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至1991年苏联解体，中苏两国关系共维持42年。若将其分为四个十年的话，两国关系则经历了不同的四个不同阶段，从友好到对抗，再到对话与重新结交，中苏两国关系之间进行了漫长且复杂的重要转变。
时间来到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局势与政治环境发生重大转变，中苏两国人民迫切希望双方重新回到睦邻友好、合作的正确轨道上。
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时任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3月，在塔什干地区公开发表讲话，向中方发出改善关系的重要信号。
正当中苏关系逐渐升温之时，世纪伟人邓小平却采取一系列重大行动，他先是泼盆冷水降温，并且向勃列日涅夫提出了三个看似有些“严苛”的要求。
事实证明、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这一重大历史进程中，邓小平同志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在“平等”“公开”的大方向下，最终让中苏关系变得正常化……
图｜1954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握手
一、中苏关系的四个阶段变化
中苏两国的关系名义上追溯至20世纪40年代，不过，这种关系真正起源于1917年的十月革命。
俄国十月革命重要性不言而喻，这场革命爆发之后，对于当时的旧中国有着极其猛烈的冲击，许多进步青年纷纷探索十月革命背后的一些细节，迫切希望在华夏大地上开展属于中国人民的十月革命。
带着这一想法，从20世纪10年代至20年代末期，许多中国学子远渡重洋，前往欧洲各个国家勤工俭学，一方面学习知识，另一方面则汲取新文化、新思潮的精髓。
在此期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家的一些事迹、著作，包括在革命中运用的真理，对中国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
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影响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来发生的故事大家都已清楚，中国共产党经历二十多年风风雨雨，终于在1949年10月1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央人民政府。
在几十载的革命岁月中，中国共产主义以及伟大的新社会建设事业，与苏联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
正因如此，新中国成立后至1959年这十年期间，中苏两国、两党关系非常亲热。彼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推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老大哥苏联通过实际行动，支援中国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建设。
政治上，两党之间同样配合默契。如1956年发生的“波匈事件”时，毛主席积极为赫鲁晓夫出谋划策，对方则言听计从。
1957年，赫鲁晓夫投桃报李，给中国提供经济援助方面花了不少力气，他甚至还提出：国际共运由苏共、中共两家共管。苏联方面管西方，中国则管理东方。
两国、两党之所以如此亲热，并非无缘无故。从战略方向上看，当时的中苏双方互有需求。苏联需要中国作为他的社会主义联盟在东方的主要成员国和重要屏障，以及与美国打交道时的一张王牌。
中国则需要苏联为自己抵御西方，和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贷款和经济援助。
1949年至1959年这十年间，中苏两国虽然发生过一些矛盾和问题，从整体关系而言，完全可以用“亲密无间”来形容。
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两党之间出现裂痕。从1959年至1968年这将近十年，中苏两国、两党的关系降至冰点。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共产党进行旷日持久的论战，双方互相口诛笔伐，批判的力度非常猛烈，各种大帽子都给对方扣上。
1968年到1978年这十年，中苏两国的关系从此前的互相骂战甚至升级到了武力冲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双方在边境地区剑拔弩张。
如1969年春夏，我国中段珍宝岛和西段铁列克提双方一共进行三次战斗，伤亡都很惨重。中苏之间的人员来往全部中断，双边业务只限于一点经济贸易。
“本是同根生”的两大社会主义国家，互相煎熬近二十年时间。对此，有评论家称：这一阶段的中苏关系处于最黑暗的隧道中，看不到任何光亮，也看不到尽头。
之所以导致中苏两个大国产生严重的对立与对抗，其中一点就是当时的苏联外交政策已经全面倾向于西方。加上中国快速崛起，让苏联感到寝食难安。
何况老大哥做法还是如同往常一样，希望中国从方方面面都听他们，对于毛主席而言，违背了他一贯主张的公平、正常的外交政策。
图｜欧洲动荡
可是，中苏两国这种长时间的对抗，在很大程度上损害各自的根本利益。时间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局势发生重大转变，为了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中苏两国人民迫切希望两国关系重新回到友好合作的正确轨道上，这是时代关系发展的必然。
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从1979年至1989年，长达整整十年，两国为就关系正常化，进行长时间的谈判。
双方关系正常化进行过程中，世纪伟人邓小平的决策与选择显得至关重要。
二、邓小平走的几步妙棋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已经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核心正确领导之下，屹立于东方的千年古国正进行一系列重大革新，并大力推行与各国友好合作政策。
这些重大决策的调整，其中包括缓和对苏关系。与此同时，苏联方面开始积极调整外交策略，逐步缓和对华关系。
1979年，已经恶化多年的中苏两国进行国家谈判，虽无果而终，却已打破已经延续了十几年中苏两国、两党对立的局面。
谈判之前，邓小平就基本方针作出明确指示。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方谈判人员始终要求苏联方面采取切实措施，消除西、南、北三个方向对中国的武力威胁。苏联则避重就轻，只谈到两国关系一般性原则和发展双边具体领域交往，不涉及这些根本问题。
1980年，中方突然发表公开声明，重申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苏联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建议两国政府特使就改善两国关系一事举行谈判。
