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4月,黑龙江小伙着急忙慌地跑到酒馆,在一个名叫何松亭的中年男人面前坐下,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茶,说道:“领导,我升职了,是政治委员。”说完,一脸紧张地看着他。

何松亭听后,一拍大腿,兴奋地说道:“好啊!这是一大进步啊!”

小伙则略带顾虑地说:“这官职太大了,我担心……要不,您向上级请示一下应不应该接任?”

何松亭一听,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了。其实不止何松亭糊涂了,大家都非常疑惑。难道还有人嫌官职太大?甘心一辈子做个小喽啰?咱们接着往下看。

随后,何松亭将小伙的担忧报告给了上级许建国同志。不久,许建国亲自传话给他:“大胆往上爬!”

这句话给忐忑不安的小伙打了一副镇定剂。带着这句话,小伙一干就是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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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成身退之时,他重新换上解放军军装,脱口而出道:“敌营搏斗十五年,刀光剑影无形战。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开颜。”

这个黑龙江小伙,就是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员李时雨,他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党和国家,妻子为了掩护他,即使被敌人严刑拷打也紧咬牙关,不向敌人吐露一字真言。

可是,这样的英雄人物,如今却鲜为人知,不免令人感慨万千。

加入共产党,杀日军

李时雨,原名李亭芳,1908年出生在黑龙江巴彦县万发镇红远村雌凤岗村的一个富裕家庭。由于家境优渥,李时雨自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父亲用心栽培儿子,希望他将来能继承自己的衣钵,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小时候,李时雨学习刻苦,尤其爱读四大名著,非常敬佩书中的“及时雨”宋江,他的侠肝义胆、忧国忧民的崇高情操,深深触动了李时雨幼小的心灵。

于是,他让父母将自己略为秀气的名字改成了宋江的绰号“时雨”,希望自己长大以后也能像宋江一样,有能力扶危济困、除暴安良。

果然,后来,他真的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才。1931年,当他还在国立北京法政大学读书时, “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一夜之间践踏了我国东北地区,这让李时雨和大多数学生感到愤慨。

李时雨迫切地想要为这个孱弱艰难的国家做些什么。当时,他了解到的党派,只有共产党是以人民为宗旨,万事从人民的角度出发的;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救国救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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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2月4日,李时雨作为总指挥,带领北平学生举行南下游行示威,向国民党政府主张出兵抗日,但是国民党对此无动于衷。

因此,他们铤而走险,集体卧轨,以生命为威胁反抗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国民党以自己的利益为先,别说学生了,就算是整个国家的代价,他也不会有所动摇。

这一切的反抗,最终没有扑腾出一个水花,也没能改变蒋介石的决定。

1932年4月,李时雨受党组织任命,回到老家哈尔滨抗日,任黑龙江省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三陆军副司令。回到老家后的李时雨,首先就是圆儿时的梦,替乡亲父老除害。

同年8月,李时雨率领部下,在巴彦兴隆镇火车站事先埋伏好,等到小日本聚集齐,一声令下齐开炮火,将在巴彦县为非作歹的小日本打得落花流水,哀嚎一片,几十名日军应声倒下,也算给乡亲父老出了一口恶气。

打了一场漂亮仗的李时雨,很快就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将李时雨活剐了。因此,接下来的日子,李时雨一直小心翼翼,生怕日本鬼子冷不防地朝他背后开冷枪。随后,党组织也了解到了李时雨的艰难处境,于是决定将他调回。

10月,李时雨回到了北大法学院读书,期间,参加了一些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爱国抗日活动。

1934年,李时雨毕业。对于党组织来说,李时雨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履历还是一张纤尘未染的白纸,很适合作为间谍打入国民党内部,便于及时了解国民党的抗日想法。

潜伏国民党,获取情报

经过党组织的联系,和读书时的同窗、时任张学良警卫室主任张孟良的介绍,李时雨成功进入伪天津高等法院,打入东北军。在此期间,他为共产党窃取了很多重要情报。

1939年,李时雨接到上级领导何松亭的指令,营救冯骥同志。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救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李时雨认为不能贸然出动,否则不仅救不了冯骥,连自己的身份也会暴露。

在李时雨有了初步的计划之后,前往卷宗室烧掉了冯骥的卷宗,没有了卷宗,他们在法庭之上就无法指证冯骥,罪名就无法成立。

其次,他在接到下边的人报告卷宗失踪时,佯装生气。随后,巧妙“指点”失守卷宗的人,让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此保住自己的命和职位。

