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彭老总因疾病不幸去世，临终前他给在场的人说道，党内出现了特务，而且这个特务的身份还不简单，身份更是中央核心人员。
这个特务到底是谁呢，他为何能在中央核心任职呢？
多年后，经过查证才知道彭老总说的这个特务名字叫做戚本禹。
1931年，戚本禹出生于上海，在高中时期听到共产党的事迹，他便渴望加入共产党，1949年后他成功加入了共产党地下组织。
他在上学时期就是出了名的笔杆子，写出来的文章的内容让读者感觉到满腔热血，在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后，党内也发现了他的才华，决定好好培养他。
他的一生起点高，成长路上充满了机遇。
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期，中央开始大力发展人才，他学习能力强，文笔极佳，被中央选中，派到北京开始进修。
上天好像是眷顾他一样，很快，他被招纳到了中南海当一名机要人员。
1950年，他进入了秘书室，秘书室的主要工作是通过报纸等宣传工具上整理归纳民间的一些信息然后给毛主席查看。
其他人整理的资料都是一些没用的点，而他整理的资料非常符合毛主席的观看标准，时任毛主席秘书的田家英看中了这个年轻人，并将戚本禹选为自己的助手。
60年代初，因为戚本禹的工作表现让田家英觉得十分出色，决定推荐他担任科长，这让处于青年时期的戚本禹的仕途更上一层楼，可以说田家英是青年时期戚本禹仕途上的指明灯。
1962年，戚本禹调任为《群众反映》的主编，这本刊物是中央领导人用来了解外界情况的内部刊物，所以戚本禹作为主编必须要让《群众反映》写得详细，挑出重点来让领导人看。
毛主席是《群众反映》的最重要读者，他深知毛主席不喜欢阿谀奉承，看到的内容必须都是真实的，所以戚本禹在编辑时将社会好的一面坏的一面都大胆写出来，这一点也让毛主席对他十分赞赏。
随着戚本禹在中南海发光发热，他的职位自然也是水涨船高。
但他的内心也开始渐渐变得“黑暗”。
后来，戚本禹被调到偏僻的乡村参与调研工作。
在工作之余，戚本禹写下了一篇文章，名为《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
这篇文章的发布，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他在农村，信息不通畅，他并不知道自己的文章“火”了。
在他发布之前，当时的人们对李秀成的评价都是正面形象，他是为了保存实力才会对敌人投降。
而戚本禹笔下的李秀成，他的投敌性质却被上升到了背叛事业，背叛革命。
他写出来的内容苍劲有力，读起来很有感染力，很容易将读者带入到文章里面，这一篇文章属于是学术文章，当时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文章爆火的同时，他也受到了许多人的排挤，许多学者认为他写的文章论调不对，直到毛主席再次看到他的文章之后，觉得写得不错，这才得以翻身。
慢慢地他发现原来“笔杆子”也能成为仕途上的帮手，随后，他又写了许多篇关于李秀成的文章，慢慢的许多民众也知道了他的文笔，他也开始名扬天下。
后来，他因为受到毛主席的赏识，被《红旗》杂志社总编辑陈伯达看中，邀请他加入到了由伟人倡导创办的《红旗》杂志社。
进入《红旗》杂志社后，他担任了历史组的组长，当他知道这个《红旗》杂志社的来历后，他几乎把这里当成了家，每天没日没夜地翻阅资料，写出让自己都认为满意的文章发表。
1966年，戚本禹迎来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
戚本禹被毛主席看中，成为了中央办公厅代主任，他犹如鲤鱼跃龙门一般，一夜之间成为了中央重要人员，这让他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当上“首长”之后，他的心境也发生了变化，他开始“拉帮结派”，批判干部，和自己关系不好的就开始“搞对立”关系。
他曾经就抨击过彭老总，他看到彭老总的处境不好，便开始迫害他，实行了“揪彭计划”。
彭老总是我国的优秀将领，先不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彭老总做出的贡献，就单拿建国之后的抗美援朝来说，他立下的赫赫战功就已经让民众对他敬畏不已，他对国家的贡献，说举足轻重都不为过。
但是这群不知轻重的“红卫兵”将彭老总直接抓捕关了起来，他们明面上不对彭老总怎么样，暗地里竟然还对彭老总动用私刑，实在是让人气愤。
周总理得知消息后，立刻找到戚本禹训斥一番，戚本禹迫于周总理的压力这才罢手。
彭老总把一生都奉献给了革命，晚年时期却受到了如此屈辱，实在是不公。
在60年代初，当时很多人把王力，关锋，戚本禹联系在一起，将他们三人称为“王关戚”，他们三人在上个世纪60年代“意气风发，盛气凌人”，常常发号施令批斗谁谁谁。
但是在戚本禹当上办公厅代主任后，看到王关二人被捕，他为了逃避责任，开始写文章说两人的坏话，但这次，戚本禹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
毛主席知道他的作风问题之后，立刻对他施以惩戒。
1968年，戚本禹被中央撤去职务，并被送入了秦城监狱，罪犯“代号6822”
戚本禹在牢房度过了18年，他在权力的巅峰还没有站稳跟脚，便迅速坠入谷底，好比是一颗流星在天空中一闪而过。
随着“文革”被平息，他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在1983年，他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等三条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三年之后，他刑满释放，他不再是之前那个意气风发的“文艺青年”，组织根据他的才华给他安排到了一个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
而他在晚年时期，终于想起了自己最开始的初心，又重新做起了一个作家，他虽然在“文革”时期诬告陷害他人，但他的文笔确实很好。
他前前后后又发表了许多优秀的历史作品。
假如他没有因为权力带来的方便而利欲熏心，那他真的可能会成为一个好的作家，写出让世人都感到满意的作品。
彭老总说他是“特务”，也是有道理的，虽然他没有通敌叛国，但他所带来的政治影响也是极大的，他没有做到一个中央高层该做的事，而是“迫害”国家的重要人员。
时隔多年，他再一次登上了天安门，但这一次他不再是曾经那个“政治上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