齐开炮火，将在巴彦县为非作歹的小日本打得落花流水，哀嚎一片，几十名日军应声倒下，也算给乡亲父老出了一口恶气。
打了一场漂亮仗的李时雨，很快就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将李时雨活剐了。因此，接下来的日子，李时雨一直小心翼翼，生怕日本鬼子冷不防地朝他背后开冷枪。随后，党组织也了解到了李时雨的艰难处境，于是决定将他调回。
10月，李时雨回到了北大法学院读书，期间，参加了一些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爱国抗日活动。
1934年，李时雨毕业。对于党组织来说，李时雨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履历还是一张纤尘未染的白纸，很适合作为间谍打入国民党内部，便于及时了解国民党的抗日想法。
潜伏国民党，获取情报
经过党组织的联系，和读书时的同窗、时任张学良警卫室主任张孟良的介绍，李时雨成功进入伪天津高等法院，打入东北军。在此期间，他为共产党窃取了很多重要情报。
1939年，李时雨接到上级领导何松亭的指令，营救冯骥同志。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救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李时雨认为不能贸然出动，否则不仅救不了冯骥，连自己的身份也会暴露。
在李时雨有了初步的计划之后，前往卷宗室烧掉了冯骥的卷宗，没有了卷宗，他们在法庭之上就无法指证冯骥，罪名就无法成立。
其次，他在接到下边的人报告卷宗失踪时，佯装生气。随后，巧妙“指点”失守卷宗的人，让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此保住自己的命和职位。
最后，李时雨借监察所的名义到狱中，与冯骥进行简短的交谈，告诉冯骥千万不要承认自己是共产党。
在李时雨一系列的操作下来，法庭会审冯骥时，以证据不足为由，当庭释放冯骥。
李时雨的这一出“智救”，不仅保全了自己，可以继续潜伏在国民党内部，而且又能不动声色地将人救出，足以看出，李时雨是一名极其出色的谍战人员。
共产党也非常认可李时雨的谍战才能；于是，他们将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托付给了李时雨。那就是将违禁品电台运送到安全的地方，供我党人员接应。
当时，共产党从英美租界购入了一些电台设备。电台是战争时期严禁买卖的东西，两军交战几乎全靠电台发送接收消息。
敌军一旦截获电台，那么运送电台的人必死无疑。心知这是一项极其凶险的任务，李时雨毅然决然地接下了这个任务，因为他知道，共产党正处在困难时刻，这批电台或许能救更多条冯骥的命。
经过李时雨周密的部署，提前实地考量，反复模拟演练，最终确定了可行方案。
为了安全起见，不引起敌方的注意，李时雨将电台拆分，分别装到了3个箱子中，两次转运。
一天傍晚，一辆黑色的豪华军用轿车，从日租界缓缓驶过，远远地，他就向关卡处的哨兵亮出通行证。哨兵一看是日伪军的车牌照，看档次应该是高级军官的座驾，不敢冒犯，未细致检查就放行了。
就这样，两只电台顺利过关，被李时雨运到自己所在的伪政府法院办公室。可是，另一只电台必然不能这样大张旗鼓地运送了，故技重施，很有可能被当场抓捕。
于是，李时雨将这只电台装进一个箱子中，自己装扮成商人；当他走到日租界的时候，恰逢人员混乱，哨兵并未逐个检查，李时雨因此侥幸过关。
随后，三只电台一起被组织接收，李时雨毫发未损，并且他深深地体会到了谍战人员的危险和不易，他们和沙场奋勇杀敌的勇士一样，贡献良多，责任重大。
接连两场漂亮的胜仗，让党组织意识到，李时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开始让李时雨接触此次潜伏的真正任务-侦查“六大”。
在开始之前，李时雨对自己的履历再三确认：自己毕业于北方大学，大学期间没有参加过任何活动，经过朱晶华的介绍才加入了国民党。
1939年8月，“汪伪政府”在上海召开了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各界代表有序入场，众多安保人员手持枪械站在一旁。
会议通过了一系列的国民党党务、政纲、中日关系方案等决策。参加会议的李时雨对重要信息做了记录。随后，李时雨将汪精卫叛国投敌的一手资料第一时间汇报给了共产党领导。党组织对李时雨出色完成任务的表现做出了极高的赞誉。
按理说，任务到这儿也算结束了。当初，许建国同志让李时雨冒充国民党员打入国民党内部，只是为了突击性侦查一下六大的情况，完成任务后就回来。
结果不仅任务完成了，还一不小心被国民党二把手陈公博赏识，将他提拔为立法委员。是继续窃取情报呢？还是完成任务就回来？
深入敌营，被捕入狱
1940年4月，汪伪政府成立法制委员会时，河北方面推荐的是李时雨。对此，李时雨不敢做决定，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他让上线何松亭，向许建国汇报自己的一顾虑。许建国指示：放心地去，你爬得越高，对我党人员越有利。
有了上级的肯定，李时雨立即从天津出发到南京赴任，担任“立法院”立法委员之职。
在这期间，他注意到“汪伪政府”的二把手、汪精卫最重视的核心头子陈公博，也经常出入立法院。李时雨决定，交好陈公博。