最后,李时雨借监察所的名义到狱中,与冯骥进行简短的交谈,告诉冯骥千万不要承认自己是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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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时雨一系列的操作下来,法庭会审冯骥时,以证据不足为由,当庭释放冯骥。

李时雨的这一出“智救”,不仅保全了自己,可以继续潜伏在国民党内部,而且又能不动声色地将人救出,足以看出,李时雨是一名极其出色的谍战人员。

共产党也非常认可李时雨的谍战才能;于是,他们将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托付给了李时雨。那就是将违禁品电台运送到安全的地方,供我党人员接应。

当时,共产党从英美租界购入了一些电台设备。电台是战争时期严禁买卖的东西,两军交战几乎全靠电台发送接收消息。

敌军一旦截获电台,那么运送电台的人必死无疑。心知这是一项极其凶险的任务,李时雨毅然决然地接下了这个任务,因为他知道,共产党正处在困难时刻,这批电台或许能救更多条冯骥的命。

经过李时雨周密的部署,提前实地考量,反复模拟演练,最终确定了可行方案。

为了安全起见,不引起敌方的注意,李时雨将电台拆分,分别装到了3个箱子中,两次转运。

一天傍晚,一辆黑色的豪华军用轿车,从日租界缓缓驶过,远远地,他就向关卡处的哨兵亮出通行证。哨兵一看是日伪军的车牌照,看档次应该是高级军官的座驾,不敢冒犯,未细致检查就放行了。

就这样,两只电台顺利过关,被李时雨运到自己所在的伪政府法院办公室。可是,另一只电台必然不能这样大张旗鼓地运送了,故技重施,很有可能被当场抓捕。

于是,李时雨将这只电台装进一个箱子中,自己装扮成商人;当他走到日租界的时候,恰逢人员混乱,哨兵并未逐个检查,李时雨因此侥幸过关。

随后,三只电台一起被组织接收,李时雨毫发未损,并且他深深地体会到了谍战人员的危险和不易,他们和沙场奋勇杀敌的勇士一样,贡献良多,责任重大。

接连两场漂亮的胜仗,让党组织意识到,李时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开始让李时雨接触此次潜伏的真正任务-侦查“六大”。

在开始之前,李时雨对自己的履历再三确认:自己毕业于北方大学,大学期间没有参加过任何活动,经过朱晶华的介绍才加入了国民党。

1939年8月,“汪伪政府”在上海召开了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各界代表有序入场,众多安保人员手持枪械站在一旁。

会议通过了一系列的国民党党务、政纲、中日关系方案等决策。参加会议的李时雨对重要信息做了记录。随后,李时雨将汪精卫叛国投敌的一手资料第一时间汇报给了共产党领导。党组织对李时雨出色完成任务的表现做出了极高的赞誉。

按理说,任务到这儿也算结束了。当初,许建国同志让李时雨冒充国民党员打入国民党内部,只是为了突击性侦查一下六大的情况,完成任务后就回来。

结果不仅任务完成了,还一不小心被国民党二把手陈公博赏识,将他提拔为立法委员。是继续窃取情报呢?还是完成任务就回来?

深入敌营,被捕入狱

1940年4月,汪伪政府成立法制委员会时,河北方面推荐的是李时雨。对此,李时雨不敢做决定,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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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让上线何松亭,向许建国汇报自己的一顾虑。许建国指示:放心地去,你爬得越高,对我党人员越有利。

有了上级的肯定,李时雨立即从天津出发到南京赴任,担任“立法院”立法委员之职。

在这期间,他注意到“汪伪政府”的二把手、汪精卫最重视的核心头子陈公博,也经常出入立法院。李时雨决定,交好陈公博。

于是,在公开场合,陈公博和李时雨交谈之际,李时雨经常说谦虚的话故意拉近陈公博和自己之间的距离,让外人以为二人关系匪浅。

陈公博

而且,在一次公开例会上,李时雨利用自己专业的法律知识,在会议上就委员们争议的问题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一番表现下来,陈公博对他青眼有加,甚至还获得过陈公博的亲笔手书。

陈公博对李时雨的器重与赏识,让外人都以为李时雨是陈公博的嫡系。这样的错误认知,让李时雨执行任务时,少了许多麻烦。

随后,李时雨在“汪伪政府”混得如鱼得水,频繁出入各种交际场所,和各界人士攀谈。由于优秀的办事能力和游刃有余的交际能力,李时雨的职位节节高升、风光无限。

在不知情的共产党和百姓看来,李时雨就是一个面目可憎的大汉奸。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李时雨的潜伏工作做得非常好。他的超凡处事能力,在一次围剿计划中再一次得到了验证。

