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为了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包括中央、省、市、县、重要厂矿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共计7000余人,史称“七千人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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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在“七千人大会”上

毛泽东在会上谈到了出现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他说:“你违反了经济规律,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社会主义谁也没干过……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

不过一些会议代表并不完全认同毛泽东的说法,刘少奇在会上发言说:

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是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

刘少奇发完言后,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也发言强调:“这几年犯错误的原因,是党的生活受到了严重损害,忠臣受到迫害,人们不敢讲真话了,看风使舵,吹牛拍马,是十分严重的问题。”

基于当时的客观形势,刘少奇和刘澜涛都难以再逾越自己的身份继续“向上问责”,这最后的一层窗户纸,最终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彭真捅破了。

1月18日,彭真在大会上发言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

彭真这一席话,震惊了在座的所有人。多年以后,薄一波回忆起此事时说:“彭真当时敢于这样披肝沥胆直言,是很不简单的。30年过去了,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是彭真同志的这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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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

第二天,周恩来为了保护彭真,同时使会议不触及毛泽东的威望,他在发言时主动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他说:“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的跟头更大,要中风。现在的问题是要争取时机,不怨天、不尤人,发愤图强,埋头苦干……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

尽管周恩来讲了话,但陈伯达仍抓住彭真不放,他说:“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

彭真见自己的意思完全被陈伯达扭曲了,只好解释说:“现在从上到下,都应该做一些实实在在的自我批评,这不但无损党和毛主席的威信,相反会大大提高,大会的效果也会更好一些。”

毛泽东和彭真

幸运的是,毛泽东接受了彭真的意见,1月30日,他在大会上主动进行了自我批评:

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向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正是因为毛泽东主动承认了错误,“七千人大会”开出了求真务实的风气,为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扭转国民经济困难局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彭真在“七千人大会”上指出毛泽东的错误,是因为他有着很强的党性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并不是针对毛泽东个人,其实在彭真的心里,他是十分崇敬毛泽东的。

毛泽东和彭真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上刮起了一股怀疑四项基本原则、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风,一些领导干部在思想上感到困惑,也发生了动摇。彭真对此深感忧虑,他虽然受过委屈,但从不以个人的遭遇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每当他每谈到毛泽东时,总是先谈其功绩。

1980年初,彭真有一次和秘书杨景宇聊天时,说了这么一番话: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与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是两码事。旗帜就是方向,一定要举;丢掉这面旗帜,就会迷失方向,党心民心会乱,那还得了?
  • 讲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就不能把账都算在毛主席头上,我们这些人都有责任。扪心自问,我不是一个盲目迷信的人,但我就是崇拜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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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彭真

彭真的这番话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力地驳斥了那些否定毛泽东的歪风邪气,他的实事求是的高贵品质,也将永远被后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