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穷,是真的穷。富人的穷,扫扫地缝还能吃三年。

这句话,是鲁迅在《搬家记》这本书中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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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豪门大户哪怕家道中落穷困潦倒,都不至于像真正的穷人那样家徒四壁、饥肠辘辘。

富人们随便卖出一幅名画、一套首饰,就又能吃个三五年,而穷人们全家一个月的生活费,恐怕都抵不上富人餐桌上的一瓶酒、一块牛排。

那么,同样家道中落的鲁迅,在接连搬家的过程中,又经历了何种境遇,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呢?

家道中落

鲁迅祖上一直都是浙江绍兴一带出了名的世家大族。

只不过等到鲁迅出生时,家族就已经开始走向没落,出的最后一个勉强算得上是光宗耀祖的人物,还是鲁迅的祖父周福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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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福清虽然考中了进士,当上了官,但是因为他脾气不好、嘴巴臭、看不惯谁就一定要骂,所以他在官场上的人缘很不好,当了没几年县令,就被林则徐的女婿给斗下了台,只能混个没什么外快的闲职,薪水仅仅够用而已。

尽管这个时候的周家,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可是只要安安稳稳地维持现状,鲁迅家还不至于家道中落得如此迅速。

然而周福清的一个举动,就差点把整个周家都直接给葬送了。

1983年,周福清听说主持浙江乡试的是他的老同学殷如璋,便想给殷如璋行贿,通过作弊走后门,让他的长子周伯宜,以及另外几个亲戚朋友的孩子考上举人。

谁料此事败露,周福清直接被问斩,成了死刑犯。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原本还是个晚清秀才,因为受此案连累,也被革去了功名,还要遭受周围人的指指点点,实在羞愧难当。

为了保住祖父周福清的性命,周家还不得不疯狂变卖家产,卖地、典当,打点关系,才让周福清顺利地活下来。

周福清的性命虽是保住了,但从此,养家的重担就压在了鲁迅父亲:周伯宜一个人的身上。巨大的压力,让周伯宜染上了大烟瘾,他逐渐开始卧床不起,整日醉生梦死。

抽大烟本就是败金玩意儿,开销巨大。

更要命的是,就因为抽大烟,父亲周伯宜还染上了肺结核,从此一病不起,为了治好周伯宜的病,周家也花了数不清的钱。

然而纵观周家成员,基本上没有一个能挣钱的了,这么一大家子人只进不出,日常开销怎么办?只能继续靠变卖家产度日了。

年仅十岁出头的鲁迅,就不得不承担起变卖家产的责任。

那时的鲁迅还没长成,小小的个子,每次都扛着重重的包袱去当铺,人甚至都还没有柜台高,他只能踮起脚尖,才能把包袱勉强托举到柜台上去。

当铺的掌柜伙计,见来的是个小朋友,就会觉得好欺负,每次都要对着包袱里的东西,一顿吹毛求疵挑够毛病,才会给钱。

这个等着被别人挑毛病的过程,鲁迅觉得是最难捱的,总是浑身都不自在。

有一次当铺老板见他来典当一件虎皮袍子,竟还冷嘲热讽地调侃道:“怪不得都说你们周家有钱,这都变卖了好几年了,竟然还有狐皮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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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起来虽然只是一句玩笑话,但是对于正值青春敏感期的鲁迅来说,却是耻辱和羞愧。

但当铺老板说的确实也没错,周家靠着变卖家产维生,竟然都还坚持了好几年,可见周家这殷实的家底,并非寻常人能比。

不过在变卖家产的第三年,鲁迅的父亲周伯宜,还是因病去世了。

自那之后,原本就已经人心涣散的周家,就开始闹起了分家。

变卖祖宅之后,一共卖了一万五千块大洋,这放在当时来说,简直就是一笔突破穷人想象力边界的天文数字。

要知道,那个时候普通老百姓一年的生活开销,也不过只有十二块大洋,只能说周家不愧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但尽管如此,由于周家人丁众多,分家之后,鲁迅也只是分到了一小部分,就连分到的房子,都是最差最小的那一间,摆明了欺负鲁迅没有父亲。