1941年,日伪召开核心成员会议,参会的就有李时雨。会议上制定了详细的对新四军的“清剿”计划。

李时雨、孙静云夫妇

李时雨立刻让妻子孙静云出面,告知何松亭敌军的计划。共产党在得到消息后,及时调整了战略,避免了一场重大损失。

1940年秋,在陈公博的庇佑下,李时雨办了一家《先导》杂志,表面上里面汇集了各路青年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共党传递消息的好处所。

即便有人怀疑《先导》的人员成分,也不敢公然与陈公博为敌。

之后,李时雨申请调任太湖区,伪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亲自点名要李时雨。周佛海此人不同于陈公博,他喜怒不形于色,而且是军统出身,表面和善,实则阴狠,常常笑着就把嫌犯杀了,并且他一向秉持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原则。

在周佛海手下做事,无异于虎口夺食。而对于李时雨来说,往往越是危险的地方,藏着更有价值的东西。他担心的不是自身安危,而是如何窃取核心机密。

很快,李时雨凭借着圆滑周到的处事方式,得到了周佛海的的信任和重用;作为助手的他,利用接触到的送批文件收集到许多机密情报,并及时将情报送出。

李时雨不仅行事聪慧机警,而且有着非常神奇的个人魅力,不管在哪儿都是国民党的一个香饽饽,被大头目器重保护。先是陈公博、周佛海这样的政务大员,后是令人闻风丧胆的戴笠,悉数拿下。

后来,李时雨成功打入军统。一般来说,军统很难进,里面个个都是城府极深的特务,头目戴笠更是一个阴险毒辣、善于辨人的狠角色。

据说,戴笠看这个人一眼,就知道他是不是间谍,没有一个人能逃脱他的法眼。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厉害的人,也被李时雨骗得摸不着方向。

军统头子戴笠

甚至,在别人都怀疑李时雨的时候,戴笠站出来替他撑腰,说他绝不可能是共党。这戴笠的力保下,尽管敌军次次行动次次失败,李时雨的地位依然不可撼动。

戴笠对李时雨深信不疑,这样的信任成了李时雨的尚方宝剑,成功转移了许多地下党。然而,这样的尚方宝剑是有使用时限的,戴笠死后,一些怀疑、嫉恨李时雨的人便躁动起来了。

一次,国民党在抓捕李时雨的上线何松亭时,何松亭侥幸逃跑,但是他手下的外围叛变了,供出了时常和何松亭来往的李时雨孙静云夫妇,但是苦于没有确凿的证据。

而且,此时的李时雨身居高位,不是一般人可以动的,除此之外,他还是陈公博的亲信。

于是,在1944年春天,他们秘密抓捕了李时雨的妻子孙静云,希望以此为突破口,从而挟制李时雨。

孙静云被特务抓起来后,严刑拷打,每日鞭刑加身,遍体鳞伤;但是她硬是挺了过来,不为特务的威逼利诱所动,没有透露出任何不利于党和丈夫的信息。

李时雨焦急万分,只是如今他也被人监视,无法四处活动救出妻子。他明白,这么多年的潜伏生涯算是到头了,身份即将败露,看来自己也难逃一劫。

于是,他在软禁时期,迅速将所有事情安排妥当,通知地下党转移,废弃掉原来的通讯地址。

果然,在李时雨刚做完这一切时,特务已经来到了李时雨家里抓人。

直到1949年4月,李时雨才被解救出来。李时雨乘着轮船来到北平,值班的解放军看他手提着一个行李箱,身着中山装,大摇大摆地走向党政机关,这令他们如临大敌,纷纷持枪待命。

更令人震惊的是,他每过一关卡,仅仅出示一个证件,竟无人敢拦,一时间,众人心里疑团越来越大。

直到他再次以解放军军装出现在人前的时候,人们忽然明白了,原来,顶着“汉奸”名头那么多年的李时雨,竟然是我党党员。

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被委以重任,妻子孙静云也被分配到北京政府机关工作。

李时雨在国家危难之际,他挺身而出,不惧危险,深入龙潭虎穴,窃取情报,犹如一把利剑,深深地插入敌人的心脏,为党和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其中凶险或许只有他自己能体会,正如李时雨诗句中所说的“刀光剑影”,惊险无比。这样舍身忘我的英雄,值得我们所有人敬仰。永远记得:如今安定富足的中国,是他们用毕生精力拼杀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