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将粟裕自从58年蒙冤离职后，不能接触部队，一直在搞军事科研的工作。他重感情，虽然自己落难了，在那场运动中仍然力所能及地帮助老战友和老部下。1967年夏天，粟裕听说老部下陶勇去世了，非常痛心，顶着压力派人去上海寻找陶勇的儿女，照顾他们的生活。1969年，粟裕在北京时，又一位老部下钟期光的两个儿子来找他帮忙。钟期光是55年上将，正在隔离审查，他的两个儿子在农村插队，听说征兵开始了，两人一起去报名，却被告知，因为他们的父亲审查还没有结束，他们不能参军。粟裕见到钟期光的儿子，心疼地说：“孩子，你们受苦了！”得知他们参军没有被批准，粟裕说：“我了解你们的爸爸。我们一起战斗，风风雨雨几十年，不能说他没犯过错，但他是一位好同志，以后他的问题会搞清楚的，你们不要急。当兵政审的问题，我给你们作证。”粟裕这样一说，兄弟两人顿时热泪盈眶，感到了莫大的安慰。
粟裕
1955年大授衔，钟期光是湘鄂赣红军仅有的两名上将之一，还获得了三枚一级勋章。当年湘鄂赣边的三年游击战争极其艰苦，钟期光顽强坚持了下来，为这支红军队伍的保存和发展贡献良多。他也是新四军发展壮大的参与者，粟裕的得力助手。钟期光出生在湖南平江县，18岁参加革命，红军时期做到师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调到了新四军，一直在政工岗位上。粟裕担任新四军抗日先遣支队司令员时，钟期光是支队政治部主任，和粟裕配合默契，粟裕专心指挥打仗，钟期光负责调动战士们的积极性和鼓舞士气，争取人心、发动群众的工作也搞得很好。搞政工不光需要出色的能力，也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细致，钟期光无微不至地关怀官兵的思想和生活，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被广大官兵亲切地称为“妈妈主任”。
钟期光
如1943年夏，一次，部队顶着烈日行军，由于体力消耗大，天气太热，大家口渴难忍。钟期光在打前站，带着卫生员，汗流浃背，从老乡那里借来几只大水桶，盛满了清水，放一点消毒用的高锰酸钾，守在路边，招呼路过的官兵们喝一碗凉水，还给每个人的额头上抹一点万金油解困。很多年后，新四军的老兵们还记得这样的小事，说钟主任并没有讲什么慷慨激昂的话，但细微之处见真情，大家一辈子也忘不了。苏中抗战时期，日军的“扫荡”和封锁使根据地的生活极其困难。一位营长去找钟期光汇报工作，钟期光却盯着他的鞋子看，连连摇头。原来这位营长的鞋子后跟磨破了，没有东西补，只好找来一块包装香烟的硬纸垫着。钟期光赶紧写了个条子，交给一位干部，让他无论如何也要设法给营长买一双鞋子。根据地缺医少药，很多干部战士生病得不到妥善的医治。一次，师部机关的一名女会计患急病，需要手术治疗，但战地医院没条件做手术。
当时反“扫荡”战斗正激烈，钟期光考虑到病员是来自上海的知识青年，战事再急也不能耽误救人，于是亲自写了一封介绍信，派人护送病员到三分区，请三分区把她送到上海医治。在钟期光的关怀下，这位女同志安全抵达上海，治好了病，念念不忘钟期光的救命之恩。
1944年，苏中根据地整训练兵时，某连发现几十元公款对不上账，一查是被事务长挪用了。连里认为，这个事务长原本当过伪军，仍然恶习不改，必须严惩，要枪毙他，杀一儆百，纵队首长同意了。情况上报后，钟期光急火火地赶到该部队，耐心地给纵队领导做思想工作，说这个事务长罪不至死，不能因为几十元钱就把人枪毙了呀，要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再说了，基层干部犯错，我们当领导的也有责任，因为教育和关心不够嘛。他才20多岁，人生道路还长着呢，你们重新研究处理办法吧。
钟期光
钟期光的一番话让纵队领导很受教育，那个事务长捡回了一条命，改为戴罪立功。他显然悔悟了，思想进步很大，1945年底打兖州时，他非常勇敢，冲杀在第一线，受了伤还坚持战斗，立了功。后来他因伤致残，退伍了，回到老家，受到了应有的照顾。华东野战军成立后，钟期光还是政治部主任。1948年初攻打确山，华野4纵队与中野一部并肩作战，一位团长蒋新生在激战中头部受了重伤，被担架队抬着去黄河渡口，送往后方医院治疗。蒋新生时而昏迷，时而苏醒，每次睁开眼睛，都看见钟期光主任站在他身边，满脸都是关切。送伤员过河时，钟期光让人找来了崭新的棉衣和大衣，给伤员换上。钟期光担心蒋新生的伤势重，一般的战地医院难以治愈，特意交代送他去大连治疗。经过抢救，蒋新生的命保住了。他给粟裕和钟期光写信汇报情况，两人很快给他回了信，钟期光又亲自办理手续，派人护送蒋新生去苏联做进一步的治疗。新中国成立后，钟期光在解放军军事学院工作过几年，曾任政治部主任和政委，55年授了上将，60年代调到了军事科学院担任政委。钟期光出身农民家庭，自小勤俭朴素，一生不变。他有8个子女，对孩子们的教育很严格。
粟裕和钟期光
钟期光要求孩子们不能搞特殊，把精力放到学习上。孩子们小时候，兜里从来没有零花钱，学校组织游园活动，他们和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样，带的是馒头和咸菜。老四高中毕业时，全班去香山公园聚会，妈妈只给了他3角钱，其中一角买门票，两角是来回车票钱。钟期光的3个女儿上中学，都十五六岁了，穿的衣服还是几个哥哥的旧衣服改的，有的衣服还有补丁。不过孩子们习惯了，从不抱怨。不让孩子依赖父母，是钟家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孩子们离开学校进入社会，从未走过父母的门路，有的去了北大荒落户，或者当普通工人，有的在偏僻的农村“插队”，有的当了兵，在艰苦的边疆服役。60年代后期，钟期光在那场运动中受到审查，好几年都没有人身自由。他有两个儿子在农村插队，后来想当兵，却因为父亲的问题没有被批准。兄弟俩想到了找粟裕帮忙，粟裕见到老部下的孩子也在受苦，心里不是滋味，安慰了他们一番，随后粟裕亲自出面向征兵部门担保，钟期光的孩子总算入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