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8月，22岁的杨振宁以68.71的总平均分成为清华大学第六届考选留美生名单中物理学科唯一的公费生。
此时的杨振宁已取得西南联大理学硕士学位，1944年夏至1945年夏，准备去美国的待留期间 ，杨振宁他来到西南联大附中去教了一年数学，同时教高一和高二两个年级的数学课。教学中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中五班上一个女学生，名字叫杜致礼。
杜致礼，陕西省米脂县人，1927年12月29日出生。她的父亲杜聿明是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抗日将领。
杜致礼的母亲曹秀清是早期的共产党员，1927年“四·一二”事变，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被蒋介石破坏。曹秀清自然失去了党籍，以后，她就一直随杜聿明在军营生活，她生育了三男三女，杜致礼是他们的长女。
杜聿明
1944年，杜聿明率远征军刚从缅甸作战归来，担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总司令。杜致礼也跟着家人来到了昆明。
杜致礼进入西南联大附中读书时，转入的是1945届。16岁的杜致礼，除了在课堂上以外，与老师杨振宁私下接触甚少。她那时的同学张丽石在《怀念杜致礼同学》一文中记载：
“致礼随父母来昆明，进入附中我班。她中等身材，脸略瘦，温文尔雅，说话慢条斯理。她喜欢打篮球，与我同是班级篮球队员，因而在球场上断混熟了，结下纯真的友谊。当时她家住西山，常常是一早从西山来学校上课，比较辛苦。有时因故缺课，便借我的听课笔记去抄，从不缺漏。因为新来乍到，人地生疏，他父亲杜聿明、母亲曹秀清曾来学校看望她，并与我们同学接触。”
半个世纪后的一次演讲中，杨振宁提到与妻子的师生关系时说：“当时杜致礼只是我班上的一个普通学生，我对她了解并不多。”而杜致礼与杨振宁一世夫妻情缘开始于第二次异国重逢。
杜致礼
1945年夏，杨振宁踏上了美国留学之路，去往芝加哥大学，这里也是他的父亲杨武之曾经就读过的学校。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物理学家恩利克·费米教授就在这所大学任教，杨振宁对这位物理大师的学术能力仰慕已久。
尽管费米没有成为杨振宁的导师，但他对年轻而有学识的杨振宁十分看重，实际他们在日常学习和研究中俨然成为“师生”关系。1948年杨振宁从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在这4年的学习生涯中，他的恩师费米对他的影响和帮助是巨大的。
费米
1949年，杨振宁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进行博士后学术研究工作。当年圣诞节假期的一天，杨振宁和同事鲁丁格在普林斯顿Witherspoon街唯一的一家中国餐厅“茶园”用餐，在这里他重逢了杜致礼。
这家中国餐厅是杨振宁经常光顾的地方，地道的中国口味总能给他漂泊的心带来一丝回归的慰藉。他和朋友两人刚入座闲聊一会，杨振宁无意间发现邻桌一个年轻的中国女子，清秀的脸庞，头发微卷的样子十分面熟。
杨振宁多注意了她几眼，那女子显然也看到了他，让杨振宁没想到的是，那女子愣了一下，径直走到他的桌前，吃惊地叫道：“杨老师，您也来美国啦？您还记得我吗？”杨振宁已经出国四年，听到这女子用地道的中国话向他问好，还叫他杨老师，杨振宁惊讶的同时又有几分欢喜，他认真地看了看她，马上认了出来：“杜致礼？”眼前的女子满脸欢喜地点着头。
五年过去，那个文弱的小女生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美丽的面容，温柔的气质，很有几分引人注目的气质。
原本的师生关系，异国重逢又增添了几分亲近，两个人坐下来慢慢叙谈。当年，杜致礼从联大附中毕业以后，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外文系。
杜致礼是如何到了美国的呢？1947年她的父亲杜聿明因肾病获准去美治疗，他带上18岁的杜致礼，打算让女儿去求学同时照顾自己。在上海准备登机的时刻，蒋介石送来紧急命令，令杜聿明赴东北战场任保安司令部指挥，与民主联军作战。杜聿明只好走下飞机。而倔强的杜致礼则只身前往美国。
刚到美国时，杜致礼进入宋美龄介绍的“韦尔斯利女子学院”攻读她早已有兴趣的英国文学。韦尔斯利女子学院是美国最著名的女子学院之一，宋美龄、冰心都在那里读过书。
