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陈再道的问题经过再次审查后,总政部作出报告交给上级讨论对他的工作是否予以恢复。经过激烈的争论后,最终脱离工作多年的他得到“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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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如何安排职务呢?他作为一个曾经担任过12年大军区司令员的上将,应当安排一个与原职务相当的职位。可也让总政部的人犯难,因为当时大军区一级的正职不缺人,如果说他是政工干部或许还可以,到一个大军区级单位当政委,因为一般大军区级单位都设有多个政委,如第一政委、第二政委,政委等。

可他是军事干部,一个大军区级单位也只能有一个司令员。对于如何安置他,总政部副主任田维新找上级汇报,上级对于这样的问题处理,只能是先委屈担任大军区副司令员,如果有合适的职位在调整。

此时的他在福州休养,索性就安排担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对于副职,陈再道的内心还是有些介意。毕竟七十年代很多中将、少将已经担任大军区正职,给自己当多年大军区司令的上将安排担任副职,心里不顺畅也是正常的。

他也经过思想斗争,从自己靠边站到下放农场劳动,无论是自身情况,还是家庭情况都不是很理想,自己在艰苦环境下中一氧化碳差点出事,与家人失去联系多年。有人对他说,先工作再说吧,一步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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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不仅仅是陈再道被安排副司令员。还有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他俩靠边站时间差不多,复出时间也差不多,也是因为没有合适的职务,被安排到沈阳军区担任副司令员。

不过,杨勇在沈阳军区时间并不长,就被调离去新疆军区担任自治区第二书记兼军区司令员,也就是说恢复到过去的级别。

实际上,是真没有合适的职位吗?非也!

九一三后,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去职,司令员一职由政委代理,而且代理2年多。这期间也就是陈再道、杨勇复出工作的时候。

他没有当司令员,也是遭到阻力的。有人在北京不断给他念“紧箍咒”,在开始的中央党校学习班,他被安排当学员学习。这个学习班是解决福建、江西的问题,他与两省的问题毫无关系,在学习班被当作“反面教员”。

另外还有与他一同恢复工作的王建安,此时也被安排到福州军区担任副司令员,同样也到学习班来,跟他的“任务”一样。俩人在学习班几个月,结束后返回福州。

也就是说,有人认为他还有问题,不建议放在重要职务上,因此杨勇就先一步当选新疆军区司令。

他在担任三年副司令后,被转入军委顾问之列,位居二线。随着拨乱反正到来,一些将领被重新调整,他再次重返一线担任铁道兵司令员,干5年后因铁道兵撤销而退居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