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将粟裕自从58年蒙冤离职后,不能接触部队,一直在搞军事科研的工作。他重感情,虽然自己落难了,在那场运动中仍然力所能及地帮助老战友和老部下。1967年夏天,粟裕听说老部下陶勇去世了,非常痛心,顶着压力派人去上海寻找陶勇的儿女,照顾他们的生活。1969年,粟裕在北京时,又一位老部下钟期光的两个儿子来找他帮忙。钟期光是55年上将,正在隔离审查,他的两个儿子在农村插队,听说征兵开始了,两人一起去报名,却被告知,因为他们的父亲审查还没有结束,他们不能参军。粟裕见到钟期光的儿子,心疼地说:“孩子,你们受苦了!”得知他们参军没有被批准,粟裕说:“我了解你们的爸爸。我们一起战斗,风风雨雨几十年,不能说他没犯过错,但他是一位好同志,以后他的问题会搞清楚的,你们不要急。当兵政审的问题,我给你们作证。”粟裕这样一说,兄弟两人顿时热泪盈眶,感到了莫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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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

1955年大授衔,钟期光是湘鄂赣红军仅有的两名上将之一,还获得了三枚一级勋章。当年湘鄂赣边的三年游击战争极其艰苦,钟期光顽强坚持了下来,为这支红军队伍的保存和发展贡献良多。他也是新四军发展壮大的参与者,粟裕的得力助手。钟期光出生在湖南平江县,18岁参加革命,红军时期做到师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调到了新四军,一直在政工岗位上。粟裕担任新四军抗日先遣支队司令员时,钟期光是支队政治部主任,和粟裕配合默契,粟裕专心指挥打仗,钟期光负责调动战士们的积极性和鼓舞士气,争取人心、发动群众的工作也搞得很好。搞政工不光需要出色的能力,也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细致,钟期光无微不至地关怀官兵的思想和生活,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被广大官兵亲切地称为“妈妈主任”。

钟期光

如1943年夏,一次,部队顶着烈日行军,由于体力消耗大,天气太热,大家口渴难忍。钟期光在打前站,带着卫生员,汗流浃背,从老乡那里借来几只大水桶,盛满了清水,放一点消毒用的高锰酸钾,守在路边,招呼路过的官兵们喝一碗凉水,还给每个人的额头上抹一点万金油解困。很多年后,新四军的老兵们还记得这样的小事,说钟主任并没有讲什么慷慨激昂的话,但细微之处见真情,大家一辈子也忘不了。苏中抗战时期,日军的“扫荡”和封锁使根据地的生活极其困难。一位营长去找钟期光汇报工作,钟期光却盯着他的鞋子看,连连摇头。原来这位营长的鞋子后跟磨破了,没有东西补,只好找来一块包装香烟的硬纸垫着。钟期光赶紧写了个条子,交给一位干部,让他无论如何也要设法给营长买一双鞋子。根据地缺医少药,很多干部战士生病得不到妥善的医治。一次,师部机关的一名女会计患急病,需要手术治疗,但战地医院没条件做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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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反“扫荡”战斗正激烈,钟期光考虑到病员是来自上海的知识青年,战事再急也不能耽误救人,于是亲自写了一封介绍信,派人护送病员到三分区,请三分区把她送到上海医治。在钟期光的关怀下,这位女同志安全抵达上海,治好了病,念念不忘钟期光的救命之恩。

1944年,苏中根据地整训练兵时,某连发现几十元公款对不上账,一查是被事务长挪用了。连里认为,这个事务长原本当过伪军,仍然恶习不改,必须严惩,要枪毙他,杀一儆百,纵队首长同意了。情况上报后,钟期光急火火地赶到该部队,耐心地给纵队领导做思想工作,说这个事务长罪不至死,不能因为几十元钱就把人枪毙了呀,要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再说了,基层干部犯错,我们当领导的也有责任,因为教育和关心不够嘛。他才20多岁,人生道路还长着呢,你们重新研究处理办法吧。

钟期光

钟期光的一番话让纵队领导很受教育,那个事务长捡回了一条命,改为戴罪立功。他显然悔悟了,思想进步很大,1945年底打兖州时,他非常勇敢,冲杀在第一线,受了伤还坚持战斗,立了功。后来他因伤致残,退伍了,回到老家,受到了应有的照顾。华东野战军成立后,钟期光还是政治部主任。1948年初攻打确山,华野4纵队与中野一部并肩作战,一位团长蒋新生在激战中头部受了重伤,被担架队抬着去黄河渡口,送往后方医院治疗。蒋新生时而昏迷,时而苏醒,每次睁开眼睛,都看见钟期光主任站在他身边,满脸都是关切。送伤员过河时,钟期光让人找来了崭新的棉衣和大衣,给伤员换上。钟期光担心蒋新生的伤势重,一般的战地医院难以治愈,特意交代送他去大连治疗。经过抢救,蒋新生的命保住了。他给粟裕和钟期光写信汇报情况,两人很快给他回了信,钟期光又亲自办理手续,派人护送蒋新生去苏联做进一步的治疗。新中国成立后,钟期光在解放军军事学院工作过几年,曾任政治部主任和政委,55年授了上将,60年代调到了军事科学院担任政委。钟期光出身农民家庭,自小勤俭朴素,一生不变。他有8个子女,对孩子们的教育很严格。

粟裕和钟期光

钟期光要求孩子们不能搞特殊,把精力放到学习上。孩子们小时候,兜里从来没有零花钱,学校组织游园活动,他们和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样,带的是馒头和咸菜。老四高中毕业时,全班去香山公园聚会,妈妈只给了他3角钱,其中一角买门票,两角是来回车票钱。钟期光的3个女儿上中学,都十五六岁了,穿的衣服还是几个哥哥的旧衣服改的,有的衣服还有补丁。不过孩子们习惯了,从不抱怨。不让孩子依赖父母,是钟家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孩子们离开学校进入社会,从未走过父母的门路,有的去了北大荒落户,或者当普通工人,有的在偏僻的农村“插队”,有的当了兵,在艰苦的边疆服役。60年代后期,钟期光在那场运动中受到审查,好几年都没有人身自由。他有两个儿子在农村插队,后来想当兵,却因为父亲的问题没有被批准。兄弟俩想到了找粟裕帮忙,粟裕见到老部下的孩子也在受苦,心里不是滋味,安慰了他们一番,随后粟裕亲自出面向征兵部门担保,钟期光的孩子总算入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