1949年1月，杜聿明在淮海战役被俘，杜致礼的母亲和祖母还有4个弟弟妹妹，被国民党从上海“请”到宝岛。由于家中资金中断，杜致礼只得改进纽约一所三流大学“圣文森学院”，靠自己打工维持学业。纽约到普林斯顿只有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而她的大弟弟杜致仁已经来到普林斯顿念中学，所以她偶尔会到普林斯顿来。
杜聿明与妻子
这次相见对杨振宁和杜致礼来说是一次偶遇，也是一场重要的缘分。临别前他们互留了联系方式。
从那开始，杨振宁有空的时候就会经常主动约会杜致礼，她每次都欣然赴约。她美丽大方，一颦一笑让人怦然心动，杨振宁只觉得陪在她身边，一切都是美好的。杜致礼一个小姑娘异国求学，身边有一位学长一样的人陪伴，而这个男人充满睿智、学业有成，让她心中觉得踏实温暖。
两个人一个有专研学术的精神，一个有喜欢艺术的品味。杜致礼喜欢音乐，父亲杜聿明告诉她国家正处在动乱之中，学音乐无用，杜致礼只好将音乐梦想搁在一边。
杨振宁表示很理解她，经常陪她去听巴赫、贝多芬的曲子。杜致礼也很喜欢欣赏雕塑，于是，杨振宁便经常带杜致礼去博物馆看雕塑。两个人互相之间并没有谁向谁表白，爱情的到来是那么的顺其自然。
1950年春，杨振宁做了一年博士后结束时，与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签订了5年聘书。杨振宁曾经愉快地回忆到：“考虑了好久，我决定留下。她那时在纽约念书，离普林斯顿一个小时的车程，所以我就留下了。”
和杨振宁相爱的那些日子，杜敦礼感受到了无比的甜蜜和幸福。但家庭的变故常使她情绪难定，致使她与杨振宁的恋爱常常是“晴转多云。”
此时她的父亲杜聿明，正作为43名战争首要分子关押在北京“功德林监狱”。杜致礼的母亲、祖母及4个弟妹，在台北县定居，仅靠曹秀清在台北县烟酒专卖局制品厂当内部收发的微薄工资度日，过着极为清苦的生活。
一次星期天约会，杜致礼未能赴约，杨振宁便打电话询问，杜致礼幽幽地回答：“我给你写信吧。”杨振宁忐忑不安地等来了信，打一开看，只见社致礼在信中写道：“你父亲是新中国的大学教授，我父亲是战犯；你是博士文凭的大学讲师，我只是一名穷学生。为你和你的家庭着想，我们还是分手吧！”
这是个有雨的黄昏，杨振宁读完信，心里十分苦恼。为了消除恋人心头的疑云，他当即动身前往杜致礼居住的城市。夜间十一点钟，他出现在恋人的面前。
正是在这个春寒料峭的雨夜，热恋中的杨振宁讲出一句令杜致礼铭记终生的箴言：“爱情是两个人的事，除非我们自己拆散自己，任何外界的力量都是拆不散我们的。”爱情的温暖彻底驱散了杜致礼心头的忧愁和顾虑。
杨振宁与杜致礼的恋情已经逐步接近婚姻的门槛了。在杨振宁的心中，早已确定社致礼为终身伴侣。他给父母及弟妹写信，告知了自己的婚姻大事，并说明了杜致礼的身份实情。
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当时任同济大学教授，收到儿子的来信，得知他在和杜聿明的女儿谈恋爱，内心不免矛盾重重，但又不能拆散一对相爱的人。考虑再三，杨父亲说：“共产党的政策是一人做事一人当，不搞株连；她父亲是战犯，但与他女儿杜致礼没有关系。”写信告诉儿子，尊重他们的选择，赞成他和杜致礼的婚事。
1950年8月26日，杨振宁与杜致礼在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教堂里举行了婚礼，邀请了他们同学同事，一大群年轻人，在众人的见证下完成了庄重圣洁的仪式，这一年，杨振宁28岁，杜致礼23岁。唯一遗憾的是双方父母都未能到场。
若干年后，杨振宁曾以激动的心情谈起他们的姻缘：“我走进了那家餐厅，早到或者迟到，都将错过与杜致礼相见的机会。我们见不上面，也就谈不上一辈子的婚姻。可命运之神都安排我们在那一天、那个地点相聚……”
婚后，还未毕业的杜致礼搬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里杨振宁的公寓，每个周末夫妻都会团聚。虽然研究所公寓还是由以前军营的旧房子改成的，非常简陋，但是小两口在这里过得格外惬意。
1951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杨光诺。杜致礼毕业以后，在1952年去了台湾陪伴母亲一段时期，在花莲中学当了一名英文教员。后来又回到丈夫身边，在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教中文。
杜致礼知道丈夫事业繁重，家里的事情她都在工作之余尽量自己多承担一些。有一次儿子打球，撞伤了脾脏，必须送医院做手术。此时的杨振宁远在波兰讲学，一切都是杜致礼一个人操持，甚至都没有打电话告诉他。
“我觉得这人很好时，就感觉一切都很好，不一定要他事业多么有成就。我不太了解他的研究内容，可是我尽量不让家里的琐事去打扰他。”杜致礼认为她这样的“独立性”得益于母亲，因为父亲早年从军，东征西讨不常在家。家中大事小情都由母亲独自处理。她是在秉承母亲的风范。
