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穷，是真的穷。富人的穷，扫扫地缝还能吃三年。
这句话，是鲁迅在《搬家记》这本书中写到的。
都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豪门大户哪怕家道中落穷困潦倒，都不至于像真正的穷人那样家徒四壁、饥肠辘辘。
富人们随便卖出一幅名画、一套首饰，就又能吃个三五年，而穷人们全家一个月的生活费，恐怕都抵不上富人餐桌上的一瓶酒、一块牛排。
那么，同样家道中落的鲁迅，在接连搬家的过程中，又经历了何种境遇，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呢？
家道中落
鲁迅祖上一直都是浙江绍兴一带出了名的世家大族。
只不过等到鲁迅出生时，家族就已经开始走向没落，出的最后一个勉强算得上是光宗耀祖的人物，还是鲁迅的祖父周福清。
周福清虽然考中了进士，当上了官，但是因为他脾气不好、嘴巴臭、看不惯谁就一定要骂，所以他在官场上的人缘很不好，当了没几年县令，就被林则徐的女婿给斗下了台，只能混个没什么外快的闲职，薪水仅仅够用而已。
尽管这个时候的周家，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可是只要安安稳稳地维持现状，鲁迅家还不至于家道中落得如此迅速。
然而周福清的一个举动，就差点把整个周家都直接给葬送了。
1983年，周福清听说主持浙江乡试的是他的老同学殷如璋，便想给殷如璋行贿，通过作弊走后门，让他的长子周伯宜，以及另外几个亲戚朋友的孩子考上举人。
谁料此事败露，周福清直接被问斩，成了死刑犯。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原本还是个晚清秀才，因为受此案连累，也被革去了功名，还要遭受周围人的指指点点，实在羞愧难当。
为了保住祖父周福清的性命，周家还不得不疯狂变卖家产，卖地、典当，打点关系，才让周福清顺利地活下来。
周福清的性命虽是保住了，但从此，养家的重担就压在了鲁迅父亲：周伯宜一个人的身上。巨大的压力，让周伯宜染上了大烟瘾，他逐渐开始卧床不起，整日醉生梦死。
抽大烟本就是败金玩意儿，开销巨大。
更要命的是，就因为抽大烟，父亲周伯宜还染上了肺结核，从此一病不起，为了治好周伯宜的病，周家也花了数不清的钱。
然而纵观周家成员，基本上没有一个能挣钱的了，这么一大家子人只进不出，日常开销怎么办？只能继续靠变卖家产度日了。
年仅十岁出头的鲁迅，就不得不承担起变卖家产的责任。
那时的鲁迅还没长成，小小的个子，每次都扛着重重的包袱去当铺，人甚至都还没有柜台高，他只能踮起脚尖，才能把包袱勉强托举到柜台上去。
当铺的掌柜伙计，见来的是个小朋友，就会觉得好欺负，每次都要对着包袱里的东西，一顿吹毛求疵挑够毛病，才会给钱。
这个等着被别人挑毛病的过程，鲁迅觉得是最难捱的，总是浑身都不自在。
有一次当铺老板见他来典当一件虎皮袍子，竟还冷嘲热讽地调侃道：“怪不得都说你们周家有钱，这都变卖了好几年了，竟然还有狐皮袍子！”
听起来虽然只是一句玩笑话，但是对于正值青春敏感期的鲁迅来说，却是耻辱和羞愧。
但当铺老板说的确实也没错，周家靠着变卖家产维生，竟然都还坚持了好几年，可见周家这殷实的家底，并非寻常人能比。
不过在变卖家产的第三年，鲁迅的父亲周伯宜，还是因病去世了。
自那之后，原本就已经人心涣散的周家，就开始闹起了分家。
变卖祖宅之后，一共卖了一万五千块大洋，这放在当时来说，简直就是一笔突破穷人想象力边界的天文数字。
