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点认为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确定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奠定了儒学成为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的基础，开辟了儒学与儒生的新时代。
但是近代以来，普遍认为汉武帝“尊儒”，但不“独尊儒术”。
依据汉代史料，汉武帝一朝可考的儒生官员仅有30人，且因为史料所载有限，部分儒生官员的仕途经历并不能得到确认。
这与汉武帝一朝庞大的官僚集团相比较，儒生所占比例甚少，儒生仍然是汉武帝一朝官僚集团中的少数派。
那么，儒生在官僚集团中仍然是少数派的这一历史事实，是否表明汉武帝时期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只是一种历史假象。
进而表明《史记》和《汉书》中所描述的汉武帝时代的儒学欣欣向荣的现象只是司马迁和班固所构造的理想的政治状况。
汉武帝时期的选官制度
西汉前期，主要的选官方式有军功、任子和赀选，有时还会对个别人才进行征召，但这些选官方式本身就存在许多弊端，并不能为西汉王朝提供稳定且具有政治才能的人才。
军功不必赘述，往往能够提供军事人才，却很难提供精通治世理政的政治人才，而任子与赀选。
前者以出身背景为标准，后者则以被选人的财富为标准，二者都并非是重视个人才能的选官方式。
虽然征召重视个人的才能与威望，但一般是针对个人，所选拔的人才数量极其有限，而且往往所征士人年老体衰，并不能委任政事，如“孝文时，天下亡治《尚书》者，独闻齐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余，老不可征”。
汉武帝即位之后，改革选拔人才的方式，确定了以察举制为主体的选官制度。
所谓“察举”，就是考察后予以举荐，察举选官制度是由古代乡举里选演变而来 的荐举制度在汉代的新发展。
察举制度的形成是在汉武帝时期，但以察举取士却并非是始于武帝，早在文帝时期，察举取士已经产生。
察举科目众多，包括贤良文学、贤良方正、孝廉、明经、明法等科，阎步克先生指出，儒生参政所带来的“以德取人”的选官标准促进了汉武帝时期察举制度的形成。
此外，据黄留珠先生考证，汉武帝时期的察举诸科都与经学有关。
虽然察举选官并非完全是 以经学为取士标准，如贤良方正科与茂才科，从所考察内容上来看即并非是以经学为选拔标准。
但细究汉武帝时期通过察举入仕的人才，主要在于儒生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而且其中有些科目从考察内容上看，则主要是面向儒生群体的。
如上述的贤良文学科，《盐铁论·论儒篇》中记御史曰：“文学祖述仲尼，称诵其 德，以为自古及今，未之有也。”
《汉书·西域传》中师古亦注曰：“为文学，谓学经书之人。”可见贤良文学科即以经学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标准。
除此之外，明经一科亦是以通晓儒家经典作为考察人才的主要标准，两者同为察举特科， 但与明经不同的是。
贤良文学在汉武帝时期较为常见，《汉书·严助传》中记有：“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娄举贤良文学之士”，师古注曰：“娄，古屡字。”
明经科则鲜见，考汉武帝时期的史料中亦鲜见以明经入仕的人才，但明经科始于武帝时期是可以确定的。
除贤良文学、明经两科之外，察举制度还包括贤良方正、孝廉、茂才、明法、有道等诸科。
其中，汉武帝时期孝廉一科成为岁举，所谓孝廉，师古注曰：“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廉有廉隅者。”也就是孝子与廉吏的简称，与儒家 所推崇的道德观念趋于一致。
除察举诸科之外，博士弟子课试亦是汉武帝时期重要的选官方式，建元五年，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元朔五年，汉武帝又采纳公孙弘的谏言为博士官置弟子并规定通过考试制度择选博士弟子中优秀者为官。
除上述选官方式之外，汉武帝时期的皇帝征召、大臣举荐、郡国辟除等选官方式虽不倾向于儒生群体，但亦为儒生入仕提供了途径。由“学通行修、经中博士”可知，汉武帝时期，丞相召补吏员亦要求精通经学者以补议曹官。
综上所述，汉武帝时期的选官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儒生群体，扩大了儒生入仕的途径的同时，亦为儒生入仕提供了制度化的保障。
汉武帝时期的儒生任职情况
由上述可知，汉武帝时期选官制度的形成扩大了儒生入仕的途径，使得儒生得以大量的进入汉王朝的政府机构。儒生入仕之后，其任职情况如下：
其一，任职三公九卿等中央高级官员，如赵绾“及代赵绾亦尝受《诗》申公， 为御史大夫”，公孙弘“（公孙弘）为内史数年，迁御史大夫”，兒宽“既成，将用事，拜宽为卸史大夫。
其二，任地方守相、地方内史、地方中尉等官职。
