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表面天堂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枪支犯罪死亡率竟然是欧洲第二高,贫困和不平等是这场悲剧的核心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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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瑞典警察在哥德堡枪击现场。该国的大部分暴力事件都发生在大城市。照片:Björn Larsson Rosvall/EPA

媒体信源:The Guardian(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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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和枪击事件令市民和领导人措手不及。用瑞典首相乌尔夫·克里斯特松今年的话说 "瑞典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欧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据官方统计,自2013年以来,瑞典的致命枪击案数量增加了一倍多,而毒品和枪支犯罪自21世纪初以来也稳步上升。克里斯特松关于欧洲的说法并没有错:该国目前是欧洲大陆上枪支谋杀案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大部分暴力事件发生在大城市:斯德哥尔摩、哥德堡、马尔默和乌普萨拉。到2022年,瑞典首都的人均枪支谋杀率约为伦敦的30倍。然而骚乱已蔓延到更小的城市之中。

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现在是瑞典议会中的第二大党团(他们的支持使目前的中右翼政府得以在2022年的大选中掌权),该党团的著名成员很快就把矛头指向了移民。

然而,数据显示的情况更为复杂,生活在受犯罪影响最严重地区的人们的社会财富落后于瑞典其他大部分地区的生活水平。

瑞典枪支犯罪死亡率目前位居欧洲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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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最新数据,瑞典现在是有数据统计的欧洲国家中人均枪支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近年来,该国每10万人的死亡人数已超过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

与其他人口至少为 100万的欧洲国家相比,该国目前仅次于阿尔巴尼亚,2010 年排名不过是第14位。

贫困是暴力热点地区犯罪的主要驱动因素

瑞典警方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一些名为“utsatta”的脆弱地区。这些地区仅居住着该国 5% 的人口,但却与最严重的暴力事件密切有关。

虽然这些地区确实有很高比例的欧洲以外出生的居民以及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但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专家表示这一因素对当前局势的影响要大得多。

构成这些“utsatta”的基础统计领域中,超过80%被定义为面临社会经济挑战,其中一半被归类为面临“重大”挑战。

其中大多数地区的长期失业率高于平均水平,并且还在上升。与此同时,面临贫困风险的人口比例(定义为低于中位数 60% 的经济标准)是全国数字的两倍多。

弱势地区的贫困程度与瑞典平均水平的比较

斯德哥尔摩大学犯罪学教授费利佩·埃斯特拉达·德尔纳 (Felipe Estrada Dörner) 表示,“最终导致犯罪的风险主要由社会经济因素构成”,而不是种族。他的研究重点是青少年犯罪和种族隔离。“这是瑞典乃至国际上一种典型的、众所周知的模式。”

虽然一些统计数据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例如在过去10年中,大多数被指定为脆弱地区的青少年未接受教育或未参加工作的比例有所下降,但瑞典当局还有更多工作要做。

埃斯特拉达·多尔纳表示,应优先考虑加速这一趋势并扭转社会经济衰退的其他方面。“为了减缓帮派新成员的增长,必须减少社会不平等。政府现在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更严厉的惩罚措施,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不平等也是原因之一

近几十年来,瑞典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根据最新统计数据,40多年来收入分配从未如此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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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年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收入分项

埃斯特拉达·多尔纳 (Estrada Dörner) 表示,这种差距导致了该国目前的状况。

他说:“过去几十年来,收入、健康和教育方面的不平等加剧,导致来自不同地区的儿童和年轻人的生活机会差异越来越大。”

枪支犯罪率上升,毒品犯罪率上升

隆德大学副教授、犯罪学家阿尔达万·霍什努德(Ardavan Khoshnood)解释说:"也许瑞典有组织犯罪中最重要的冲突是关于毒品交易的:谁在哪里卖毒品,卖什么毒品。”

他指出,枪支犯罪、爆炸和毒品犯罪同时上升。

瑞典每年的枪支死亡人数和毒品犯罪率

近三分之一的团伙犯罪嫌疑人年龄在15至20岁之间

当局表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儿童被黑帮招募。数据显示,与帮派暴力有关的犯罪(包括过失杀人、谋杀和致命攻击)的嫌疑人越来越年轻。

2012年,15至20岁青少年占此类犯罪嫌疑人的16.9%;到2022年,这一数字将达到 29.7%。

同样的趋势在枪支犯罪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根据瑞典国家预防犯罪委员会的数据,十年前,在与枪支有关的谋杀和过失杀人犯罪中,年龄在15至20岁之间的犯罪嫌疑人不到四分之一(23.6%);到2022年,这一比例接近一半(45.1%)。

在持枪袭击致死案件中警方确认的嫌疑人年龄百分比

这一趋势无法用年轻人犯罪的大趋势来解释。自2013年以来,15至20岁年龄组中涉嫌犯罪的人数总体上变化不大,自2020年以来实际上有所下降。

"从犯罪学的角度来看,人们会认为......所有青少年犯罪的趋势都是一样的。但现实中并非如此,"埃斯特拉达·多尔纳补充说,这是一个 "少而差 "的迹象。

作者:维克多·桑内马克是一名数据记者,在卫报数据项目团队工作,该团队是瑞典调查协会Grävfonden的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