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初，各大军区在那场运动中受到冲击，中央军委接连收到了沈阳、南京、兰州等军区发来的急电。北京军区之前的情况要好一点，到这时候也山雨欲来风满楼。军区司令员兼解放军副总长杨勇上将感到了一丝忧虑，可能自己的厄运也不远了。1月上旬，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被被zao反派带走，军区机关的气氛十分紧张。两星期后的一天凌晨，正在京西宾馆休息的杨勇突然被一阵嘈杂声惊醒，zao反派闯进了宾馆。杨勇的警卫员急忙护送他坐电梯到地下室，从后门出去，乘车回卫戍区。但那些人很快也到了，把杨勇围在小礼堂内。
警卫员挡在杨勇身前，厉声道：“谁敢动我们司令员？不怕死的尽管上来！”这时军区另一位负责人的电话打了过来，对警卫员说，你们交人吧。杨勇顿时明白了，命令警卫员退后，自己从容不迫地走了出来，当天他就被隔离了。
杨勇
起初杨勇被关在军区大院的一栋小楼里，专案组派来看守他的警卫战士隔些天就要换一批。一些干部战士冒着受处分的风险来探望他，一位干部说：“司令员，您的身体怎么样，一定要保重呀！”一名小战士当着看守人员的面，给杨勇送来鸡蛋和挂面，再三宽慰杨勇：“司令员，您要保重身体，国家、军队都需要您！”这让落难的杨勇很感动。杨勇不能和家人见面，唯一的联系是隔段时间写一张小纸条，索取必要的生活物品，由专案组转交给家人。纸条上除了“被单一条，衬衣两件”之类的话语，从不多写一句。杨勇的妻子和孩子们每次拿到纸条都要反复地看，从遒劲有力的字迹里获得些许安慰。随后，专案组为了隔绝杨勇与外界的联系，经常在半夜用遮得严严实实的车拉着杨勇兜圈子，在北京周围开几个小时，再把他送到一个新的地方看管。然而，不论专案组怎么绕路兜圈子，只要到了地方，杨勇一看暗夜中地平线的轮廓或者地形地貌，就能准确地说出这是哪里，由哪支部队驻防。
专案组的人又惊讶又恼怒，问杨勇是怎么知道的。杨勇说，我的职责是保卫北京地区的安全，所有的地方我都仔细查看过地形，作为一名军人，对地形地貌保持清楚的记忆，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吗？专案组的人无言以对。
由于专案组一直找不到杨勇的“罪证”，1970年初，他们把杨勇送到了邯郸一个农场里接受改造。在农场那段时间，杨勇和大家一起下地干活，很卖力。后来一些战士听说这位“老杨”就是以前的北京军区司令员，便想方设法地照顾他，尽量不让他干重活。1971年1月，临近春节，杨勇在篮球场和战士们打篮球时，不慎摔了一跤，右腿骨折了，被送到石家庄某医院治疗。这个医院条件差，杨勇不愿做手术，托人给妻子林彬寄了一封信，化名“王长树”。
一天，有一位也在住院的中年军人，小心翼翼地闪进来，关紧房门，给杨勇敬了个礼，压低声音说：“首长，我姓张，是X军后勤部副部长，当年过草地时，你是团政委，我是团里的一个卫生员，首长一来医院我就认出来了……”临走时，他从大衣里取出两条中华烟，轻轻放在杨勇的床头。林彬接到杨勇的信，忧心如焚，去找周恩来总理汇报情况，周恩来立即批示，派飞机把杨勇接到北京治疗。杨勇很快被送到北京301医院做手术，和妻子、女儿见了面。他住院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有不少老战友和老部下来探望。4月，杨勇的腿伤基本痊愈，不想再住院了。当时审查他的专案组已经撤销，但他并未“解放”，专案组幕后的人还在虎视眈眈。有人劝杨勇离开北京，如果再落入那些人手中，麻烦就大了。杨勇也打算离开北京避避风头，但一时间不知道去哪里。刚好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在北京，来医院探望杨勇。解放军著名的将领“三杨”里，杨得志和杨勇交情很深。红军时期，杨得志在红1军团当团长时，杨勇是红3军团的团政委，两人都听说过对方，还没见过面。1936年红军部队到陕北后，两人第一次见面。
右起，杨勇、杨得志、杨成武
抗日战争初期，杨勇和杨得志成了战友，都在八路军115师343旅。杨勇曾任343旅686团副团长，当时杨得志是团长，他们一起参加了平型关战斗。在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两人也并肩战斗过。抗美援朝战争中，杨得志参战早，曾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杨勇刚到朝鲜时担任20兵团司令员，他指挥的金城反击战得到杨得志的大力支持。杨得志比杨勇大两岁，在战争年代杨勇就称呼对方“老杨哥”。如今杨勇落难，准备出院却无处可去，杨得志一听，豪爽地说：“这事儿你不用发愁，我现在还有一席之地，你来我这里吧，保证你安全！”杨勇很感激，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敢“收留”他、并提供安全保障的人还真不好找，当真是患难见真情。
不久，杨勇出院后来到山东，按照杨得志的安排，住在青岛的济南军区第一疗养院。疗养院条件相当好，给杨勇提供了两套大房子，冬天的房子离海远一点，夏天的房子就在海边，有妻子陪着，孩子们也能来看他。在青岛那一年，是杨勇一生中最悠闲的时光。
杨勇和家人
一次，杨勇的女儿、侄女和孙子都来青岛看他，大家没事就去沙滩上挖蛏子、找螃蟹，或者围着桌子打牌。一家人吃腻了海鲜，孩子们想吃饺子，杨勇还带着他们去挖荠菜，自己包饺子吃。在疗养院的生活闲适自在，不过杨勇并没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境，时时刻刻想着重返工作岗位。杨勇在疗养院的身份是保密的，军区的干部战士不知道他是谁。一次，杨勇的女儿京京出去玩，跑到了山上的一个雷达站，里面一个人影也没有。京京随手拿走一支枪玩耍，发现里面还有子弹，半路上她怕解放军发现，就把枪藏在草堆里。
杨勇听说后气坏了，觉得部队的纪律太松懈，亲自跑到雷达站问情况。值班战士见杨勇看起来像首长，解释说，机器偶尔会出故障，每次都要等人来修，有时候就没人值班。杨勇很吃惊，回到住处还是气呼呼地，说这怎么行，打起仗来怎么办？1972年4月，经周总理过问，杨勇回到了北京，终于恢复了工作，曾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等职，几年后又回到总参，继续担任副总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