如《汉书·儒林传》中记载申公“弟子为博士十余人，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周霸胶西公内史，夏宽城阳内史，砀鲁赐东海太守，兰陵缪生长沙内史，徐偃胶西中尉，邹人阙门庆忌胶东内 史，其治官民皆有廉节称。”
其三，任中大夫、议郎这一类的议政官员或者谒者、侍中、给事中一类的侍从官员。
如主父偃先后出任谒者、中大夫，“偃数上疏书言事，迁谒者，中郎，中大夫。”周霸被任职为议郎，“青问其罪正闳、长史安、议郎周霸等”。
其四，任职博士与诸侯王太傅。汉武帝时期，博士与诸侯王太傅一职仍然是儒生入仕之后的所任官职的主要类型。
而且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汉武帝专置五经博士，“（建元）五年春，置五经博士”，自此之后博士一职专由儒生充任。
此外，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又采纳公孙弘的谏言规定博士弟子通一艺以上者可补文学掌故，“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
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依此可见，儒生任职郎中在汉武帝时期已经较为普遍。
同时又规定儒吏补任左右内史卒史、大行卒史以及二千石属官或郡属官，“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
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
先用诵多者，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佗如律令。”
汉武帝时期儒生任用的特点
任用儒生的数量庞大。
汉武帝时期仅可考的儒生官员数量就远远多于春秋战国至西汉初期，根据《史记》和《汉书》中的相关记载，汉武帝一朝可以明确的儒生官员一共有30人。
而春秋战国时期，自孔子立儒学至秦灭六国，三百余年的时间，儒生入仕为官可考者仅有10人。秦王朝时期，儒生入仕者7 人。
西汉初期，高祖至景帝时期，六七十余年的时间，可考的儒生官员也不过 9人，仅占汉武帝一朝儒生官员的30％。
除上述可考的儒生官员之外，从选官制度中亦可看出这一点，以贤良文学科为例，每次选拔人才的数量即在百数之上。
《汉书·公孙弘传》中言，“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
汉武帝将公孙弘的对策擢升为第一，公孙弘因此被任为博士，那么原先的第一是否会被罢用，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公孙弘第一次被举为贤良文学之时，史料中并未言明公孙弘为对策第一，但仍然被任为博士，史载：“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天子初即位，招贤良文学之士。
是时弘年六十，征以贤良为博士。使匈奴， 还报，不合上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病免归。”
再如严助、兒宽亦是如此，这也就表明贤良文学的对策高低与是否被任用并无直接联系，所以并非是对策第一才会被汉武帝任用。
此外，汉武帝时期孝廉成为岁举，且规定每年“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汉书·地理志》中记载：“本秦京师为内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
汉兴，以其郡太大，稍复开置，又立诸侯王国。武帝开广三边。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讫于孝平，凡郡国一百三。”
以此计算，武帝时郡国共有102，则每年岁举孝廉为204人。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计算，武帝时期共举孝廉为9792人。
既使是从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开始计算，武帝时期举孝廉人数亦共有8568人。黄留珠先生对两汉时期孝廉入仕情况进行了详细论述。并对两汉以孝廉入仕的官员资历进行统计计算。
而在孝廉的任用情况方面，两汉被举为孝廉可考者为307人，被任用者为183人，占总人数的59.6％，亦在半数以上。
依此而言，武帝时期以孝廉选取儒生的人才数量大约是2643人或2313人，数量之大，是春秋战国至西汉前期无法比拟的。
汉武帝时期的儒生任用与春秋战国至西汉初期相比较，无论是从儒生数量、任职类型还是在选官方式方面，都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儒生入仕开始具有广泛性、正规化、制度化。
汉武帝时期开辟了儒生任用的新时代，儒生得以进入汉王朝的各级政府，并充任各种类型的官员。
但需要注意的是汉武帝时期的儒生任职主要以中下层各级官员为主，而由儒生出任三公九卿这一类高级官员 的情况在汉武帝时期仍然是少数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