鲁迅虽然不满,拒绝签字,但也无可奈何。然而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为了分家,家里数不清的古董字画,竟然都是论斤贱卖,其中不乏许多书法名家的真迹,实在让人感到可惜。

自力更生

虽然鲁迅三弟周建人,曾用担忧的口吻写道:“这有限的金钱,究竟能够维持多少时日,谁也没有把握。”

但事实证明,分了家的周家后人,还是过得比绝大部分贫民百姓要好得多。

尽管家道中落、分到的家产也并不多,不过分家后的鲁迅,也确实没有因为钱的事情操心过。

分家之后,鲁迅便远离家乡一心求学,他先是到江南水师学堂进修,又是日本公费留学学医,最后毅然选择弃医从文、提笔为刀,走上用文字唤醒国人的道路。

可要知道,无论是在江南水师学堂,还是去日本留学,学费生活费都是一笔巨大的开销。

然而这笔开销对于已经没落的周家来说,仍然能够承担得起,由此可见,世家大族的没落,跟穷人的潦倒,完全是两个概念,没有任何的可比性。

就拿曾在鲁迅家刺猹的闰土来举例,在“少爷”鲁迅四处求学,留学归来,提笔伏案写作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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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的贫农子弟闰土,别说花钱读书了,为了混口饭吃,他还得继续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边种地,一边做各种苦力:挑土、撑船、过着劳累又暗无天日的生活。

成家生子之后,家里开销一大,闰土的生活也就更加不容易了,他只能没日没夜地拼命工作,才能勉强维持一家子的生存。

最终,在命运的无情捶打下,四十岁出头的闰土,脊梁已经被深深压弯,身体佝偻得像七八十岁的老头,看起来麻木而又沉默,丝毫不见当年少年时期、宛若小英雄一般的活泼矫健和灵气。

到了1934年,绍兴空前的一场旱灾降临,闰土家租来的土地也面临绝收,这让本就贫穷的闰土一家更是雪上加霜。

没粮食就没有钱,没有钱就交不起田地的租金,闰土顿时背负巨债,身体也一日不如一日,最终因为没钱治病,病情迅速恶化,使得他在1936年就潦草离世了。

而闰土的悲惨一生,也只是那个黑暗年代,无数底层劳动人民悲惨命运的一个缩影。

同样是自力更生,鲁迅得益于殷实的家底,以及受过教育,境遇就比闰土好得多。

1912年,学成归来的鲁迅,应蔡元培的邀约,担任北洋政府的教育司科长,每月工资三百大洋。为了方便工作,鲁迅便搬进了北京的绍兴会馆。

这是鲁迅的第一次搬家,一开始他原本住在条件要更好的西房,但是后来他又嫌西房太吵闹,于是又自愿搬进更偏僻的补树书屋。

这补树书屋,据说院里的槐树上吊死过一个女人,经常闹鬼,所以没人敢去,然而鲁迅却丝毫不在意条件的艰苦,一直醉心创作,他那篇震撼文坛的《狂人日记》,正是在这个闹鬼的补树书屋里面写出来的。

1919年,七年教育部的铁饭碗,加上各种稿费收入攒下来的钱财,足够鲁迅用来买房了。于是他便大手一挥,直接买下一间四合院,把自己的妻母,还有弟弟弟媳全都接过来一起住。