要知道，那个时候普通老百姓一年的生活开销，也不过只有十二块大洋，只能说周家不愧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但尽管如此，由于周家人丁众多，分家之后，鲁迅也只是分到了一小部分，就连分到的房子，都是最差最小的那一间，摆明了欺负鲁迅没有父亲。
鲁迅虽然不满，拒绝签字，但也无可奈何。然而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为了分家，家里数不清的古董字画，竟然都是论斤贱卖，其中不乏许多书法名家的真迹，实在让人感到可惜。
自力更生
虽然鲁迅三弟周建人，曾用担忧的口吻写道：“这有限的金钱，究竟能够维持多少时日，谁也没有把握。”
但事实证明，分了家的周家后人，还是过得比绝大部分贫民百姓要好得多。
尽管家道中落、分到的家产也并不多，不过分家后的鲁迅，也确实没有因为钱的事情操心过。
分家之后，鲁迅便远离家乡一心求学，他先是到江南水师学堂进修，又是日本公费留学学医，最后毅然选择弃医从文、提笔为刀，走上用文字唤醒国人的道路。
可要知道，无论是在江南水师学堂，还是去日本留学，学费生活费都是一笔巨大的开销。
然而这笔开销对于已经没落的周家来说，仍然能够承担得起，由此可见，世家大族的没落，跟穷人的潦倒，完全是两个概念，没有任何的可比性。
就拿曾在鲁迅家刺猹的闰土来举例，在“少爷”鲁迅四处求学，留学归来，提笔伏案写作之际。
同一时期的贫农子弟闰土，别说花钱读书了，为了混口饭吃，他还得继续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边种地，一边做各种苦力：挑土、撑船、过着劳累又暗无天日的生活。
成家生子之后，家里开销一大，闰土的生活也就更加不容易了，他只能没日没夜地拼命工作，才能勉强维持一家子的生存。
最终，在命运的无情捶打下，四十岁出头的闰土，脊梁已经被深深压弯，身体佝偻得像七八十岁的老头，看起来麻木而又沉默，丝毫不见当年少年时期、宛若小英雄一般的活泼矫健和灵气。
到了1934年，绍兴空前的一场旱灾降临，闰土家租来的土地也面临绝收，这让本就贫穷的闰土一家更是雪上加霜。
没粮食就没有钱，没有钱就交不起田地的租金，闰土顿时背负巨债，身体也一日不如一日，最终因为没钱治病，病情迅速恶化，使得他在1936年就潦草离世了。
而闰土的悲惨一生，也只是那个黑暗年代，无数底层劳动人民悲惨命运的一个缩影。
同样是自力更生，鲁迅得益于殷实的家底，以及受过教育，境遇就比闰土好得多。
1912年，学成归来的鲁迅，应蔡元培的邀约，担任北洋政府的教育司科长，每月工资三百大洋。为了方便工作，鲁迅便搬进了北京的绍兴会馆。
这是鲁迅的第一次搬家，一开始他原本住在条件要更好的西房，但是后来他又嫌西房太吵闹，于是又自愿搬进更偏僻的补树书屋。
这补树书屋，据说院里的槐树上吊死过一个女人，经常闹鬼，所以没人敢去，然而鲁迅却丝毫不在意条件的艰苦，一直醉心创作，他那篇震撼文坛的《狂人日记》，正是在这个闹鬼的补树书屋里面写出来的。
1919年，七年教育部的铁饭碗，加上各种稿费收入攒下来的钱财，足够鲁迅用来买房了。于是他便大手一挥，直接买下一间四合院，把自己的妻母，还有弟弟弟媳全都接过来一起住。
一大家子人虽然热闹是热闹，但开销也是很大的。
尤其是鲁迅二弟周作人，整天白吃白喝也就罢了，在鲁迅为了搬家忙前忙后累成狗的时候，周作人却还没心没肺地跑去日本游玩，把家里的大小琐事都丢给鲁迅一个人。
而且周作人娶的个日本媳妇，很会摆谱，不但要雇七八个佣人，就连她所居住的那间房屋，也得按照她的要求改成日式，这排场，比起兄弟俩祖父当年在北京做官的时候，还要牛逼。