曹秀清年轻照——米脂第一位女共产党员
1956年，人民政府给予战犯更加宽大的待遇。可以与家属通信联系。杜聿明第一次给女儿杜致礼写信。这封信件通过北京战犯管理处转到英国驻华大使馆，再转到英国伦敦，通过伦敦的一位英国数学家转到美国普林斯敦研究院，递交到杨振宁手上。他送到夫人杜致礼的面前。
杜致礼接过信时，见到了多年不见的熟悉的笔迹，信未拆开，泪已落下。当得知父亲一切都好，而且已经治好了病，杜致礼的心中一遍又一遍地感恩。
杨振宁夫妇把收到杜聿明这封信的那一天作为他们家庭的“纪念日”。而且就在当天，杜致礼给母亲曹秀清写信道：“您的老朋友非常关心您！”
曹秀清女士对“老朋友”这个词是心领神会的。
杜致礼
1957年10月31日杨振宁与李政道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当此消息传到北京后，周恩来总理当即决定派出中国科学家代表团杨振宁的老师张文裕和夫人王承书，前往瑞典祝贺。
张文裕在启程前，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到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1号与杜聿明会晤，杜聿明给女婿杨振宁写了一封虽短犹长的祝贺信：
亲爱的宁婿：
我祝贺你获得诺贝尔奖。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
杜聿明 即草
杨振宁也给岳父杜聿明回了信，托张文裕教授带回。信中说，岳父的关怀使他很受感动。
杨振宁夫妇与李政道夫妇
12月10日，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35岁的杨振宁和31岁的李政道登上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全球华人皆为之骄傲。杜致礼与丈夫同行，当杨振宁从瑞典国王手中领过奖时，杜致礼非常激动，感受着丈夫的荣耀，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之中。
1958年初，杨振宁夫妇把曹秀清接到了自己身边照顾。杨振宁对岳母恭敬有礼，上班前总要她房间，敬重地告别：“妈妈，我走了！”晚上驱车回家，见到老太太，总是面带笑容地说：“妈！我回来了！”一家祖孙三代，围坐桌前，说笑谈论，其乐融融。
195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颁布特赦令，首批被特赦的犯罪人员其中之一就有杜聿明。
杜聿明获赦一年后被安排在全国政协当文史专员。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积极撰写文史资料，力求忠实地反映一些历史事实。
当文史专员的杜聿明和溥仪、溥杰、宋希濂
杜聿明被特赦后，给在美国的妻子曹秀清写了一封信，言之切切地希望妻子回到大陆，回到他的身边来。
曹秀清悲喜交集，立即积极准备回国。她于1963年5月21日只身离开纽约，途经日内瓦，于6月3日回到北京。与阔别十几年的丈夫团聚。
1971年，杨振宁第一次访问新中国，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切地会见了他们，杜聿明夫妇、振宁的弟弟妹妹也应邀在座。席间，周恩来风趣地对曹秀清说：“您坐到女婿旁边去，丈母娘最爱女婿嘛！”在座的各位都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1973年夏天，杨振宁偕夫人第三次回国时，毛主席亲自接见了他们。杨振宁转达了全家向主席的问候，毛主席与杨振宁合影留念。此后，杨振宁与毛主席合影的大幅照片一直挂在杜聿明家的客厅里。
一位世界大师，一对模范夫妻，杨振宁与杜致礼的婚姻和爱情成为他向世界科学高峰攀登的动力，也为他的一生增添了一道光环。爱情从科学上讲，就是在获得关于某个人的具体信息资料后，把异性对象的形象同自己头脑中早就存在的思想观念、道德水准要求和理想模式加以对照。一板一眼的科学家与纤细的文学心灵共同缔造了“恰恰好”的婚姻生活。
他们育有3个孩子，都学有所长。1951年出生的长子杨光诺是计算机工程师，1958年出生的次子杨光宇是一名化学博士，1961年出生的女儿杨又礼则成为一位悬壶济世的医生。
岁月悠悠，迟暮之年的杜致礼不幸罹患癌症, 虽三动手术, 仍无力回天, 她与杨振宁相伴53载，于 2003 年病逝，享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