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西方提出“文明三要素”,就是判断有没有进入文明时代,需要具备文字、冶金术、城市或宗庙,其中第一项就是文字。

然而,西方的“文明三要素”标准,显然不够合理,只是属于古埃及、两河、欧洲的区域性特征,并不能作为全球的统一标准。比如,印加帝国没有使用文字,玛雅帝国没有冶金术,但能说它们不是文明吗?其实,连西方学者都称之为“玛雅文明”、“印加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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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文字并非文明的必备条件,但在过去,很多事情都向西方看齐,以西方标准为标准,于是中国人出现了“文字焦虑症”,其中一个焦虑就是“夏朝有没有文字”。

鲜为人知的是,对于“夏朝文字”,经过过去百年考证,如今已有基本结论。当然,今天谈论夏朝有无文字,已与“文明三要素”无关,只是为了澄清一些事实,不让流言肆虐。

夏朝文字与甲骨文

甲骨文是一种成熟的文字系统,按照文字演化逻辑,甲骨文不可能突然出现,之前的夏朝理应已有文字。事实上,如今很多考古发现表明,不仅夏朝已有文字,而且五帝前后应该也已经有了文字。

与字母文字不同,汉字还保留了时代印记,比如常见的“豆”字,其实是商代一种豆形食器,恰如苏秉琦所说“象形字的创造者,只能是模仿他们亲眼看到、生活中实际使用的器物形态”。因此,通过考古发现的器物流行情况,可以判断某些文字的出现年代。

比如,甲骨文与金文“酒”字中的“酉”部,其文字展现的形象,最迟出现在二里岗(早商文化)早期,此后考古没有发现,殷墟时彻底绝迹,可见“酉”字最迟出现在商朝早期。但商朝早期之后,“酉”所代表的器型就不再流行,那么“酉”显然就不太可能这时才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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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酉”字,类似情况很多,还有爵、壶、鬲、丙、宫、畐等文字,其中有些对应的器物,在商朝时已不再流行,有些仅流行于距今5000年左右等,显然说明甲骨文上的很多文字是商朝以前创造的。

可以说,想要论证夏朝没有文字、比论证夏朝已有文字的难度更大。因为,如果认为夏朝没有文字,那么如何解释上述这些现象,如何解释汉字起源,如何解释考古发现的五帝时代文字(下文会谈到)?当然,有人会说“甲骨文起源于楔形文字”,但这种说法没有丝毫证据佐证,且两者造字规律、结构、语法等都不同,只能是无稽之谈。

考古中的夏朝符号

过去百年,考古发现了不少夏朝时期的遗址,在其中发现了不少“符号”,比如在二里头一共搜集整理约50例,其他八里桥遗址、洛阳皂角树、伊川南寨、渑池郑窑、陕西商县紫荆等也出土了一些符号。

问题在于:这些“符号”是不是文字呢?夏鼐、邹衡等多数学者认为它们属于文字,少数学者认为只是刻符,总之还存在一些争议。

比如,上图二里头一件陶尊上的符号,三个连成一排,应该是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巧合的是,左边两个符号在八里桥遗址中也出现过,之后在甲骨文与金文中也有类似符号出现。最终,学者蔡运章考证认为三个符号从右到左是“臣曲糟”,即臣屈身奉上美酒来供天神或大王享用之意。

除此之外,学者考证了其他二里头符号,考证出墉、臣、鱼、井、羌、车、皿等文字,认为其中多数与甲骨文存在传承关系。其中,下图源自洛阳皂角树遗址的陶文,学者认为是“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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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学者认为它们属于刻符,并不属于文字。但无论怎么说,这些学者对待夏朝文字却有一个基本态度,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对二里头是不是夏都持非常保守态度、二里头考古队第三任队长的许宏认为:“即使是不同意上述刻符属于文字的学者,在二里头人掌握了文字这一点上也是持肯定态度的。”

其次,对于二里头文化的符号,许宏认为:目前发现的这些刻符,无法代表当时文字的发达程度。

因此,对于夏朝文字,如今最基本的结论是:二里头时期(夏朝)肯定已经掌握文字,只是文字发达程度不好说。

最后,关于本文话题,还有三点值得一提:

首先,考古已经发现诸多五帝前后的文字,比如苏州澄湖良渚陶文、上海马桥陶文、山东丁公陶文、江苏龙虬庄陶文、陶寺遗址的朱书(其中之一见上图)、骨刻文等,都比较成熟,因此夏朝时期显然已有文字。

其次,陶文、骨文等载体比较硬,刻写的不太方便,往往使用更简单的俗体字,现代学者判断甲骨文就是如此。故而,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符号,显然不能代表夏朝文字水平,以五帝前后的文字来看,夏朝文字可能并不落后。

第三,甲骨文考证基本可以确认,商朝日常使用的是简牍文书,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夏朝是否如此?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尽管二里头才挖掘2%,未来大规模发现夏朝文字的可能性也非常低,也就很难揭开夏朝日常文字的真面貌。(上图甲骨文,简牍化的排版)

参考资料:《中国新闻周刊——夏朝的谜底或许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