对此，苏联给予积极回应。
1982年3月24日，时任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地区公开发表讲话，讲话中他向中方发出改善关系的重要信号：苏联从未否认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且完全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反对“两个中国”概念，就准备改善中苏关系与中方进行谈判。
勃列日涅夫发表讲话后，邓小平同志立即指示外交部对他的这次讲话作出反应。
1982年3月26日，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举行一个很重要的特别新闻发布会。在100多名中外记者的包围下，他表情严肃地发表声明：中方已经注意到苏联勃涅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苏联的实际行动……
这几句话不过70多个字，整场新闻发布会只进行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在这短短几十个字里，却蕴藏着邓小平同志对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看法。
当时中外记者，包括我国外交工作人员都认为邓小平应该会就勃列日涅夫的态度说点“软和话”。万万没想到，中国外交部的这番发言居然那么强硬，且似乎有些不可商量的意思，明确让苏联要先作出实际行动。
至于苏联到底要采取哪些实际行动，才能让中国满意？一些细节内容当时还不得而知。
不久，邓小平采取三大后续行动。1982年4月中旬，邓小平让访华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给勃列日涅夫传达口信，让苏方先做一两件实际行动看看，可以先从阿富汗地区撤军做起，也可以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军。
1982年夏，邓小平特意邀请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到他家里进一步商讨对策。他提出：要采取大的行动向苏方传递信息，争取为改善中苏关系有重大突破。但是，这种改善必须是有原则，条件是苏联方面必须做点事情。
邓小平口中“做点事”，指的是苏联消除牵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即苏联从越南、柬埔寨撤军，或者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撤军或者从阿富汗撤军。
平心而论，邓小平提出的这三个要求，从宏观角度上看虽没有任何问题，却不符合我们通常认知里的外交政策。因为邓小平提出的这三个要求似乎有些过于强硬，引起少部分人的不满或不理解。
图｜世纪伟人邓小平
遵照邓小平的指示，1982年秋，我国就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在北京开始与苏联方面举行副外长级的政治磋商。
世事难料，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因病突然逝世，邓小平决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黄华作为我国特使到莫斯科参加吊唁。
胡乔木则按照邓小平同志口述的内容，很快就拟出一篇书面谈话。这篇谈话内容大概800来个字，里面着重赞赏了勃列日涅夫为中苏关系正常化作出的贡献。
在文中还有这样的内容：20世纪6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恶化到了严重地步。同时希望安德罗波夫总书记与苏联党政当局做出新努力，促使中苏关系得到逐步改善。
随着这篇公开谈话的发表，黄华同志抵达莫斯科，他总共在莫斯科逗留三天半时间，受到苏方超规格的礼遇。
从1982年底开始，中苏两国就关系正常化进行旷日持久的谈判。直至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总书记一职，为打破谈判僵局，邓小平再请齐奥塞斯库给戈尔巴乔夫传递信息，强调：苏方如果能在柬埔寨问题上迈出关键一步，他愿破例到苏联任何地方与戈尔巴乔夫见面。
1989年5月15日，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为期四天的正式访问，这是自赫鲁晓夫于1959年9月30日抵达北京以来，又一位苏联领导人时隔30年后再次踏上中国领土。
在谈话过程中，邓小平郑重地表示：中国人民真诚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
他还从两个方面简明扼要地回顾了中俄、中苏之间近100多年来的风风雨雨。谈到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时，邓小平总结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重点要放在后面的事情上。
这场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中，年过八旬的邓小平记忆力惊人，他的谈话立意高远、论证充分、结论充分、逻辑性强，令戈尔巴乔夫赞叹不已。
在邓小平的不懈推动下，中苏两国关系终于重新恢复正常，这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
图｜1989年，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握手
按照邓小平的构想，中苏关系的未来是两国间一种新型关系，它根本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那种“抱团取暖”的方式方法，有别于70年代那种对立、对抗的局面；只有真正平等、合作共赢，才是这种新型关系的内涵。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中苏双方当时确定的两国关系准则被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完美继承下来，并且发扬光大。
结语
回顾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我们不难发现，邓小平之所以会在两国关系逐渐升温的过程中选择降温，就是因为他希望中苏关系要以一个新的基本内涵来进行。不能像往常那样，苏联方面占据主动。
苏联在阿富汗、柬埔寨以及蒙古边境囤积大量军队的情况下，中国不能与之进行任何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必须让苏联做出一些实际行动，绝不是停留在口头之上的漂亮话，这就是邓小平对于中苏两国新关系的基本认识。
事实证明，他老人家的这一系列战略决策极其正确。倘若当时我国不提出任何实质性要求，一味要和苏联恢复关系。如此一来，势必会损害国家乃至民族的利益，只有在公平、平等的基础上，两国才有可能回归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