一大家子人虽然热闹是热闹,但开销也是很大的。

尤其是鲁迅二弟周作人,整天白吃白喝也就罢了,在鲁迅为了搬家忙前忙后累成狗的时候,周作人却还没心没肺地跑去日本游玩,把家里的大小琐事都丢给鲁迅一个人。

而且周作人娶的个日本媳妇,很会摆谱,不但要雇七八个佣人,就连她所居住的那间房屋,也得按照她的要求改成日式,这排场,比起兄弟俩祖父当年在北京做官的时候,还要牛逼。

反观鲁迅自己,一向生活俭朴,一条裤子一床棉被一件外套,用了几十年都没换过,从不追求安逸,这样的他,自然认同不了弟弟弟媳的奢侈铺张的生活观念。

也正因这些生活观念上的大小琐事,加上后来政治立场的不同,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俩的矛盾也越来越大。

1923年,鲁迅一气之下,便带着母亲妻子搬出去自己住,还宣扬要跟弟弟老死不相往来。

搬家记

也正是在这一年,鲁迅结识了比自己小17岁的学生许广平,许广平对于鲁迅相当崇拜和钦慕。

在许广平的勇敢追爱下,鲁迅竟也重新燃起了年少时期对于爱情的期待向往,但他一想到自己早已有家室,且年长她这么多岁,还是她的师长,就觉得二人之间压根没有可能。

想到这段不伦感情终归是要面临世俗的考验,鲁迅一开始并没有想过跟许广平在一起,他多次以自己不配耽误她青春为由,拒绝了她,但许广平依旧锲而不舍,铁了心要冲破世俗的枷锁。

这令鲁迅感到有些疑惑,他问道:“为什么还要爱呢?”

许广平回答说:“先生,你真的会不懂爱情吗?你真的要为这旧世界,牺牲掉全部的生命吗?”

就像是鲁迅的原配妻子朱安,就完全是旧社会包办婚姻下的产物,所以鲁迅对于朱安,完全是出于责任,而并非是爱。

至于真正的爱情究竟是怎样的,鲁迅其实还是十分陌生的。

因此,面对许广平的爱,和自己对于许广平的爱,鲁迅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有些自卑:“不,是我不敢,我明白自己各种缺点,生怕辱没了你。”

可即便面对鲁迅的胆怯害怕,许广平也依旧没有退缩,而是大胆地表达自己对鲁迅的爱,所以最终,面对爱情,鲁迅还是战败了,在1925年放下所有的包袱,告诉许广平,也是告诉自己:“我可以爱。”

于是在1927年,为了躲避周遭的流言蜚语,鲁迅决定带着许广平南下私奔,一同定居上海。

虽然这段师生恋,一直让鲁迅备受争议,但鲁迅对于自己包办婚姻下的妻子朱安,也尽到了应尽的责任,哪怕是跟许广平同居生子之后,鲁迅也不忘按时给朱安寄去生活费。

鲁迅深知,如果就此休掉朱安,对她不管不顾,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仅凭朱安一人,压根就没有办法安身立命,只能沦落到祥林嫂那样的下场,由此可见,鲁迅人格的善良和高尚。

只不过,多次的搬家,加上一大家子人都需要他来养活,使得鲁迅的财务状况大不如以往。从1919年到1924年期间,由于家人生病、教育部欠薪,鲁迅也曾多次借钱,借的钱总共有四千元左右,足以说明这一时期,鲁迅的经济状况十分窘迫。

定居上海期间,鲁迅虽然过上了难得清闲的日子,跟一众志同道合的文艺青年、文学作家们朝夕相处,但由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鲁迅这样的左翼作家,也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通缉。

在此期间,为了躲避追捕,鲁迅不得不接连搬家,过着胆战心惊、东躲西藏的日子。可即便到了如此危险的境地,他依旧没有向反动势力低头,继续用自己的笔杆子针砭时弊、批判社会黑暗,唤醒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想来鲁迅出身富庶,哪怕家道中落,扫扫缝缝也还能再吃三年,但他却并没有选择跟上流社会同流合污、亦或是安于现状享受生活,而是更加深切地看到寻常百姓的人间疾苦,为民发声,启蒙民智,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