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之后,李鸿章取代曾国藩坐上了直隶总督的宝座,这个位置他一呆就是25年。这在清代历史上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因为,直隶总督为天下疆臣之首,负有拱卫京畿重任。朝廷对这个直督人选的选择慎之又慎,能长时间担任的基本是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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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后,朝廷又进行改制,让他兼任北洋大臣,这又使李鸿章成为第一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可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北洋大臣,虽然它是兼职,可有了这个职务,我们就不能称李鸿章为地方大员,而是朝廷重臣了。

晚清时期由于国门洞开,洋人纷纷涌入,对外通商与交涉成为重要事务。为了适应这一形势,一些新生衙门应运而生。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在这个背景下先后设立。南洋大臣最早出现在道光年间,负责五口通商和对外交涉,委派钦差大臣管理,这在当时是临时性的,后来改为由两江总督兼管,此后成常例,称作“通商大臣”或“五口通商大臣”,这就是南洋大臣的由来。

1861年,北方开放三口,并设“三口通商大臣”。为了区别南方五口大臣,习惯称为北洋三口大臣。由于直隶总督的驻地在保定,而北洋大臣又在天津,所以该职务一开始并非由直隶总督兼任,而是专设的三口通商大臣管理。这个职务从设定之日开始,便由崇厚担任,直到天津教案发生,崇厚获罪,朝中大臣建议由直隶总督兼任。

1870年11月20日,在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两个多月后,朝廷正式下文,任命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并命所有洋务、海防各事宜,均归直隶总督经理。

北洋大臣的任命,使李鸿章的权限得到了很大提升。直隶总督管辖一省,但北洋大臣的权力,却不限于一省。它被授权分管北方各通商口岸,在总理衙门之下,所有洋务、海防等事宜,无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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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这是一个涵盖广泛的范畴,它包括对外通商、交涉,及处理与洋商和传教士有关的一切事物,后来扩展至凡涉及西方有关的新兴事业,如电报、铁路、开矿、外语学堂、新式军队训练及各种军事、民用工业等,均在其列。

在军事上,北洋大臣本无兵权,但以直隶总督兼任,兼管河北、热河、察哈尔三区,东北又兼顾吉林、奉天边防,自然是手握重兵。海禁大开以后,京师依为屏障,亦为北方各省进出门户,海防建设和新式海军的建立无不在其掌控之下。

1872年,李鸿章以协办大学士升任武英殿大学士。清代不设宰相,大学士为文官最高品秩,俗称阁老、阁臣。李鸿章荣升大学士,在名义上就是跻身相位了。两年后,他又被晋封为文华殿大学士。清代的大学士冠之以殿阁名,三殿为保和殿、文华殿和武英殿;三阁为东阁、文渊阁和体仁阁。保和殿自乾隆中期以后未再用,所以文华殿居首,习称首揆、首辅。李鸿章以汉人补授,实为破例之举。

晚清时期,朝廷的最高决策机构为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咸丰时期设立的总理衙门实际上和军机处同等重要。尽管李鸿章都没有在这两个位置任过职,但自同光以来,朝廷大政,必先垂询重要疆臣,所以李鸿章坐镇北洋,却能遥执朝政,权威之重,甚至在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之上。

应该说,自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以后,迎来了他最辉煌的时代,也是淮军发展的巅峰时期。这期间,淮军不断壮大,性质也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团练部队逐步发展成国防军,承担起了保卫国防、抵御外倭的重任。

淮军的防区不仅遍布全国大部分省份,而且还延伸至朝鲜、越南等地。淮军将领也开始大批得到提拔,据统计,被提拔为一品大员的共有38人,至于提督和总兵(武职从一品和正二品)一级数量更惊人,约有1300多人,其中700多人全来自安徽。这时的淮军和当年的湘军已不可同日而语,它是辐射全国的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这股力量在民国初年依然左右着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