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初,各大军区在那场运动中受到冲击,中央军委接连收到了沈阳、南京、兰州等军区发来的急电。北京军区之前的情况要好一点,到这时候也山雨欲来风满楼。军区司令员兼解放军副总长杨勇上将感到了一丝忧虑,可能自己的厄运也不远了。1月上旬,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被被zao反派带走,军区机关的气氛十分紧张。两星期后的一天凌晨,正在京西宾馆休息的杨勇突然被一阵嘈杂声惊醒,zao反派闯进了宾馆。杨勇的警卫员急忙护送他坐电梯到地下室,从后门出去,乘车回卫戍区。但那些人很快也到了,把杨勇围在小礼堂内。

警卫员挡在杨勇身前,厉声道:“谁敢动我们司令员?不怕死的尽管上来!”这时军区另一位负责人的电话打了过来,对警卫员说,你们交人吧。杨勇顿时明白了,命令警卫员退后,自己从容不迫地走了出来,当天他就被隔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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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勇

起初杨勇被关在军区大院的一栋小楼里,专案组派来看守他的警卫战士隔些天就要换一批。一些干部战士冒着受处分的风险来探望他,一位干部说:“司令员,您的身体怎么样,一定要保重呀!”一名小战士当着看守人员的面,给杨勇送来鸡蛋和挂面,再三宽慰杨勇:“司令员,您要保重身体,国家、军队都需要您!”这让落难的杨勇很感动。杨勇不能和家人见面,唯一的联系是隔段时间写一张小纸条,索取必要的生活物品,由专案组转交给家人。纸条上除了“被单一条,衬衣两件”之类的话语,从不多写一句。杨勇的妻子和孩子们每次拿到纸条都要反复地看,从遒劲有力的字迹里获得些许安慰。随后,专案组为了隔绝杨勇与外界的联系,经常在半夜用遮得严严实实的车拉着杨勇兜圈子,在北京周围开几个小时,再把他送到一个新的地方看管。然而,不论专案组怎么绕路兜圈子,只要到了地方,杨勇一看暗夜中地平线的轮廓或者地形地貌,就能准确地说出这是哪里,由哪支部队驻防。

专案组的人又惊讶又恼怒,问杨勇是怎么知道的。杨勇说,我的职责是保卫北京地区的安全,所有的地方我都仔细查看过地形,作为一名军人,对地形地貌保持清楚的记忆,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吗?专案组的人无言以对。

由于专案组一直找不到杨勇的“罪证”,1970年初,他们把杨勇送到了邯郸一个农场里接受改造。在农场那段时间,杨勇和大家一起下地干活,很卖力。后来一些战士听说这位“老杨”就是以前的北京军区司令员,便想方设法地照顾他,尽量不让他干重活。1971年1月,临近春节,杨勇在篮球场和战士们打篮球时,不慎摔了一跤,右腿骨折了,被送到石家庄某医院治疗。这个医院条件差,杨勇不愿做手术,托人给妻子林彬寄了一封信,化名“王长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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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有一位也在住院的中年军人,小心翼翼地闪进来,关紧房门,给杨勇敬了个礼,压低声音说:“首长,我姓张,是X军后勤部副部长,当年过草地时,你是团政委,我是团里的一个卫生员,首长一来医院我就认出来了……”临走时,他从大衣里取出两条中华烟,轻轻放在杨勇的床头。林彬接到杨勇的信,忧心如焚,去找周恩来总理汇报情况,周恩来立即批示,派飞机把杨勇接到北京治疗。杨勇很快被送到北京301医院做手术,和妻子、女儿见了面。他住院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有不少老战友和老部下来探望。4月,杨勇的腿伤基本痊愈,不想再住院了。当时审查他的专案组已经撤销,但他并未“解放”,专案组幕后的人还在虎视眈眈。有人劝杨勇离开北京,如果再落入那些人手中,麻烦就大了。杨勇也打算离开北京避避风头,但一时间不知道去哪里。刚好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在北京,来医院探望杨勇。解放军著名的将领“三杨”里,杨得志和杨勇交情很深。红军时期,杨得志在红1军团当团长时,杨勇是红3军团的团政委,两人都听说过对方,还没见过面。1936年红军部队到陕北后,两人第一次见面。

右起,杨勇、杨得志、杨成武

抗日战争初期,杨勇和杨得志成了战友,都在八路军115师343旅。杨勇曾任343旅686团副团长,当时杨得志是团长,他们一起参加了平型关战斗。在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两人也并肩战斗过。抗美援朝战争中,杨得志参战早,曾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杨勇刚到朝鲜时担任20兵团司令员,他指挥的金城反击战得到杨得志的大力支持。杨得志比杨勇大两岁,在战争年代杨勇就称呼对方“老杨哥”。如今杨勇落难,准备出院却无处可去,杨得志一听,豪爽地说:“这事儿你不用发愁,我现在还有一席之地,你来我这里吧,保证你安全!”杨勇很感激,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敢“收留”他、并提供安全保障的人还真不好找,当真是患难见真情。

不久,杨勇出院后来到山东,按照杨得志的安排,住在青岛的济南军区第一疗养院。疗养院条件相当好,给杨勇提供了两套大房子,冬天的房子离海远一点,夏天的房子就在海边,有妻子陪着,孩子们也能来看他。在青岛那一年,是杨勇一生中最悠闲的时光。

杨勇和家人

一次,杨勇的女儿、侄女和孙子都来青岛看他,大家没事就去沙滩上挖蛏子、找螃蟹,或者围着桌子打牌。一家人吃腻了海鲜,孩子们想吃饺子,杨勇还带着他们去挖荠菜,自己包饺子吃。在疗养院的生活闲适自在,不过杨勇并没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境,时时刻刻想着重返工作岗位。杨勇在疗养院的身份是保密的,军区的干部战士不知道他是谁。一次,杨勇的女儿京京出去玩,跑到了山上的一个雷达站,里面一个人影也没有。京京随手拿走一支枪玩耍,发现里面还有子弹,半路上她怕解放军发现,就把枪藏在草堆里。

杨勇听说后气坏了,觉得部队的纪律太松懈,亲自跑到雷达站问情况。值班战士见杨勇看起来像首长,解释说,机器偶尔会出故障,每次都要等人来修,有时候就没人值班。杨勇很吃惊,回到住处还是气呼呼地,说这怎么行,打起仗来怎么办?1972年4月,经周总理过问,杨勇回到了北京,终于恢复了工作,曾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等职,几年后又回到总参,继续担任副总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