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杂志报道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穷财政富养人”现象，看完后让人陷入沉思。
乌蒙山区是指乌蒙山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行政区划跨云南、贵州、四川三省，是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主战场之一。半月谈记者在该地区某县城调研时获得了当地财政局给的一份全年县保工资支出预算表，显示一年的人员总支出为26.3亿元，其中编外人员支出为4.6亿元。
大家可能对这组数据没有什么概念，结合乌蒙山区该县一年的财政收入就有感觉了。
该县2022年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7.02亿元，作为财政收入大头的税收收入为4.14亿元。换言之，编外人员一年的工资社保支出超过了全年税收收入。
有人可能会觉得编外人员工资总支出高于税收收入是因为当地编外人员的收入过高，其实不然，县里的编外人员总数为2.88万人，用4.6亿元的社保工资支出除以人数可得花在每一位编外人员身上的平均支出只有1.6万元左右，换算成月是1333元。
当然，编外人员中的不少成员并非全职职工，如村干部除了从县财政领取补贴外还要干农活或者做小生意，后者才是主要生活来源。不过，即便是长期临聘人员的工资也不算高，一位在县委办公室负责文印工作的编外人员每月工资为2500元，如果能够通过年底考核还能获得6000元的绩效奖金，相当于是年终奖，这么算来全年总收入在3.6万元左右。
不同工作性质的编外人员收入差距较大。以该县某乡为例，政府食堂工作人员的月工资为3500元，办公室临聘人员为2000元，垃圾车驾驶员高达6000元，保洁员只有700元。
由此可见编外人员的平均工资不高，造成4.6亿元支出的主要原因是庞大的编外工作人员数量（2.88万人）。
算上体制内人员的工资社保费用后让该县的人员总支出超过了26亿元，是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3.7倍、税收收入的6.3倍。
问题来了，光是人员支出就远超地方财政收入，算上教育、医疗、扶贫等民生支出，可想而知该县的财政缺口会有多大，县政府如何维持收支平衡呢？答案是上级政府给的财政补助。
乡政府找县政府要钱，县政府找市政府要钱，市政府找省政府要钱，自上而下的财政拨款确保基层政府正常运转。省政府不是印钞机，尤其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往往省一级的财政本来就捉襟见肘，哪里那么多钱支援地方？靠的是中央转移支付。
我国采取的是税收体制是分税制，中央和地方各享一部分财政收入。换言之，地方挣到的钱里有一部分上缴给中央，在支付完国防、外交等属于中央政府的支出项目后再按照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分配多余资金，这就是转移支付。
对地方来说如果上缴中央的收入大于获得的转移支付，那么该地区便是财力净贡献地区，相反则为财力净支出地区。
以2019年（疫情前一年）为例全国31地中有9地是财力净贡献地区，包括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山东、天津、福建和辽宁，剩下的22地均为财力净支出地区。
乌蒙山区位于云南、贵州、四川三省，2019年的财力净支出为1723亿元、1739亿元和2381亿元，分列全国第24、25和31位，均获得了大量的转移支付。
经济欠发达地区为东部沿海省份提供了大量的自然资源、电力、粮食以及最最重要的人力资源，在全国一盘棋的背景下不能简单以财力情况判断一地对全国的贡献程度，因为前面提到的各类资源无法用金钱计量。
不过，接受高额转移支付的地区是否应该在财政支出方面更加严谨、科学、合理呢？如在决定聘用编外人员前先对已有人员的工作饱和度进行测量，看看是否确实需要增加人手，同时杜绝吃空饷情况的发生。
2023年以来不少地区开展了清退编外人员的行动。
今年初哈尔滨要求市直机关编外用人原则上5年内精简完毕；江苏、山东、内蒙古、江西等省份各自精简的编制人员也有上万名乃至几万个不等。
在土地财政遭遇瓶颈的当下精兵简政再次被推上各地政府的议程上来，事关地方财政、地方债等极其重要的问题。
可以想象推行过程中必然会有阻碍，长期形成的路径依赖不是那么容易被打破的，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层，因人设岗现象严重，一个办公室大部分人是某位领导的亲戚或朋友，沾亲带故下动谁都有可能得罪某位领导，如何精兵简政？
前段时间传言某化债困难地区要想获得中央支持就得裁撤一部分人员。虽然该消息的真实性存疑但从侧面反映了部分地区人员冗余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都不容易，精兵简政便是其中之一，可即便困难重重也不能再拖了，有些事情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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