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历时14年的抗日战争以日军的无条件投降而告终。蒋介石此时没有兴起内战，故意在重庆设下鸿门宴，连发三次电报，催促毛主席前往重庆谈判。在蒋介石看来毛主席不会以身赴险的，这样他就可以在占据道义的同时挑起战争。但是毛主席竟然有“弥天大勇”，真的带着周总理等人一同来到了重庆商谈和平建国事宜。而毛主席在走之前做出了三项重要的人事安排。第一项人事安排是推举刘少奇在自己赴渝后代理主席职务。
因为在毛主席离开延安后，我党需要一个人来总领决策，必须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扎实的群众基础以及深厚的党内声望，只有这样才能慑服众人。而这个人就是刘少奇同志。早在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决定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候，刘少奇同志就被派到了民族救亡图存热潮最为高涨的华北地区。他负责我党在华北地区的组织与重建工作，顺利完成我党在白区工作的历史性转变，同时还巩固了我党领导的129运动的胜利成果，领导经验相当丰富。
除此之外，刘少奇同志还是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领导者，曾独立领导三大战略区根据地的开辟领导工作。到1945年重庆谈判时期，他对我党的一中领导工作已经相当熟悉，由他来担任代理主席，相当合适。而从群众基础的角度来看，早在建党初期，他就曾经领导过安源工人运动、省港大罢工以及武汉工人运动等等活动，是我党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在工农阶级中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深受人民认可。
再者从党内声望的角度来看，1920年刘少奇同志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奔赴莫斯科东方大学，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并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员。由此可见，刘少奇同志是当时最合适的人选。他在代理主席期间积极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建设，大力推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为解放战争提供了物质和群众力量。计划二：重新选举新的中央军委。中央军委作为我军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在革命年代具有特殊意义。
为了应对新的形势需要，1945年毛主席前往重庆谈判前重新选举了中央军委成员。毛主席继续担任军委主席，而军委副主席则有朱德元帅、刘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彭老总等人。这样的构建旨在让朱德元帅和彭老总协助刘少奇同志指挥部队。这个完善的军委领导班子使得我党在重庆谈判期间仍能够做出各项军事决策。虽然刘少奇同志经验丰富，但在军事方面还需要专业人才进行辅助。
这样的领导班子在解放战争期间贯彻了整个战争，即使毛主席等人回到延安，中央军委成员也依然保持不变。这些人的实力不容小觑，毛主席在四渡赤水中展现了独一档的军事实力，周总理和刘少奇同志的战略眼光也独具特色，而朱老总和彭老总的军事指挥能力则是拔尖的。正是因为这些人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指挥，科学详尽的排兵布阵，导致国民党在与我军争锋中屡屡受挫。
我军能够从战略防守到战略反攻，这样的战绩与这些人密不可分，也展现了毛主席在用人方面的精准和长远思考。计划三：将彭真、陈云推为候补书记。新的书记处是刘少奇同志的“政治智囊团”，这是为了更好地应对新的形势所做出的重要调整。彭真和陈云被提名为候补书记，是因为他们在政治智慧和工作经验方面都具备了相当的实力，能够为刘少奇同志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这样的调整有助于确保我党在政治方面的稳定性和连贯性，也有助于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在那个时期，我党一直实行的是五大书记制度，所有重要决策都是由五大书记开会商议决定的。但是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前往重庆开会时，参会人数不足五人，这该怎么办呢？毛主席思虑再三，决定选出彭真和陈云作为候补书记，以保证“始终有五人开会”。那么，为什么会选中彭真和陈云呢？彭真是1902年出生于山西的一位革命家。
20岁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参与并领导了中共天津地区的革命工作。由于他的革命意志坚定，斗争意识强烈，很快成为我党最早一批革命者的代表人物。1929年，他因为叛徒出卖而被捕，遭受酷刑折磨。但他并没有屈服，反而在狱中继续学习宣传马列主义，展开各种斗争。出狱后，他继续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可以说从声望和贡献的角度看，彭真完全有能力担任候补书记的职务。
陈云是一位共产主义革命家，曾与刘少奇同志一同参加了五卅运动。他也是我党最早一批领导人之一，从地方县委书记一步步晋升到省委书记、中央候补委员的位置。在上世纪30年代初，他就已经成为了我党中央的领导人之一。因此，他在1945年担任候补书记也是非常合适的。虽然这个五人小组最终没有实现“始终有五人开会”的目标，因为彭真和陈云等人被派往东北，肩负起了抢占东北的重任。
但是后来我党在东北地区的飞速建设证明了毛主席的卓越眼光。毫无疑问，毛主席不仅有“弥天大勇”，还有“诸葛之谋”，能够走一步算三步，早在谈判之前就准备好了应对后续的所有局势发展。这一点在抗日战争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当时，许多人都在鼓吹速胜论和亡国论，而毛主席却以“论持久战”震惊了人们。这无疑证明了他在那个时代的眼光是超凡的。
或许正是因为毛主席的勇气、智慧以及无数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人民才能够创造出一个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