反观鲁迅自己，一向生活俭朴，一条裤子一床棉被一件外套，用了几十年都没换过，从不追求安逸，这样的他，自然认同不了弟弟弟媳的奢侈铺张的生活观念。
也正因这些生活观念上的大小琐事，加上后来政治立场的不同，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俩的矛盾也越来越大。
1923年，鲁迅一气之下，便带着母亲妻子搬出去自己住，还宣扬要跟弟弟老死不相往来。
搬家记
也正是在这一年，鲁迅结识了比自己小17岁的学生许广平，许广平对于鲁迅相当崇拜和钦慕。
在许广平的勇敢追爱下，鲁迅竟也重新燃起了年少时期对于爱情的期待向往，但他一想到自己早已有家室，且年长她这么多岁，还是她的师长，就觉得二人之间压根没有可能。
想到这段不伦感情终归是要面临世俗的考验，鲁迅一开始并没有想过跟许广平在一起，他多次以自己不配耽误她青春为由，拒绝了她，但许广平依旧锲而不舍，铁了心要冲破世俗的枷锁。
这令鲁迅感到有些疑惑，他问道：“为什么还要爱呢？”
许广平回答说：“先生，你真的会不懂爱情吗？你真的要为这旧世界，牺牲掉全部的生命吗？”
就像是鲁迅的原配妻子朱安，就完全是旧社会包办婚姻下的产物，所以鲁迅对于朱安，完全是出于责任，而并非是爱。
至于真正的爱情究竟是怎样的，鲁迅其实还是十分陌生的。
因此，面对许广平的爱，和自己对于许广平的爱，鲁迅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有些自卑：“不，是我不敢，我明白自己各种缺点，生怕辱没了你。”
可即便面对鲁迅的胆怯害怕，许广平也依旧没有退缩，而是大胆地表达自己对鲁迅的爱，所以最终，面对爱情，鲁迅还是战败了，在1925年放下所有的包袱，告诉许广平，也是告诉自己：“我可以爱。”
于是在1927年，为了躲避周遭的流言蜚语，鲁迅决定带着许广平南下私奔，一同定居上海。
虽然这段师生恋，一直让鲁迅备受争议，但鲁迅对于自己包办婚姻下的妻子朱安，也尽到了应尽的责任，哪怕是跟许广平同居生子之后，鲁迅也不忘按时给朱安寄去生活费。
鲁迅深知，如果就此休掉朱安，对她不管不顾，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仅凭朱安一人，压根就没有办法安身立命，只能沦落到祥林嫂那样的下场，由此可见，鲁迅人格的善良和高尚。
只不过，多次的搬家，加上一大家子人都需要他来养活，使得鲁迅的财务状况大不如以往。从1919年到1924年期间，由于家人生病、教育部欠薪，鲁迅也曾多次借钱，借的钱总共有四千元左右，足以说明这一时期，鲁迅的经济状况十分窘迫。
定居上海期间，鲁迅虽然过上了难得清闲的日子，跟一众志同道合的文艺青年、文学作家们朝夕相处，但由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鲁迅这样的左翼作家，也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通缉。
在此期间，为了躲避追捕，鲁迅不得不接连搬家，过着胆战心惊、东躲西藏的日子。可即便到了如此危险的境地，他依旧没有向反动势力低头，继续用自己的笔杆子针砭时弊、批判社会黑暗，唤醒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想来鲁迅出身富庶，哪怕家道中落，扫扫缝缝也还能再吃三年，但他却并没有选择跟上流社会同流合污、亦或是安于现状享受生活，而是更加深切地看到寻常百姓的人间疾苦，为民发声，启蒙民智，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