于是，在公开场合，陈公博和李时雨交谈之际，李时雨经常说谦虚的话故意拉近陈公博和自己之间的距离，让外人以为二人关系匪浅。
陈公博
而且，在一次公开例会上，李时雨利用自己专业的法律知识，在会议上就委员们争议的问题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一番表现下来，陈公博对他青眼有加，甚至还获得过陈公博的亲笔手书。
陈公博对李时雨的器重与赏识，让外人都以为李时雨是陈公博的嫡系。这样的错误认知，让李时雨执行任务时，少了许多麻烦。
随后，李时雨在“汪伪政府”混得如鱼得水，频繁出入各种交际场所，和各界人士攀谈。由于优秀的办事能力和游刃有余的交际能力，李时雨的职位节节高升、风光无限。
在不知情的共产党和百姓看来，李时雨就是一个面目可憎的大汉奸。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李时雨的潜伏工作做得非常好。他的超凡处事能力，在一次围剿计划中再一次得到了验证。
1941年，日伪召开核心成员会议，参会的就有李时雨。会议上制定了详细的对新四军的“清剿”计划。
李时雨、孙静云夫妇
李时雨立刻让妻子孙静云出面，告知何松亭敌军的计划。共产党在得到消息后，及时调整了战略，避免了一场重大损失。
1940年秋，在陈公博的庇佑下，李时雨办了一家《先导》杂志，表面上里面汇集了各路青年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共党传递消息的好处所。
即便有人怀疑《先导》的人员成分，也不敢公然与陈公博为敌。
之后，李时雨申请调任太湖区，伪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亲自点名要李时雨。周佛海此人不同于陈公博，他喜怒不形于色，而且是军统出身，表面和善，实则阴狠，常常笑着就把嫌犯杀了，并且他一向秉持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原则。
在周佛海手下做事，无异于虎口夺食。而对于李时雨来说，往往越是危险的地方，藏着更有价值的东西。他担心的不是自身安危，而是如何窃取核心机密。
很快，李时雨凭借着圆滑周到的处事方式，得到了周佛海的的信任和重用；作为助手的他，利用接触到的送批文件收集到许多机密情报，并及时将情报送出。
李时雨不仅行事聪慧机警，而且有着非常神奇的个人魅力，不管在哪儿都是国民党的一个香饽饽，被大头目器重保护。先是陈公博、周佛海这样的政务大员，后是令人闻风丧胆的戴笠，悉数拿下。
后来，李时雨成功打入军统。一般来说，军统很难进，里面个个都是城府极深的特务，头目戴笠更是一个阴险毒辣、善于辨人的狠角色。
据说，戴笠看这个人一眼，就知道他是不是间谍，没有一个人能逃脱他的法眼。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厉害的人，也被李时雨骗得摸不着方向。
军统头子戴笠
甚至，在别人都怀疑李时雨的时候，戴笠站出来替他撑腰，说他绝不可能是共党。这戴笠的力保下，尽管敌军次次行动次次失败，李时雨的地位依然不可撼动。
戴笠对李时雨深信不疑，这样的信任成了李时雨的尚方宝剑，成功转移了许多地下党。然而，这样的尚方宝剑是有使用时限的，戴笠死后，一些怀疑、嫉恨李时雨的人便躁动起来了。
一次，国民党在抓捕李时雨的上线何松亭时，何松亭侥幸逃跑，但是他手下的外围叛变了，供出了时常和何松亭来往的李时雨孙静云夫妇，但是苦于没有确凿的证据。
而且，此时的李时雨身居高位，不是一般人可以动的，除此之外，他还是陈公博的亲信。
于是，在1944年春天，他们秘密抓捕了李时雨的妻子孙静云，希望以此为突破口，从而挟制李时雨。
孙静云被特务抓起来后，严刑拷打，每日鞭刑加身，遍体鳞伤；但是她硬是挺了过来，不为特务的威逼利诱所动，没有透露出任何不利于党和丈夫的信息。
李时雨焦急万分，只是如今他也被人监视，无法四处活动救出妻子。他明白，这么多年的潜伏生涯算是到头了，身份即将败露，看来自己也难逃一劫。
于是，他在软禁时期，迅速将所有事情安排妥当，通知地下党转移，废弃掉原来的通讯地址。
果然，在李时雨刚做完这一切时，特务已经来到了李时雨家里抓人。
直到1949年4月，李时雨才被解救出来。李时雨乘着轮船来到北平，值班的解放军看他手提着一个行李箱，身着中山装，大摇大摆地走向党政机关，这令他们如临大敌，纷纷持枪待命。
更令人震惊的是，他每过一关卡，仅仅出示一个证件，竟无人敢拦，一时间，众人心里疑团越来越大。
直到他再次以解放军军装出现在人前的时候，人们忽然明白了，原来，顶着“汉奸”名头那么多年的李时雨，竟然是我党党员。
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被委以重任，妻子孙静云也被分配到北京政府机关工作。
李时雨在国家危难之际，他挺身而出，不惧危险，深入龙潭虎穴，窃取情报，犹如一把利剑，深深地插入敌人的心脏，为党和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其中凶险或许只有他自己能体会，正如李时雨诗句中所说的“刀光剑影”，惊险无比。这样舍身忘我的英雄，值得我们所有人敬仰。永远记得：如今安定富足的中国，是他们用毕生精力拼杀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